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静园。
2011年秋天的某夜凌晨2点，在北京大学西南门外的麦当劳餐厅二层，三名睡眼惺忪的文科男生在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争辩和憧憬后，举起可乐杯，庆祝“静园书会”成立。最早提出动议的王飞说：“希望有朝一日，会有人纪念这一时刻。”
三年后，唯一留守北大中文系的李浴洋，时隔一年重新召回当年“静园书会”的读友，以“新文学读书会”之名继续下去。在高等学府的校园里，一夜成形的读书会不计其数，而这种“复活”却可谓罕见。清华“清园书会”的发起人石岸书，用“云聚云散”来形容当今校园里的学生读书会。流行而短命，成为学院读书会的一个普遍表征。
而即使如坚持8年的北大“儒行社”、历经13年而不断的“公民读书会”等个别的“长寿者”，也再难重现当年栖身静园五院的“批评家周末”和李猛等人主持的“福柯小组”一般掷地有声的学术和文化影响力。当下的学院读书会，更加低调内敛，更多地以参会个体的知识和经验输入为旨归，不再主动参与公共生活。
在这种“向内转”的整体趋势下，学院读书会以一种无声的坚守，更加接近“读书会”的本来意义，通过拉远与现实的距离，对当代喧嚣与狭隘并存的文化氛围与学术体制形成一种静默而沉潜的对抗。
黄金期
向时代发问
1989年秋，贺桂梅考入北大中文系，而与她同时入驻静园五院的“批评家周末”，直到四年后才与她正式相遇。令她至今难忘的，除了谢冕和洪子诚两位先生“严肃、认真和坚持”的态度，更多的是对当时文化与文学问题的介入和关注，如两次“当代文学的理想”讨论与南方“人文精神”论证的呼应，以及对当时流行的《廊桥遗梦》、《许三观卖血记》、《北京人在纽约》等文学文化作品的实时研读和批评。
对时代敏感，对学科反思，在文化语境的变迁中重读文学经典、扫描文化现象，是“批评家周末”坚持了十年的风格。虽然参与讨论的学生始终不多，但每个周末，从安静的五院都发出了对时代进行独立批判的声音。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得益于无数个周末的讨论和争辩，不少批评界的中坚力量也由此走出。虽然当时在中国学院内还没有正式引入“读书会”的名称，但“批评家周末”在组织和运行中本质上采用了读书会的形式，已在不自觉之间，成为学院读书会早期“黄金时代”的先驱。
而真正让“读书会”作为一种知识交流与传播形式大放异彩的，无疑是由北大社会学系李猛从1996年开始组织的“福柯小组”。每周六早9点到下午五六点，来自历史、文学、法学、社会学多个专业的小组成员聚在中国文化书院，边翻译，边阅读，边讨论。通过艰难地啃书，追引并推进着那个时代的学术潮流。
贺桂梅作为同时代人，对“福柯小组”印象颇深，还记得他们读福柯的作品，“主要是受刘小枫影响的。”当时在北大，也有其他的读书小组，阅读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韦伯等人的著作，但并没有造成“福柯小组”那么大的影响。即使在学院读书会“史前”的“黄金时代”，能够以这种形式真正在公共空间发声，并产生有效作用的案例，也并不常见。
“批评家周末”推进了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知识建构，而福柯小组则对于福柯向国内的输入和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在学术和文化上的影响力，由具有民间性质的读书会来完成，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仿佛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无论是“批评家周末”还是“福柯小组”，主持和参与者都是当时的“精英”。“福柯小组”成员如李猛、渠敬东、应星、吴飞等，如今已星散于北大、清华、人大和社科院等重量级学术机构，成为学界骨干，并带领各自学生继续开展由自己当年的实践所论证过的读书会。
如果说李猛等人的尝试让人们看到了读书会生产学术能量的可能性，鼓励并促成了读书会在人文领域的扎根和风行，那么从公共知识影响力的角度看，中国学院读书会的“巅峰”，开始并结束于读书会在校园普及之前。
在学院读书会刚刚兴起并逼近视野中心的“黄金时代”，读书会本身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讨论交流的工具或不自觉的组织方式而被征用，与现场的学术行为和需求自然结合。如今很多课堂的组织和文史哲老师与学生的例行会面指导沿用这种读书会的外在形式，只不过这些“读书会”的建立逻辑是自上而下的，无法达到一种平衡的结构，本质上仍是一种单向的授业解惑，并非如“批评家周末”和“福柯小组”一般，是从对时代的发问中产生的回音。
过渡期
寻智识盟友
静园是北京大学校园内最大的一块草坪，东西两侧的六个院落，在2013年搬迁之前一直是文史哲三大人文学科所在地，也曾是北大书香最浓郁之处。草坪茂盛而不忌讳踩坐，适宜促膝长谈，因此许多学生组织的文艺活动和聚会都可以圈地进行，免费而又有风情。2011年9月，“静园书会”就选定这块草坪进行了首次讨论，并以此地命名。
静园书会的参与者以北大中文系2011级的硕士男生为主，参与者各自提名阅读书目，由投票公选决定每学期的书单。每次讨论指定两到三本书，由一名主讲人梳理文本大意，讲述阅读心得，并有评议人进行回应，最后有自由讨论环节。
讨论的地点除了第一次在静园举办，之后基本属于“游击”状态。北大畅春新园2楼古代文学专业李远达同学的二人间寝室，常成为几个男生拥挤的据点。旁边寝室当代文学专业的石岸书和文艺学专业的石磊把自己的椅子搬过来，再从比较文学同学的宿舍借两把椅子。如果还是不够，剩下的男生坐桌子、坐床、靠在窗台上，激烈争辩时，站起来方便。
静园书会就以读书和跨学科的知识输入为目的，虽然也畅想过日后发展为有实力的学术共同体，但并没有追步“批评家周末”或“福柯小组”的野心，大多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态，希望通过与同辈的交流，补充眼界和不足。阅读书目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到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从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到李碧华的《霸王别姬》，似乎有书就该读，没有外界的刺激和交流。
基于同学友谊而聚齐，再寻求合适的读物，以“会”带“书”的逻辑，自然难以兼顾各人的兴趣，而在选书一节争论不已。等各自忙碌起来，于读书会的投入渐少，除核心两三人勉力维系，大多心不在焉，直到研究生三年级，终于聚不起来。随着静园六院各系搬迁到未名湖右，静园书会也告一段落。
石岸书是静园书会“元老”，而博士期间进入清华读书后，又携同门师兄弟创办“清园读书会”。他想得很简单，希望“在清华这个人文学科比较少的环境里，营造一点小小的读书氛围。”
读书会的想法得到了导师汪晖的支持，推荐书目，并帮忙借用社会人文高等研究所的会议室，每隔一周的周五下午2点到5点开展讨论。在学校组织读书会，成本极小，物质条件很容易满足。但想要真正维系甚或“成功”，门槛却并不低。
对人文领域孤独求学的学生来说，读书会的吸引力总是很大。一开始大家都特别热情。有位已在上海做老师的师兄，甚至还曾特意跑到宾馆开房间以便通过视频参与讨论。然而，转年过来，大家的热情就已下降很多。石岸书对于这种情况已有心理准备，“进入研究生阶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领域和小圈子，很难找到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主题或著作，把热情维系下去。因为读书会没有什么外部约束力量，很难持续。”
与当年李猛等人的读书小组相比，“福柯小组”的切入点在“书”，“会”成为他们解决阅读困难的手段；而“静园”和“清园”的切入点在于“会”，首先想要搞读书会，而后通过选“书”来服务于“会”。在“清静”的学院语境中，缺乏对外部现实与时代的问题意识与动力，仅凭对读书的向往和一点内在的兴趣，注定难以为继。
转折
受缚于学术职业化
2014年秋天，在静园书会停办一年后，发起人之一李浴洋把当年的读友重新召集起来，组成了“新文学读书会”。好在大家毕业后几乎全部留京读博，使读书会的重组相对顺利，得益于旧日成员的流动和新交，读书会的构成覆盖了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首师大、北邮、艺术研究院等多个院校。除了规模有所扩大，与前身“静园书会”不同的是，新读书会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和组织方向，立意从人文学术的角度和背景来观察思考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并试图打破“闭门读书”的壁垒，与现实和当下展开对话。通过与读书会外部的接触和碰撞，为这一小小的群体提供不断的新鲜刺激和持续动力。
除了日常性的阅读经典理论著作外，新文学读书会有意识地增加了对学术动向的把握和反应，在过去一年中先后对王德威和陈国球的《抒情之现代性》、赵园的《家人父子》以及姜涛的《公寓里的塔》等新书进行即时讨论，并以书评和笔谈等形式在期刊和报纸上发表，主动参与学术和文化动态。关于“抒情性”的讨论引起王德威本人重视，不仅以书面形式进行回复，还将讨论成果推荐给学术友人商讨。而在讨论姜涛新书时，作者本人和钱理群教授也应邀前来，参与讨论。
李浴洋发现，进入独立研究阶段后，同龄人产生了与学术界对话的需求，而读书会这一“共同体”可以辐射出论文、会议、学术信息和资源共享等多方面的学术机会，这仅凭个人的一己之力难以完成。
“学术机制和学术环境越不好，有心想要读书的人越是需要读书会，可以在交流和碰撞中形成小的场子，集体发出声音。学术环境更好的时代，有比较公正的评价机制和学术共同体，只要有能力，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都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贺桂梅无奈地指出，“现在，还是需要通过一些小圈子来发声。”
高校人文领域的读书会此起彼伏，也有这方面现实的原因。赵晓力在回忆“福柯小组”时曾说：“学术并不是大家跌跌撞撞摸到一起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非说小组是什么，那么，我宁愿小组是一个友爱共同体。”这种理想化的描述，在当初那个年代或许可能实现，可在今天已不适用。学术的职业化进程，让读书和友爱只能排在第二位，学院读书会对于学生最迫切的意义恐怕就是“抱团取暖”，多个微薄的力量以书为盟，团结起来，才有勇气在学界的荆棘中搀扶跋涉。
钱理群曾先后两次受邀参与静园书会和新文学读书会的讨论，并留下一句忠告：“青年人之间的交流，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和找到你自己。”
这种对自己青年身份的反复逼视，却让李浴洋清醒地意识到，即便读书本身可以做到去功利化，但是在现时的评价体制下，大家在百忙的学业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读书会，时间一久，必然有现实层面的考虑。“有效性”成为读书会的命脉。如果长久没有体制内现实的回报，无论多么“友爱”，都会如校园里绝大多数的读书会一样，昙花一现。
姜涛在讨论时总结过一句话：“形式上的紧张感，可以带来讨论中的有效性。”为了寻求与学界的对话，为了把读书会的效果落到实处，读书会有时不得不把参与者搞得很累、很辛苦。每次读书会的报告人必须提交讨论题目和提纲，像学术日程一样发表，乃至成文，这让李浴洋作为同辈的组织者承担了一些压力。而他用以“回报”大家的，只能是积极地联络协调学术资源，争取让参与读书会的同人得到体制内的回馈。
这不禁让旁观者唏嘘：难道读书本身不是就构成回报了吗？
隐匿
无涉于时代的“静读”
在大学校园里，潜伏着一条与学术体制平行的读书会传统。这些读书会真正躲在书本之后，没有现实的指涉和挤压，反而坚持得更为长久稳定。
北京大学“儒行社”的小读书会已连续办了8年，目前同时开设《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和《诗经》等多种国学经典的读书会。读书会由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博士和硕士作为主讲人带领，每周讨论。
社长佟欣妍说：“阅读中国经典文本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在热闹中的沉静，在沉静中的反思，在反思中的修养。”这一代表儒行社的发言，似乎表明了一种对抗喧闹不已的文化氛围与日益冰冷的学术体制的“静读”姿态。
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的“公民读书会”更是默默传承了13年，最初由阅读兴趣结集，阅读的书目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经典，每学期读一个名家的著作，近几年的书目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霍布斯的《利维坦》。
“取‘公民读书会’这个名字，意在强调读书会每个人的公平参与，没有绝对的权威和领导者，采取‘自治’模式，每年由博一同学担任CEO（‘执政官’），负责协调时间、场地和书目。”现任CEO陈丹阳介绍说，“所有担任过CEO的‘执政官’，卸任后自动进入‘元老院’，作为论文评议的嘉宾‘发挥余热’。 ”
在陈丹阳看来，公民读书会给渴望阅读学习的同学提供的是一个“平台”，CEO年年换代，而平台始终保持稳定，因规定由博士一年级学生负责，选本和阅读的质量又能得到保证，参与读书会纯粹为了阅读和吸收知识，不考虑对书外世界的影响或“输出”，独善其身，呈现出与现实“远离”的姿态。
这种对经典文本的沉潜回归和严肃阅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鹏等人于2012年4月发起的“知止中外经典读书会”中表现得更为极致。从2014年开始读柏拉图读《理想国》，每周讨论，抽丝剥茧，线上线下反复敲打，至今仍在继续。近乎匠人般的阅读，已与时代性无涉，却以一种近乎执拗的慢读姿态，得到了文化学术圈的接受和认可，呈现出刘国鹏对读书会这一形式在当下意义的理解：“读书会只是供人舍筏登岸的工具，而无形的读书会，即自我的修习、求知，终生向学，乃是我们乐见其成的结果。”
赵晓力曾将“福柯小组”式的读书会形容为“无形的学院”，而刘国鹏则在当下提出“无形的读书会”。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读书会已完成从学院的代偿隐喻到阅读的“静园”象征这一文化身份转变。
在公共文化空间和网络媒体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公众话语和现实批判职能的今天，学院内的读书会已经不再是最合适的意见领袖成长空间或文化学术发声群体。放弃与时代的正面对话，远离当下文化现实，返归传统和本真的阅读行为，似乎成为更适合学院读书会的生存本位。
放弃与时代的正面对话，远离当下文化现实，返归传统和本真的阅读行为，似乎成为更适合学院读书会的生存本位。
B03-B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修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