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其實，就她講的這一點，“文革”期間的確有很多文人受了委屈，不過也有一些人是熬過來的，比如楊絳。而要說到錢穆在台灣，我覺得某種程度上他也是受委屈的。
1949年前後，國民党党政軍人敗退台灣，大陸一批知識分子隨之去台。這些知識分子無疑對于台灣的經濟發展，以及當下台灣文化的塑成起了重要作用。2016年5月，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吳十洲先生的新書《歸去來兮：那些去往台灣的文化名家》，作者在台灣踏訪舊址遺跡、搜訪逸聞、廣參史書，呈現了胡適、于右任、林語堂、梅貽琦、顧維鈞、張大千、那志良、許壽裳等30位去台文化名家在台灣的生活。他們在台灣過得好嗎?
澎湃新聞：1949年前後去台的文化名人，其中一些人的傳記、回憶錄或日記在兩岸都有出版。寫作此書有怎樣的考慮?
吳十洲：確實，之前有一些個人的傳記、日記、研究等都已經出版了。我幾次去台灣探訪了一些文化名人的故居、遺址等，我寫這本書的初衷就是源于實地考察的感受。
林語堂故居
20世紀60年代末台灣經濟起飛，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點就是去台知識分子在推動台灣的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是台灣經濟復興、地方復興的核心力量。當然，也不只是經濟復興，在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這批知識分子對當下台灣都有很深的影響。那麼，這批知識分子去台以後的生活是怎樣的，這是我關心的一個內容。
再者，要說當下台灣的文化格局，我認為是有大文化也有小文化，大文化的底蘊來自大陸，小文化則與其地方性有關，二者糅合在一起。討論當下的台灣，更應從歷史的長度來看待它。
澎湃新聞：這些文化名人在台灣的故居、遺址保存情況如何?您探訪這些地方，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吳十洲：總體來說，比較冷清。我想透過故居看民國文人去台以後的生活狀態，實地去看，我發現這些文人故居的保存情況各有差別。雖然說我書中所述的都是文化名家了，但其故居、舊址有的保存得比較好，比如錢穆的素書樓、林語堂的有不為齋，還有一些就找不到了，或者是被商業或者其他機構所利用，或者即使開放也沒有專門被開辟為紀念文化名人供人參觀的紀念館。像梁實秋的雅舍是個社區文化中心，部分被商業機構所利用，我去看的時候，那邊一個月也只是開放幾天的時間而已。還有張大千的故居，我去的時候也是需要提前很久預定，臨時去是看不到的。
梁實秋故居
其實，寫這本書我還有一個想法。這些文化名人的故居、舊址不只在台灣有，大陸也有，有的還不止一處。那麼，兩岸的名人故居是否能聯合起來辦一些紀念活動?另外，現在大陸去台灣自由行的旅客也很多，但大概專門踏訪這些名人故居的人不多，有些人也不了解，我也希望這本書能給大家一點提示和參考。
澎湃新聞：1949年前後知識分子選擇去台的原因也是各有不同，有的是主動的選擇，有的則被裹挾着而去了，他們入台後的生活如何?于右任、梅貽琦的經濟情況都不怎麼好，這些文化名家的經濟生活水平有什麼差別嗎?
吳十洲：從經濟上來說，早期台灣經濟也不行，這些文人入台後經濟情況都不算好，這跟整體大環境相關，台灣經濟起來之後，就好一些，錢穆後期生活是比較殷實的。另外，個人之間也有差別。我關注的人群中，黃君璧和張大千過得比較好一點，溥心畲過得恐怕比于右任、梅貽琦更加不如。溥心畲的故居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不過還有錄像資料，透過錄像可以看到他家是一個小房子，很窄，畫案就像個課桌。
溥心畬作畫照
再者，從其地位上來說，其實也未必如一些人所想的那樣。我探訪錢穆故居的時候，跟台灣的一位朋友聊天，她說，錢穆是因為向往國民党的仁政才到台灣去的，如果錢穆留在大陸，“文革”期間恐怕很難熬過去。我當時跟她開玩笑說，知識分子是屬貓的，重要的不在于主人是誰，找個清靜的地方讀書就好了。
其實，就她講的這一點，“文革”期間的確有很多文人受了委屈，不過也有一些人是熬過來的，比如楊絳。而要說到錢穆在台灣，我覺得某種程度上他也是受委屈的。在台灣探訪的時候，我曾在太魯閣公路上見到過錢穆撰為一位“段長”題寫的紀念碑的碑文。錢穆這樣一位文化大家給一位段長寫碑文，我覺得這是委屈了錢穆。還有，蔣介石80大壽的時候，錢穆有一篇賀壽的文章《“總統”蔣公八秩華誕壽文》，其中吹捧蔣介石：“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稟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可見其中的媚態。李敖對此有評論說：“肉麻兮兮已是全然無恥，知識分子反動到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矣!”
另外，就錢穆故居來說，錢穆72歲築巢台北，也就是素書樓。1990年，陳水扁作為“立委”，他提出素書樓是公產，強烈要求台北市政府收回，讓錢穆搬出去。當時錢穆96歲，體弱多病，堅持從素書樓遷出，三個月後去世了。後來台北市市長馬英九上台後，開始整修名人故居，素書樓整修完成重開大門時，馬英九以台北市市長身份代表市政府向錢穆遺孀胡美琦鞠躬道歉。
2010年9月，作者一行人與錢穆夫人胡美琦
澎湃新聞：您在探訪故居、舊址的同時，又在台灣搜訪逸聞，采訪了一些文化名家的家人、助手、研究者等，有什麼幕後故事可以與讀者分享?
吳十洲：這本書背後確實有些故事，有的我都寫在書中了。為了完成這本書往台灣自由行去了好幾趟，通過圖書館、博物館、大學查找資料，也接觸到一些文人的遺孀、後人、弟子等，他們也為我提供了一些資料。
許壽裳是同盟會元老，為人溫和，與世無爭，但善惡分明，嫉惡如仇。他堅持宣傳魯迅思想。他對于政治的天真，魯迅說他“老實有余機變不足”。許壽裳到台灣後對魯迅的家人仍念念不忘，有兩封許壽裳慘遭凶殺前不久他給許廣平的信，充分說明這一點。
一封寫于1948年1月15日，信中說：“海嬰來台甚善，入學讀書，當為設法，可無問題(現已修畢何學年，盼及)。舍間粗飯，可以供給，請弗存客氣，無需匯款。”(《許壽裳書信選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另寫于1948年1月31日的信上說：“得廿四來書，知海嬰行期，須俟陰歷年外再定。現值台北雨季，氣候轉變較劇，索性俟雨季過後(約三月底止)為宜，因霽野、何林兩夫人每當此季均病氣喘，未知海嬰曾患此否?如本無此恙，則可不以為意。”(《許壽裳書信選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
1948年1月15日，系“陰歷”即農歷丁亥年十二月初五日，1月31日系農歷十二月廿一日。讀此二信可知，許廣平與許壽裳已商定周海嬰到台灣去讀書的，只是赴台日期未定。誰知農歷戊子年正月初九(即2月18日)，許壽裳就慘遭凶殺，周海嬰赴台讀書之事，自然也隨之擱淺，如果這事兒辦成了，那麼魯迅的血脈就到了台灣了。(文/林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