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靜園。
2011年秋天的某夜凌晨2點，在北京大學西南門外的麥當勞餐廳二層，三名睡眼惺忪的文科男生在經過長達4個小時的爭辯和憧憬後，舉起可樂杯，慶祝“靜園書會”成立。最早提出動議的王飛說：“希望有朝一日，會有人紀念這一時刻。”
三年後，唯一留守北大中文系的李浴洋，時隔一年重新召回當年“靜園書會”的讀友，以“新文學讀書會”之名繼續下去。在高等學府的校園里，一夜成形的讀書會不計其數，而這種“復活”卻可謂罕見。清華“清園書會”的發起人石岸書，用“云聚云散”來形容當今校園里的學生讀書會。流行而短命，成為學院讀書會的一個普遍表征。
而即使如堅持8年的北大“儒行社”、歷經13年而不斷的“公民讀書會”等個別的“長壽者”，也再難重現當年棲身靜園五院的“批評家周末”和李猛等人主持的“福柯小組”一般擲地有聲的學術和文化影響力。當下的學院讀書會，更加低調內斂，更多地以參會個體的知識和經驗輸入為旨歸，不再主動參與公共生活。
在這種“向內轉”的整體趨勢下，學院讀書會以一種無聲的堅守，更加接近“讀書會”的本來意義，通過拉遠與現實的距離，對當代喧囂與狹隘並存的文化氛圍與學術體制形成一種靜默而沉潛的對抗。
黃金期
向時代發問
1989年秋，賀桂梅考入北大中文系，而與她同時入駐靜園五院的“批評家周末”，直到四年後才與她正式相遇。令她至今難忘的，除了謝冕和洪子誠兩位先生“嚴肅、認真和堅持”的態度，更多的是對當時文化與文學問題的介入和關注，如兩次“當代文學的理想”討論與南方“人文精神”論證的呼應，以及對當時流行的《廊橋遺夢》、《許三觀賣血記》、《北京人在紐約》等文學文化作品的實時研讀和批評。
對時代敏感，對學科反思，在文化語境的變遷中重讀文學經典、掃描文化現象，是“批評家周末”堅持了十年的風格。雖然參與討論的學生始終不多，但每個周末，從安靜的五院都發出了對時代進行獨立批判的聲音。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建制，得益于無數個周末的討論和爭辯，不少批評界的中堅力量也由此走出。雖然當時在中國學院內還沒有正式引入“讀書會”的名稱，但“批評家周末”在組織和運行中本質上采用了讀書會的形式，已在不自覺之間，成為學院讀書會早期“黃金時代”的先驅。
而真正讓“讀書會”作為一種知識交流與傳播形式大放異彩的，無疑是由北大社會學系李猛從1996年開始組織的“福柯小組”。每周六早9點到下午五六點，來自歷史、文學、法學、社會學多個專業的小組成員聚在中國文化書院，邊翻譯，邊閱讀，邊討論。通過艱難地啃書，追引並推進着那個時代的學術潮流。
賀桂梅作為同時代人，對“福柯小組”印象頗深，還記得他們讀福柯的作品，“主要是受劉小楓影響的。”當時在北大，也有其他的讀書小組，閱讀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和韋伯等人的著作，但並沒有造成“福柯小組”那麼大的影響。即使在學院讀書會“史前”的“黃金時代”，能夠以這種形式真正在公共空間發聲，並產生有效作用的案例，也並不常見。
“批評家周末”推進了當代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知識建構，而福柯小組則對于福柯向國內的輸入和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這種在學術和文化上的影響力，由具有民間性質的讀書會來完成，在今天看來似乎不可思議。但在當時，仿佛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無論是“批評家周末”還是“福柯小組”，主持和參與者都是當時的“精英”。“福柯小組”成員如李猛、渠敬東、應星、吳飛等，如今已星散于北大、清華、人大和社科院等重量級學術機構，成為學界骨干，並带領各自學生繼續開展由自己當年的實踐所論證過的讀書會。
如果說李猛等人的嘗試讓人們看到了讀書會生產學術能量的可能性，鼓勵並促成了讀書會在人文領域的紮根和風行，那麼從公共知識影響力的角度看，中國學院讀書會的“巅峰”，開始並結束于讀書會在校園普及之前。
在學院讀書會剛剛興起並逼近視野中心的“黃金時代”，讀書會本身更多的是作為一個討論交流的工具或不自覺的組織方式而被征用，與現場的學術行為和需求自然結合。如今很多課堂的組織和文史哲老师與學生的例行會面指導沿用這種讀書會的外在形式，只不過這些“讀書會”的建立邏輯是自上而下的，無法達到一種平衡的結構，本質上仍是一種單向的授業解惑，並非如“批評家周末”和“福柯小組”一般，是從對時代的發問中產生的回音。
過渡期
尋智識盟友
靜園是北京大學校園內最大的一塊草坪，東西兩側的六個院落，在2013年搬遷之前一直是文史哲三大人文學科所在地，也曾是北大書香最濃郁之處。草坪茂盛而不忌諱踩坐，適宜促膝長談，因此許多學生組織的文藝活動和聚會都可以圈地進行，免費而又有風情。2011年9月，“靜園書會”就選定這塊草坪進行了首次討論，並以此地命名。
靜園書會的參與者以北大中文系2011級的碩士男生為主，參與者各自提名閱讀書目，由投票公選決定每學期的書單。每次討論指定兩到三本書，由一名主講人梳理文本大意，講述閱讀心得，並有評議人進行回應，最後有自由討論環節。
討論的地點除了第一次在靜園舉辦，之後基本屬于“游擊”狀態。北大暢春新園2樓古代文學專業李遠達同學的二人間寢室，常成為幾個男生擁擠的據點。旁邊寢室當代文學專業的石岸書和文藝學專業的石磊把自己的椅子搬過來，再從比較文學同學的宿舍借兩把椅子。如果還是不夠，剩下的男生坐桌子、坐床、靠在窗台上，激烈爭辯時，站起來方便。
靜園書會就以讀書和跨學科的知識輸入為目的，雖然也暢想過日後發展為有實力的學術共同體，但並沒有追步“批評家周末”或“福柯小組”的野心，大多抱着誠惶誠恐的心態，希望通過與同輩的交流，補充眼界和不足。閱讀書目從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到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從柄谷行人的《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到李碧華的《霸王別姬》，似乎有書就該讀，沒有外界的刺激和交流。
基于同學友誼而聚齊，再尋求合適的讀物，以“會”带“書”的邏輯，自然難以兼顧各人的興趣，而在選書一節爭論不已。等各自忙碌起來，于讀書會的投入漸少，除核心兩三人勉力維系，大多心不在焉，直到研究生三年級，終于聚不起來。隨着靜園六院各系搬遷到未名湖右，靜園書會也告一段落。
石岸書是靜園書會“元老”，而博士期間進入清華讀書後，又攜同門师兄弟創辦“清園讀書會”。他想得很簡單，希望“在清華這個人文學科比較少的環境里，營造一點小小的讀書氛圍。”
讀書會的想法得到了導师汪暉的支持，推薦書目，並帮忙借用社會人文高等研究所的會議室，每隔一周的周五下午2點到5點開展討論。在學校組織讀書會，成本極小，物質條件很容易滿足。但想要真正維系甚或“成功”，門檻卻並不低。
對人文領域孤獨求學的學生來說，讀書會的吸引力總是很大。一開始大家都特別熱情。有位已在上海做老师的师兄，甚至還曾特意跑到賓館開房間以便通過視頻參與討論。然而，轉年過來，大家的熱情就已下降很多。石岸書對于這種情況已有心理准備，“進入研究生階段，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興趣領域和小圈子，很難找到一個讓大家都滿意的主題或著作，把熱情維系下去。因為讀書會沒有什麼外部約束力量，很難持續。”
與當年李猛等人的讀書小組相比，“福柯小組”的切入點在“書”，“會”成為他們解決閱讀困難的手段；而“靜園”和“清園”的切入點在于“會”，首先想要搞讀書會，而後通過選“書”來服務于“會”。在“清靜”的學院語境中，缺乏對外部現實與時代的問題意識與動力，僅憑對讀書的向往和一點內在的興趣，注定難以為繼。
轉折
受縛于學術職業化
2014年秋天，在靜園書會停辦一年後，發起人之一李浴洋把當年的讀友重新召集起來，組成了“新文學讀書會”。好在大家畢業後幾乎全部留京讀博，使讀書會的重組相對順利，得益于舊日成員的流動和新交，讀書會的構成覆蓋了北大、清華、人大、北师大、首师大、北郵、藝術研究院等多個院校。除了規模有所擴大，與前身“靜園書會”不同的是，新讀書會具有明確的主體意識和組織方向，立意從人文學術的角度和背景來觀察思考近代以來的中國問題，並試圖打破“閉門讀書”的壁壘，與現實和當下展開對話。通過與讀書會外部的接觸和碰撞，為這一小小的群體提供不斷的新鮮刺激和持續動力。
除了日常性的閱讀經典理論著作外，新文學讀書會有意識地增加了對學術動向的把握和反應，在過去一年中先後對王德威和陳國球的《抒情之現代性》、趙園的《家人父子》以及姜濤的《公寓里的塔》等新書進行即時討論，並以書評和筆談等形式在期刊和報紙上發表，主動參與學術和文化動態。關于“抒情性”的討論引起王德威本人重視，不僅以書面形式進行回復，還將討論成果推薦給學術友人商討。而在討論姜濤新書時，作者本人和錢理群教授也應邀前來，參與討論。
李浴洋發現，進入獨立研究階段後，同齡人產生了與學術界對話的需求，而讀書會這一“共同體”可以輻射出論文、會議、學術信息和資源共享等多方面的學術機會，這僅憑個人的一己之力難以完成。
“學術機制和學術環境越不好，有心想要讀書的人越是需要讀書會，可以在交流和碰撞中形成小的場子，集體發出聲音。學術環境更好的時代，有比較公正的評價機制和學術共同體，只要有能力，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都能夠得到公正的評價。”賀桂梅無奈地指出，“現在，還是需要通過一些小圈子來發聲。”
高校人文領域的讀書會此起彼伏，也有這方面現實的原因。趙曉力在回憶“福柯小組”時曾說：“學術並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來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非說小組是什麼，那麼，我寧願小組是一個友愛共同體。”這種理想化的描述，在當初那個年代或許可能實現，可在今天已不適用。學術的職業化進程，讓讀書和友愛只能排在第二位，學院讀書會對于學生最迫切的意義恐怕就是“抱團取暖”，多個微薄的力量以書為盟，團結起來，才有勇氣在學界的荊棘中攙扶跋涉。
錢理群曾先後兩次受邀參與靜園書會和新文學讀書會的討論，並留下一句忠告：“青年人之間的交流，重要的是認識你自己和找到你自己。”
這種對自己青年身份的反復逼視，卻讓李浴洋清醒地意識到，即便讀書本身可以做到去功利化，但是在現時的評價體制下，大家在百忙的學業中抽出時間來參加讀書會，時間一久，必然有現實層面的考慮。“有效性”成為讀書會的命脈。如果長久沒有體制內現實的回報，無論多麼“友愛”，都會如校園里絕大多數的讀書會一樣，曇花一現。
姜濤在討論時總結過一句話：“形式上的緊張感，可以带來討論中的有效性。”為了尋求與學界的對話，為了把讀書會的效果落到實處，讀書會有時不得不把參與者搞得很累、很辛苦。每次讀書會的報告人必須提交討論題目和提綱，像學術日程一樣發表，乃至成文，這讓李浴洋作為同輩的組織者承擔了一些壓力。而他用以“回報”大家的，只能是積極地聯絡協調學術資源，爭取讓參與讀書會的同人得到體制內的回饋。
這不禁讓旁觀者唏噓：難道讀書本身不是就構成回報了嗎？
隱匿
無涉于時代的“靜讀”
在大學校園里，潛伏着一條與學術體制平行的讀書會傳統。這些讀書會真正躲在書本之後，沒有現實的指涉和擠壓，反而堅持得更為長久穩定。
北京大學“儒行社”的小讀書會已連續辦了8年，目前同時開設《論語》、《大學》、《孟子》、《中庸》、《周易》和《詩經》等多種國學經典的讀書會。讀書會由中國哲學史專業的博士和碩士作為主講人带領，每周討論。
社長佟欣妍說：“閱讀中國經典文本不是一時的熱鬧，而是在熱鬧中的沉靜，在沉靜中的反思，在反思中的修養。”這一代表儒行社的發言，似乎表明了一種對抗喧鬧不已的文化氛圍與日益冰冷的學術體制的“靜讀”姿態。
中國政法大學校園內的“公民讀書會”更是默默傳承了13年，最初由閱讀興趣結集，閱讀的書目主要集中在政治學經典，每學期讀一個名家的著作，近幾年的書目為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和霍布斯的《利維坦》。
“取‘公民讀書會’這個名字，意在強調讀書會每個人的公平參與，沒有絕對的權威和領導者，采取‘自治’模式，每年由博一同學擔任CEO（‘執政官’），負責協調時間、場地和書目。”現任CEO陳丹陽介紹說，“所有擔任過CEO的‘執政官’，卸任後自動進入‘元老院’，作為論文評議的嘉賓‘發揮余熱’。 ”
在陳丹陽看來，公民讀書會給渴望閱讀學習的同學提供的是一個“平台”，CEO年年換代，而平台始終保持穩定，因規定由博士一年級學生負責，選本和閱讀的質量又能得到保證，參與讀書會純粹為了閱讀和吸收知識，不考慮對書外世界的影響或“輸出”，獨善其身，呈現出與現實“遠離”的姿態。
這種對經典文本的沉潛回歸和嚴肅閱讀，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劉國鵬等人于2012年4月發起的“知止中外經典讀書會”中表現得更為極致。從2014年開始讀柏拉圖讀《理想國》，每周討論，抽絲剝繭，線上線下反復敲打，至今仍在繼續。近乎匠人般的閱讀，已與時代性無涉，卻以一種近乎執拗的慢讀姿態，得到了文化學術圈的接受和認可，呈現出劉國鵬對讀書會這一形式在當下意義的理解：“讀書會只是供人舍筏登岸的工具，而無形的讀書會，即自我的修習、求知，終生向學，乃是我們樂見其成的結果。”
趙曉力曾將“福柯小組”式的讀書會形容為“無形的學院”，而劉國鵬則在當下提出“無形的讀書會”。這在某種程度上，暗示讀書會已完成從學院的代償隱喻到閱讀的“靜園”象征這一文化身份轉變。
在公共文化空間和網絡媒體越來越多地承擔起公眾話語和現實批判職能的今天，學院內的讀書會已經不再是最合適的意見領袖成長空間或文化學術發聲群體。放棄與時代的正面對話，遠離當下文化現實，返歸傳統和本真的閱讀行為，似乎成為更適合學院讀書會的生存本位。
放棄與時代的正面對話，遠離當下文化現實，返歸傳統和本真的閱讀行為，似乎成為更適合學院讀書會的生存本位。
B03-B04版采寫/新京報記者修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