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美政治文化中，常常存在着一種論說分野，即所謂自由-保守派之間的對峙關系，同時，又經常會聽見不少人說，自己是偏于保守的自由派，或者偏于自由立場的保守派。自由主義的主要論說不難理解（可參閱筆者：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49070），然而保守主義（尤其是當代西方自由民主體制下的保守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

保守主義着重強調規則及其穩定性，奉守習俗，慣例和法規（custom, convention, and prescription）， 政府應該主要扮演的是一個依規則而行的調解者的角色，因為若非如此，人類可能會陷于彼此傷害的困境中無法自拔。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保守主義傾向于所謂具體問題具體分析（prudential particularism）的原則，並且是與普世通用性的定義及政治主張相斥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很難聽到有人說“全世界保守主義者，聯合起來”之類的口號。保守主義一般會傾向于認為正義的第一義應該是程序正義與法律的公正無偏倚執行，而不是所謂的“平等”概念，正義要求確保那些既成的和固有的權利得到妥善實現，保守主義樂見這些權利的進一步被推廣和普遍，但是卻不認為平權運動是正義的必然要求。保守主義認為正義就是根據各人美德之多寡而得到的不同的快樂程度（justice is happiness according to virtue），保守主義尊重各人天賦才華之不同及後天才華增長上各人顯現出的基于偶然性的種種差異。

從這一維度說，保守主義並不以民主為一種必然的優長，而是認為現代文明社會真正寶貴的財富在于那些逐漸積累發展而來的代議體系和立法機制，這才是真正值得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們最全心全意投入，去堅守、維護和捍衛的東西（參閱A. Quinton的相關研究）。與此同時，保守主義往往痛批那種政府和中央權威機構意圖依據己意，對龐大復雜和動態多元的社會團體和社會人施行統一教化與治理，強力介入規訓他們應該如何組織其經濟與社會行為的取向， 稱其為“墨守書本”而治，譏笑其是妄圖在象牙塔里構造出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然後以為准此例則，推及四海，天下即遂得太平。

另一方面，政治保守主義的先驅柏克（Edmund Burke）曾說過，最大的惡其實是反復無常與變動不居（inconstancy and versatility），甚至說這要比固執己見和最盲視的偏見還要壞上數千倍(相關可參閱筆者：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6303)。 保守主義的對立面乃是類似革命那樣的社會整體性劇烈動蕩，按照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說法，保守主義並不排斥創新，也並不提倡一成不變。但是保守主義希望創新能夠是漸進式的，創新者需要能夠證明他們的行動是能带來益處的，創新應該指向現存的亟待解決的具體問題，創新的過程不能太快速，需要相對地較為緩慢，以使得人們能夠觀察到後果並因應做出調適。從這種視角看，保守主義強調的是自然而然的發展（organic development），而反對劇烈的革命性大變動。

相較于更溫和的社群主義而言，保守主義明顯偏于嚴苛，社群主義認為個體若反對群體價值，群體當以說服誘導勸喻之，保守主義則認為遇此種情況，群體當以法度規章強迫于個體。保守主義雖嚴苛，卻並非反自由。固然有的人會傾向于說保守主義有滑向法西斯主義之危險，然而，從本質上講，法西斯主義所注重的是克里斯瑪型權威，而保守主義的權威來源卻是起自于傳統。

也許有的讀者會感興趣，為什麼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s）在美國大選中常常隸屬于共和党陣營而非民主党陣營，實際上，這一情況可說源遠流長，其來有自。極端強調個體自由的自由意志主義，毫無疑問在整體上是要比保守主義偏左的，但是同時卻又比各種左派思潮要更右，自從十九世紀晚期開始，此類自由意志主義者就開始不斷地加入到各種保守主義政團之中，這是一個迄今已歷時百余年的長期過程。而在美國，因為此地的保守主義長期以來就雜糅着一系列政治上，經濟上以及宗教上的個人主義原則，故而自由意志主義與取向偏保守的共和党淵源甚深，不僅中國讀者熟知的自由意志主義者Ron Paul與Rand Paul父子，美國自由意志主義党近期主推的總統候選人，前新墨西哥州州長Gary Johnson先生前此也曾長期是共和党人（可參閱筆者舊稿：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8/26/17095741_0.shtml）。美版保守主義甚且能容納自由意志主義，也反映出保守主義與自由之間本有的彼此合轍交匯之處。

講到保守主義，自然不能不提一提由其衍生的尤其在國際關系領域大行其道的新保守主義（可參閱筆者：http://zhuanlan.zhihu.com/p/20700633）。新保守主義認為，提倡國家間相互依賴，以及試圖構建國際與區域性組織實際是就是將美國拱手交予他人作為人質，新保守主義建議采取一種強勢的單邊行動和後續的有效規管，認為這樣更有助于構建所欲求的和平態勢。從本質上，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思想認為是美國，而非聯合國安理會，在向全球提供安全與防衛。美國的行動能力不應當受到各種多邊組織制度框架或者國際條約等因素的局限。在新保守主義的視角看來，聯合國這類組織不僅是低效的，而且從本質上就是不民主的。在美國領導的框架秩序下，新保守主義強調只有民主國家才是相對更和平的國家，在911事件之後，新保守主義者着重強調非民主國家不僅會直接威脅他國，而且還有一層非直接性的消極影響：即所謂栽培和卵翼恐怖主義勢力。

于是特別有意思的一點就出現了，原典保守主義並不特別強調民主價值，新保守主義卻特別執着于這個概念。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新保守主義的始創者們都是非常反對意識形態化傾向的，在1960年代時，他們曾明確說過：意識形態化的天性就是預先假定事實，也正是這種天性，使它成為當人們想要真正了解所談論事物時面臨的最大阻礙。然而吊詭的是，後來繼起的晚近新保守主義者，卻在意識形態上往往無比僵化和死硬。新保守主義在小布什總統期間當道，因在國際上（尤其中東地區）執行強硬路線，一度引發美國國內廣泛批評，甚且連带嚴重影響了保守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理念的聲譽。

明乎此，我們可談今日美國政治，尤其是共和党內政治生態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保守主義之被濫用。共和党初選進行到目前這個程度，立場較為接近建制派，政綱取態相對較為溫和的杰布布什和盧比奧都已經退賽，剩下的主要能與川普對抗的克魯茲是個知名的極端保守派，其在參議院以不能與人合作而著稱，而川普雖然在意識形態立場上一手亂牌，不能被簡單界定為極端保守，但川普的崛起與最近七八年來極端保守派在美國社會各個層面煽起的有關“華盛頓決策圈腐化墮落，完全不能代表我們局外人的意志”敘事，以及共和党建制派對此種煽動型敘事的默許甚至縱容都大有關系。這種敘事的核心特質就是“對人多于對事”，主打的不是具體政策面上的交鋒與論辯，而是鋪天蓋地地針對具體政治人物（尤其是奧巴馬）的修辭與情緒化性質的無休止攻擊。党同伐異，本無足怪，但這種洶涌的政治極化（polarization）現象, 的確事屬詭譎。共和党建制派本質上對此種敘事未必真心認同，但他們希望能以此種敘事作為一種強效的攻擊工具，爭奪回總統地位的寶座。然而吊詭的是，當這種工具真的逐漸顯現出作用時，受益的卻是極端保守派（目前初選已得516票），和雖然相信這種敘事卻不信任極端保守派解決方案，並執意于選出一位真正“政治局外人”的川普支持者們（目前已得742票）。即使共和党建制派最後試圖借無人能突破1237票門檻自動上位而引入其所心儀的候選人（如現任眾議院議長Paul Ryan等）, 但我們可以合理地想見類此舉動必定會極大觸怒已經分化為極端保守和川普這兩個營壘勢力的共和党選民。所以，換句話說，相對離原典保守主義較近的共和党建制派已經是自陷于羅網中，不得自拔了。

當然，我不是說奧巴馬和民主党人就不需要為這種現狀負責任。最起碼的，奧巴馬有兩個大錯誤：第一，他作為美國總統欠缺高超的整合兩党共識，凝聚左右合力的技巧，奧巴馬甚至在對國會民主党人一事上都存在一定芥蒂與隔膜；第二，現在的“對華盛頓政治圈不信任”的思潮或多或少也與奧巴馬對美國整體政治經濟情勢治理不夠十分得力有些關聯（可參閱筆者：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27409），民主党內桑德斯的崛起即或多或少與此有所相關。然而，這些不是本文要討論的主旨，也不是美國政治極化的主要根源，故存而不論。

總而言之，若僅從理論層面而言，則保守主義者無論如何不應該淪落為一個僵硬，教條，死守抽象理念的意識形態分子，尤其不應該淪為一個立場極端化的，不肯做任何妥協與讓步（哪怕在大量事實的反證面前也依舊如此）的政治人。

當然，有的人可能要說，你講了這麼多學院派的保守主義理論，說白了也無非是會和普羅意義的群眾運動嚴重脫節，並因此而流于清談而已。然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保守主義的問題在于，從理論根基上其張力和能量就是與嚴格的意識形態化取向互相排斥，互為反比例關系的，如果保守主義越發意識形態化和教條化，其總體能量幾乎勢必就會逐漸下降。“矯左翼之偏”並不等于隨時隨地“為左翼之敵”，將戰火與對峙的情形無限延燒。相忍為國，和衷共濟，才是真的難能可貴。無可否認，當今現代社會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政治保守主義必須取溫和、中正、持平之路徑，發揮調適、穩健、緩進之作用，方能自適于時代，並標示出自身存在的重要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