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婦女勞作歸來。 東方IC 資料

“鄉里會教書的都跑縣里了。”談及中考失利只得外出打工的狗剩及其幾十個同學，狗剩爹苦笑着，給我這個方言已带普通話口音的兒時玩伴，補習着居廟堂者還沒憂到的山村時事。他带狗剩阿嫲來縣城看病，偶遇了我。“鄉衛生院變精神病院，來錢快，不瞧別的病了。”

公共服務似乎先于農民城市化了，給狗剩們剩下了教育、衛生、農業科技等事業的失能。看不見的市場之手，將農村最稀缺的人力資源，包括教师和醫生，拉進城市；只有看得見的政策之手才能還給狗剩們公平的起點。

我在斯坦福大學經濟系的導师之一阿爾文E 羅斯發現了“鄉村醫院定理”，大意是說，不受歡迎的鄉村醫院，若在一種穩定的醫生分配方案中招不到人，則在所有的穩定分配方案中都招不到人。要沖破這一樊籬，讓鄉村醫院也雇得到醫生，只能通過改變醫生的偏好。舉例來說，美國聯邦政府就因此給予鄉村醫生稅收減免。

中國現行的分配體制決定了，教师和醫生進城，無論工資或非工資收入都能顯著提高。再加上更好的公共服務、更便利的生活等因素，他們若有選擇，必不假思索逃離農村。在城市里，他們又成為了更好的公共服務的一部分。這種城市公共服務的良性循環，卻以農村的惡性循環為代價。同為共和國的公民，狗剩與城里的孩子同樣享受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卻沒有享受同樣的九年制義務教育。

這種機會不公平，需要科學有效的公共政策來調整。即使做不到絕對公平，也可以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努力。許多國內外的政策努力都可以借鑒。

經濟手段上，政府應縮小甚至反轉城鄉公共服務提供者的工資收入差距。這種調整可以紓解農村的人才外流問題。許多人會反駁說，城市生活成本高，高收入理所應當。可是，當前城鄉的生活成本與收入比例，顯然並不在農村公共服務不外流的均衡點上。提高縣及以下教师、醫生的收入，才能避免“鄉里會教書的都跑縣里”，縣里會教書的都跑省里。

治標之外，農村及小城鎮建設發展才是留住人才的治本之策。基礎設施與新科技是兩大關鍵。前者提供了通往城市及其資源的入口，後者降低了在城市娛樂、購物乃至工作的必要性。

此外，智利等國向學齡兒童發放教育券，在保證教育購買力公平的同時，將擇校權留給了家庭並假此促進了教育供給側競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這是符合經濟規律的政策。

類此的旨在起點公平的轉移支付，比直接收入再分配更高效。人力資本涵蓋知識技能與健康，它的積累與提升，成本是教育與衛生的投入，收益則難以盡數。微觀上，自身福利提高，社會也享受正外部性，諸如反社會行為減少、親社會行為增多、與他人技能互補等；宏觀上，它是經濟發展原動力。許多關于教育衛生的田野實驗都確證，這方面的投入收益遠大于成本。這已成為發展經濟學的共識。有一種觀點認為，城市財稅貢獻大，城市居民理應享有更好的公共資源。其謬誤源自忽略了稅收公平的縱向公平原則：更有能力負擔的人應更多交稅。（橫向公平指的是對相似人群不可厚此薄彼。）的確，稅收公平第三個原則確實主張受益更多者支付更多。但農村公共服務，也能通過提供更好的勞動力，為城市带來正的外部性。

行政手段上，公立機構的輪崗制度褒貶不一。執行不當，它容易造成工作滿意度、積極性的下降，致使人才向私立機構或其他行業流動。延續性的不足也會造成所提供服務質量的下降。然而，日本公立學校的輪崗確實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緩解了不同地區教育水平的差距。

提高農村大學生比例的政策嘗試，應在改革中不斷加力。如果不改革便加力，則高考移民下鄉不是天方夜譚。杜絕這種尋租行為，前提是統計登記制度改革。針對低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包括城市貧困家庭——的扶持，不比針對戶籍、民族的扶持更有的放矢嗎？

有個老笑話，說是有人指責一廣場喂鴿的貴婦不顧非洲饑荒浪費糧食。貴婦反詰：“我扔不到非洲那麼遠。”我們的政府不是貴婦，我們的農村也不會成為非洲，遭受公共服務的饑荒。但是，現有公共服務水平的城鄉差距，已弱化了代際流動性，由此，農村的聲音容易離政策討論愈來愈遠。城市化了，狗剩們還能剩下未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