柏林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0世纪。Berl意为“沼泽”，in是德语中常见的地名词根，所以Berlin最初指“沼泽之地”。直至14世纪，柏林依然只是神圣罗马帝国边疆的一个荒蛮城镇和商货集散地。
军国主义
1415年，柏林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的首府。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1640-1688当政）性格严厉、穷兵黩武，他将普鲁士军队从3.8万人增至8.5万人，占到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由此确立了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特征。
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当政）时期乃是普鲁士的精神立国时代。他提着棍棒亲自训练士兵，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穿军服的君主，人称“士兵王”。他还将军事形式、军事规则强加至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将军事训练的严酷精神渗入普通民众的性格，由此形成“服从、服从、再服从”的普鲁士精神。政府官员尤其要恪守服从、尽职、守时、节俭的职业准则，冯塔纳在《艾菲·布里斯特》中塑造的殷士台顿就是一个被规训成功的典型普鲁士官员形象。1717年，威廉一世敕令在普鲁士实行普遍义务教育，要求学生以军队般的训练方式勤奋学习，必要时教师可辅以棍棒惩罚。日后，托马斯·曼和瓦尔特·本雅明都曾对这种严苛的军国主义教育表达过控诉。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酷爱钢琴与音乐的小汉诺被迫在军事化的实科中学接受教育，他每天在课堂上都胆战心惊、头昏脑涨，以致小小年龄竟度日如年。德国学校及其教师被曼呈现为专制、昏庸、呆板，他们与汉诺这样的天才学生之间构成类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关系。应该说，汉诺的早夭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教育体制促成的。而在凯撒·弗里德里希等学校就读期间，年幼的本雅明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囚徒意识，在他心中，学校的走廊和教室是“抹不去的恐怖事物”，是“时间笼子看不见的栅栏”。集体与个人的冲突及对人群的恐惧都在他的《柏林纪事》中得到了刻骨的铭记。
不过，在专制主义、军国主义不断得以强化的同时，柏林在文化和艺术上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士兵王”的母亲索菲娅·夏洛苔王后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她把莱布尼茨请到柏林，大力资助柏林艺术科学院和柏林科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巴洛克建筑艺术的杰作——夏洛滕堡宫亦为她所建，王后在宫中接待络绎不绝的各国知名学者、哲学家与思想家；而到冯塔纳时代，王家胜地已为普通人开放。艾菲与丈夫经常到这座皇宫花园散步，惬意的休闲生活竟然促成了这对老夫少妻的感情升温。
于是，恰恰是在以服从、忠诚、节制、尚武为核心的普鲁士精神得以确立的时期，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化与精神。它提倡理性、人性，追求科学与“理性王国”，力图摆脱宗教神学观的束缚，并对德国的政治分裂、文化愚昧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与关注。这就是启蒙主义，以莱布尼茨为先导，康德、黑格尔等紧随其后，并通过安德列阿斯·施路特尔的建筑，莱辛的戏剧，巴赫、亨德尔、贝多芬等人的音乐表现出来。柏林由此成为全德意志一级的文化城市。
文化与政治的冲突
19世纪，这种文化与政治的冲突在柏林愈发突出了。1806年，拿破仑率军入侵普鲁士，普鲁士全面崩溃，失去了独立地位。费希特在柏林科学研究院连续发表14次演讲，提出德国历史中存在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号召通过教育和道德复兴来振奋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柏林大学很快成为德意志民族运动最活跃的中心，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成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志愿兵。在如此齐心的全民抗战氛围中，德意志在莱比锡大会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领土基本获得解放，普鲁士也因此成为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象征。之后的德国大学生统一运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普法战争以及1871年的德意志统一，无不以普鲁士及其柏林为中心。
随即，在俄国作家乌斯平斯基的眼中，柏林变成了这样的城市：“长剑，踢马刺，尖顶盔，小胡子，两指按到帽檐敬礼，在帽檐下面紧紧的领口里，露出胜利者的洋洋得意的一张张面孔，这些景象在每一步里，每一分钟里，都可以碰到：这里在举手敬礼，那里在哨兵换岗，另一处在发疯般地举枪挥动之后，又傲然往别处去了。”(《病态的良心》)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国外见闻录》中表达了更多的担忧，“当我走过柏林军官身旁的时候，经常使我感到不安……我觉得惊惶战栗……”。他害怕的不是这些军官本人，而是他们表现出的那种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气质，以及他们作为权力代表的象征意义。谢德林认为，“当代柏林的全部本质，它的全部世界意义，现时都集中在高耸于国王广场上挂着‘参谋本部’牌子的这座大厦里”。
其时，很多知识分子如爱因斯坦、尤里乌斯·朗贝、施特克尔等都曾经表达过对这种黩武气质的反感。朗贝将柏林视为现代世界最令人厌烦事物的象征，认为它一直是“理性主义的家园，是创造性教育的敌人”。这种城市气质下的柏林人相应的也是“素养不足”、粗俗野蛮。他们远离艺术，专注于商业活动、感官欢娱，因而精神空虚。柏林的现代化进程似乎并没有得到精英知识分子的认可。
的确，尽管在很多方面柏林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现代大都会，然而其城市形象却一直是粗鄙、乡土的。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多夫》中毫不客气地对其加以嘲讽：“在这个街道狭窄、毫无特点的单调城市的中央，陡然矗立起埃及式的地窖，挪威式的木屋，寺庙式的回廊，带雉堞的堡垒，还有万国博览会展馆式的建筑……”柏林的现代性在此呈现为拼接、浮躁、怪异、不和谐，或者干脆说是杂乱无章。相比起巴黎，它太土气，远离时尚与精致；对优雅的伦敦来说，它过于粗俗无知，盲目引入各种不相干的风格，因而与经典无缘。
但柏林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与地位又是任何一个亲历19至20世纪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忽视的。自18世纪末以来，在首都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的提议就在席勒等德国学者中广泛讨论。不过据《柏林大学建校史：1794-1810年》记载，柏林大学的提议也曾遭到抵制。内阁首相施泰因认为大量年轻学生的涌入易于造成城市的混乱与道德败坏，而大城市也不适宜学生进行严肃认真的学习。哲学家施莱尔马赫亦认同这一弊端，毕竟柏林已经有几十万人口，“地域过广，物价偏高，诱惑过多，鱼目混杂”，但他还是认为，柏林拥有众多科研机构，人才济济，物资丰富，非常适合建立一所优质大学，尤其是在普鲁士的高等教育遭受拿破仑重创的情况下。开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爽快地将菩提树大街上的太子宫让出来作为柏林大学校舍，并给予了高度的政治鼓励，“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而负责承办柏林大学的威廉·冯·洪堡也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和研究相结合规定为大学的核心理念。地理位置优越，办学理念开放，柏林大学很快就吸引了黑格尔、叔本华、谢林及法学家萨维尼等顶尖级学者前来任教，海涅、马克思、恩格斯、俾斯麦、霍普特曼、斯蒂芬·茨威格等人也都曾在此求学。
19世纪下半叶，普鲁士的哲学、古典文学及浪漫主义艺术（尤其是最具德意志气质的音乐）取得了领先于德意志，甚至是领先于世界的成就。柏林乃至德国作为欧洲文化中的落后者形象改变了，它逐渐成为文化输出者，尤其是普法战争后。叔本华、费希特等人的著作在欧洲思想界风靡一时；瓦格纳的歌剧对法国音乐、象征主义流派等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柏林的现代性及其自然主义戏剧同样令世界瞩目。而在以往，德国作家基本都是读着法国作品长大的，比如托马斯·曼年轻时以埃德蒙·德·龚古尔和于斯曼为典范，而德国的自然主义戏剧更是受到了左拉的巨大影响。柏林的城市形象得到了更多的肯定，从19世纪90年代起，人们把柏林称作“施普雷河畔的雅典”。应该说，这不只是赞美其城市建筑、外观上的变化，更是对其文化成就的肯定。
不过，由于柏林大学的教授是由国家任命的，学术与政治倾向于一体化，这就为普鲁士文化蒙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沃尔夫·勒佩尼斯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中提出，普鲁士的崛起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与政治的结合。
文化的诱惑
另一种反对的声音同时存在。席勒声称，德国的尊严在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和特性都独立于政治变迁之外，正因政治帝国摇摇欲坠，精神王国才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与富足。尼采也认为，为了文化的前途，政治与文化应该分离。在《悲剧的诞生》中，他悲观地表示，对德意志文化最大的威胁恰恰来源于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的胜利。尼采与瓦格纳的分歧也随之产生，因为后者曾将德意志帝国的复苏视为德意志文化进步的先决条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
托马斯·曼也曾经认同这种文化与政治分离的态度，他提出要以德国文化来对抗民主的西方文明，甚至认为“谁要是指望为了所谓人道、理性或英国那一套东西，德意志的特性就该从地球上消失的话，那他就是犯罪”。因此，尽管他与尼采都将德国文化视为德国的特色，但对政治的疏离却让他对德国发动一战一度保持旁观态度；而霍普特曼对一战的热情及二战前对希特勒的滞后判断却鲜明地反映出将文化与政治等同的悲剧后果。
无论如何，在经历了与慕尼黑的竞争后，19世纪80年代的柏林就已经牢牢掌握了全德意志的文化领导权，“要认可一个事物从此都得经由柏林，经由其画廊、博物馆、剧院和音乐厅”。这个城市因此成就了众多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与艺术家。
冯塔纳在花甲之年开始其柏林系列小说的创作，其转型既是他以记者、评论家之慧眼对柏林多年深入观察的结晶，也适应了柏林因发生巨变而亟需现实主义反映的要求。《艾菲·布里斯特》对柏林的现代性与女性命运多有反思，它既看到了贵族妇女在大都市中与便利的物质设施、休闲生活相遇的欣喜，看到了她们拥有更多生存空间的可能性，同时也思考了她们的脆弱、孤独与相互之间的隔膜。作品集中反映了作家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特色，冯塔纳由此成为19世纪末最重要的德国现实主义作家。
霍普特曼在柏林打拼靠的却是另一种在柏林早已深入人心的艺术形式——戏剧。尽管他的《日出之前》《织工》等剧作并非以柏林生活为题材，但是其绝大多数剧作却都是在柏林首演，而且其书写底层平民的自然主义风格总能引起轰动与争议，之后再迅速传播到其他城市和国家。柏林对戏剧的狂热以及对自然主义风格的包容、接纳使得这个外省年轻人在27岁一举成名，“三十岁时就统治了德语戏剧的舞台”。当时还在读中学的茨威格日后回忆，每当维也纳城堡剧院准备上演霍普特曼的戏剧，在开始排练之前他和同学就会激动好几个星期。
1900年，茨威格欣喜地来到柏林大学，在攻读哲学的幌子之下狂热地从事诗歌创作、文学交流。在他看来，相比起维也纳狭小、安逸而又充满束缚的资产阶级环境，正在发展为国际性大都会的柏林是如此新鲜生动而富有活力。其自传体作品《昨日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柏林形象的怀念与祭奠。不过，此时的本雅明却正在富裕的柏林西区度过衣食无忧却又有些孤独寂寞的童年。上官燕在《游荡者，城市与现代性：理解本雅明》中认为，“社会等级制度这堵看不见的围墙将这座巨大的柏林城分成了两个区域，其中一个是他可以自由活动的柏林西区，而另一个是他无法逾越的穷人所在的领域”。
德布林笔下的亚历山大广场正是这“无法逾越”的领域之一。因为不幸的家庭境遇，德布林在贫困的柏林东区长大。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又回到这里开设诊所，其病人大多都是工人、妓女、小贩等底层民众。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效仿霍普特曼，以追求绝对真实的自然主义笔法书写他们动物一般肮脏、丑陋的生活境遇。由于专攻神经病学与精神病理学，他在日常工作中疗治的是这些小人物的精神疾病与精神创伤；在创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时，他又通过解析毕博科普夫、赖因霍尔德等个体的灵魂，试图把握柏林这座城市的灵魂。或者说，展示这座城市的社会悲剧和底层人物的精神伤痛，是他思考人类灵魂这一伟大工程的一部分。
一战后的德国曾饱受巨额债务、通货膨胀之苦，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柏林奇迹般地又进入了一段经济繁荣期。美国的现代化技术、爵士乐时代的欢歌纵舞如潮水般涌入，柏林西区拥有全欧洲最大的啤酒店、旅馆、电影院以及最大的剧院，裸体舞、脱衣剧和淫书淫画泛滥一时。与此同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博士对同性恋权利的捍卫及他一手创办的性科学研究所也可作为柏林性开放的一个注解。W.H.奥登和克里斯托弗·衣舍伍德这两个极欲摆脱传统性禁忌的英国年轻人兴高采烈地扎进这个现代巴比伦，他们在很多作品中书写它，在梦境中留恋它，视其为精神家园和实现自我与自由的应许之地。尤其是衣舍伍德，在此居住三年有余，《再见柏林》《萨利·鲍尔斯》《莫里斯先生改变了火车》等作品均以他在柏林的所见所闻为创作资源。
然而，随着魏玛共和国走向终结，柏林也日趋封闭、动乱和法西斯。这座城市在自由、放纵背后的军国主义色彩再度暴露，文化的诱惑终不敌政治的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