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海老三届，在东北下乡7年。回城后，我的情况和不少作者一样，在城里生活，写乡野的小说，因为都有乡村的经验。

希腊文“城市”这两字，直译的意思是“母亲城”，城市是西方生活的一种起源；在中文里，“乡”字更重要，我们起源在乡，老乡、同乡、故乡、乡亲，乡情，乡党……乡一直是重要的焦点。

记得我16岁登上开往东北的海轮，上海码头和大街上，到处挂满宣传横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在城里吃闲饭！”城市生活历来是被忽视的。

早在民国前，上海已被认定是“腐朽”生活的代表。现代小说家包天笑回忆，当年苏州所有的“好人家”，都认为上海是个“坏地方”，都不许他们的子弟去上海游玩或者生活，等到民国了，苏州成立政府，急需干部，这才发现，当地一个人才都找不到了——苏州最优秀的人士早都跑去了上海——这是包先生陪一位上海的中学校长去苏州应聘县长记下的感想。

另一种简单的说法，上海的历史很浅，但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上海是一块巨大的吸铁石，近代中国重要的历史内涵，中西人文的优秀底蕴，都聚集于此，深入人心，甚至我们一贯注重的“本土乡村”根脉，同样也伴随种种的深度裂变，回流到了这座伟大城市的复杂皱褶中。

我出生在上海，我母亲也生于上海，我认识的几代优秀上海人，真不是小渔村的子孙，即使离开上海很久，这座水泥丛林，总是比我同样熟悉的东北黑河地区，有更复杂的魅力——等于自然界的候鸟，迁徙千万里路，总会按照它熟悉的遗传路径，回到最重要的原地来——上海是我的根本，它跟传统乡村一样，有种种难以忘怀的风景和不灭的内涵，饱含熟人的根脉，保存个人、家族的情感与历史，上一代、几代亲朋的讯息，祖辈自别地迁来的痛史，蜘网一样布满某一个街区，徘徊于某一方空气甚至灰尘之中。古人说“吴人详吴而纪吴，越人详越而纪越”，上海细节，这座大城市的生活，是我难以回避的中心。

在“茅奖”的“获奖感言”里，我感谢了评委对《繁花》的肯定，这部小说的“多个坐标”视角，曾是茅盾先生表现上海的方式——即使在当下“城市化”的进程中，如果借鉴前辈这个方式，上海仍然会显露出“原始森林”的面貌，喧哗骚动，毫发毕现，也深不可测。作为个人，难以看清一整座的“森林”，《繁花》只是我目力所及的局部，上海是写不胜写的，它同样是国人生活最重要的聚集地，同样需要作者沉浸其中，不断积累和最忠实的表达，需要投入更多的热情和关注，让我懂得，“城市写作”同样是打开文学视野的一把钥匙，在某个时刻，这些记忆全部苏醒，是激动人心的，是一部小说的开始。

在这个简短的发言里，我没有提到阅读发生的变化。在《繁花》的网上初稿阶段，每天收获的读者回应中，在“豆瓣”无数读者的即时发言里，我都能感觉到当下的小说读者，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不再是旧时代老几辈的读者，我正处在个性需求更严厉的阅读背景中——无数读者的高学历背景，无数读者的世界周游，精通文学、精通外语，时刻与地球保持最紧密的联络，他们口味的无限制细化，鉴赏和判断力更为苛刻，所谓卧虎藏龙，读者理该比作者，更知道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写作位置应该更低——也就是：把我所知道的事，详细告诉我的读者，就可以了，这是我的立场。

关于形式，有评论认为《繁花》是“做”，我非常同意。李敬泽说“假如老金不用这个形式写《繁花》，没人会注意。”他说得对，我已经多年不写小说了，面对每年发表三四千部的长篇创作现状，我的小说，怎么引起别人注意？应该有意为之，引动阅读的关注——建立文本特征，建立个人识别标志，显示作者的气味，留下作者的痕迹，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是《繁花》的基本意图。

谢谢大家！

（本文为金宇澄在4月18日召开的上海市文学精品创作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