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艾嘉

“生命是沉重的，但到了某個時候終于明白了，它是可以輕描淡寫的。”張艾嘉說。

出道逾四十年，張艾嘉似乎總能給觀眾驚歎，做演員就拿“影後”，做導演和編劇就拿“最佳”，每一樣都得到業界的最高認可，每一重身份她都擔當得如此自在。

4月23日，張艾嘉攜新書《輕描淡寫》來到上海與讀者見面，並接受了澎湃新聞專訪。這是她這些年來的一些隨筆集結，每章一個主題，均與她的電影、舞台創作有關。她說，進入這一行許多年，已然說了太多的話，被解讀得也太多。而收入書里的這些文字，是創作間隙陸陸續續寫下的私人筆記。“它們就是我了。”——她這樣看待自己的隨筆。

“不要害怕，去嘗試，這就是快樂”

澎湃新聞：《輕描淡寫》是你的第一本隨筆集，創作的機緣是什麼？

張艾嘉：我在拍攝《念念》的時候寫了許多筆記，電影完成後回頭看自己記錄的東西，覺得可以和年輕的創作者分享，因為常常有年輕人來問我怎麼做電影、怎麼寫劇本、怎麼入行。剛開始做導演，會把“技術”放在第一位，會在規則、某種“安全網”下運作，這樣就不會做錯。我們常常被所知道的事情束縛，因為過去的記憶、經歷會把人框住，這反而限制了某種可能性。

拍《念念》時我把這些都拋開了，在找演員、找天氣、找場景等等方面該怎麼來就怎麼來，結果反而是來得非常神奇。願意去面對未知，得到而來很大的自由空間，觸碰到想象不到的東西。

《念念》對我而言是一個轉變，創作中沒有了慌張。遇到困難沒有關系，可以等一等。我變得“安靜”下來，不是頭腦，是心。而安靜下來後你看東西會不太一樣，你聽到的東西會不太一樣，那個答案就突然之間出現了。

我寫了很多的筆記，在翻看這些筆記時發現都是用“安靜的心”來寫的，很多時候這種安靜的狀態是因為我離開了自己熟悉的環境。有時候大家很害怕離開自己很熟悉的環境，可是我反而覺得當我身處一個陌生的環境時獲益更大。

電影《念念》海報

澎湃新聞：《念念》與你以往的電影作品有很大不同，有的觀眾被打動，有的觀眾卻不能理解這部電影的“慢”、“平淡”。

張艾嘉：欣賞電影是很私人化的感受，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感受。尤其是與心靈有關的電影，非常難拍，因為這不是一個故事，我借着《念念》在講述，每個人都在選擇，這些選擇會引發不同的事情，但是選擇本身是不分“對”與“錯”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經歷，一切都會到來，一切都會過去，你要做的就是接受整個過程。

有些電影你現在看不進去，可能兩三年後就會有新的感受，這與人生經歷和成熟度有關，人可能會在某個時點就忽然被觸動了。

澎湃新聞：《念念》講述的的主題之一是“和解”，年輕人與自己的和解，與父母的和解。你通過這部電影，完成某種心結的和解了嗎？

張艾嘉：有。拍電影對我來說是最快樂的事情，但是拍完《 20、30、40》、《一個好爸爸》後迷失了，那正好是從50歲跨度到60歲的時候。你已經不是這個時代年輕人的偶像了，也不是年輕人的思維，但還要與市場保持接觸，到底應該做哪個方向？在生活上，我的孩子也長大了，人家都會覺得你60歲應該退休了，你的位置在哪里？

拍完《念念》後覺得不對，我怎麼能退休。現在是我的又一個新階段，重新找回了快樂，不再顧忌市場有沒有歡迎我。我還要拍很多的戲，有好角色我就去演。成功、名利，都不會是困擾，這樣的狀態下創作是很開心的，這是我與自己的一個和解。

今年過年我做了一個很大膽的嘗試，跟台灣的一個劇團合作了《仲夏夜之夢》，與交響樂團一起表演，我朗讀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在這場戲中我要演14個角色，大家都覺得很難，但我覺得太享受了，感受自己聲音的變化、情緒的變化。這也是我第一次與交響樂團合作，是一次全新的學習，打開了一扇新大門。

現在大家都在玩跨界，“跨界”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東西，怎麼在跨界中保持住原來的紮實的精髓，新的元素怎麼加入？這些創新非常讓人興奮。做的時候也會想，觀眾會不會來？但最後表現效果很好。不要害怕，去嘗試，這就是快樂。

澎湃新聞：會向當下過于商業化的市場環境妥協嗎？

張艾嘉：我本身就是從商業運作模式下出來的，現在大陸市場的狀況，我都經歷過。商業不代表不好，要做好的商業片是很難的事情，我也一直希望做好的商業片。除了《念念》偏非商業片，其他我導演的作品基本都是商業片。這個市場的風向和發展一直是在輪回的，再過幾年也許又回來了，我都經歷過好幾輪。當然我不會非要求要達到多少個億的票房，現在的人太容易拿數字做標准。最重要的是，你還在這個環境下，可以繼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現在的人有時候太把事當事”

澎湃新聞：在導演、歌手、編劇等多個職位領域，你都收獲了外界的肯定，拿下很多獎項。是因為天賦嗎？

張艾嘉：不，我不覺得我的天賦比普通人高。之所以我所有的轉型沒有太大困難，是因為我很幸運碰到了好的機會。比如唱歌，我早期遇見羅大佑，帮我寫了許多適合我和適合那個年代的歌。後來與李宗盛合作，李宗盛是個非常懂得做唱片的人。我還記得拿到《愛的代價》這首歌時，我問他，“小李，《愛的代價》很好聽，但是這個名字會不會有點太俗氣了”，李宗盛告訴我，“大姐，這個歌名放在你身上很合適，大家會好奇你經歷的那麼多事情”。

之後每次合作做唱片，他會先問我“你要說什麼”，因為要聽我唱歌的人，其實更想知道我在說什麼，聽眾要聽的是我這個人。

當然不只有運氣，別人常問我，成為一個好演員需要什麼，我說“三分天賦，三分努力，三分運氣，還有一份未知”。另外，我還一直可以留在圈子里，是因為我自己給自己創造了機會，比如寫劇本，當然做一切都要誠懇，你要給市場留下一些好的東西，觀眾會感受得到。

澎湃新聞：《輕描淡寫》是你不同年齡階段的隨筆集，不同年齡的你有着怎樣不同的心態？現在的你對未知有恐懼嗎？

張艾嘉：20歲是讓我很羨慕的年紀，你有很大的權利可以去不停地嘗試新的事物，可以犯錯，可以有大把的機會重新再來。30歲開始進入比較成熟的階段，我記得我曾和劉若英講，“女人30-40歲是非常美麗的年紀”。擁有了某種成熟之後會有很多機會隨之而來，有時候選擇一多就會有些迷失。你要更看清楚自己，明白自己要什麼，這個年齡讓自己靜下來非常重要。40歲開始，是承擔最多責任的時候，對老人、對孩子、對社會、對家庭。

從一個年紀過渡到下一個年紀，都會有一些迷茫和害怕。中國人不太愛談死亡和性，我現在這個年齡正在走向“衰老”，這是我要面對的，包括我母親的衰老，乃至死亡。不要找答案，答案是沒有的，我們能做的就是去和它相處，這是必經之道，如果能夠接受就坦然了。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會有傷心，但“傷心”本身並不是糟糕的事情。

澎湃新聞：這本書為什麼取名《輕描淡寫》？你經歷過大風大浪、拿到過功名利祿，提出“輕描淡寫”會有說服力，那對于許多仍然為生活而掙紮的普通人，要如何體會這四個字。

張艾嘉：取這個名字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有時候太把事當事，一些很小的事情都記錄在社交網絡上，並可能引發一些無謂的爭吵。我覺得生活中要把大事變小事，只有這樣才能更紮實一點。

其實我們也在“掙紮”，特別是在這個復雜的圈子，我也在“求生”。“輕描淡寫”的狀態與你生活在什麼角色中是沒有太大關系的。當你有好的狀態時，你的生活會變得比較美好。

“人生每一件事都會造成一些影響”

澎湃新聞：《輕描淡寫》中你記錄了一些靜坐的體驗，你有宗教信仰嗎？

張艾嘉：我是天主教徒，十幾歲時讀的是天主教學校。因為當時與家人的疏離，正是迷茫的時候，遇到了我的一位修女老师，在她的带領下17歲受洗成為天主教徒。但我並不是循規蹈矩的標准教徒，也不是每周都去做彌撒，我對自己的信仰依然有很多疑問。有自己的想法好過于被機械地灌輸教育，所以我反而會慢慢開始去讀《聖經》、和朋友探討問題。

我常常在網上看到有人評價我是“溫室里的花朵”，我都會覺得好笑。我也經歷了很多你們不能想象的磨難，但很幸運的是最後關頭老天爺總會看顧我。當年發生事故的時候（1990年張艾嘉兒子奧斯卡遭到綁架），他被解救出來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带他去了教堂，告訴他經歷這件事一定是上帝另有深意，不要害怕、不要怨恨。人生每一件事都會造成一些影響，不可能沒有任何痕跡，要懂得怎麼看待，能不能把不好的轉變成好的。這件事後我變得更加懂得感恩，孩子也很好。

張艾嘉與埃塞俄比亞兒童在一起

澎湃新聞:最近幾年每年都會去其他國家做一些公益事情？

張艾嘉：第一次是1993年去了埃塞俄比亞、索馬里，當時正是戰亂時期，带給了我極度的震撼，沒法想象有這樣一個世界，饑餓、疾病、死亡、戰爭就在我的身邊。回來後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平復自己的情緒。

我記得那段時間我在現場不停地告訴當地非洲女性，要節育要吃避孕藥，不要生那麼多孩子。但這是很可笑的，我在用我們的思維、眼光思考問題。這些國家兒童死亡率非常高，一個家庭8個孩子，經過戰亂、疾病最後可能就剩下1個。後來我不再和人家說節育，慢慢學會怎麼援助他們自立，帮助他們得到教育、工作的機會。2012年我們再次回到埃塞俄比亞，很欣慰的是，山里的一些婦女已經不需要我們的帮助了，她們已經可以自立。

這些年我去了許多非洲、東南亞國家，事實上反而是他們滋養了我，在糟糕的環境中他們每個人都渴望求知，每一個人都在學習如何面對困難。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學習到的。

《輕描淡寫》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