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自殘”的公投？

 

　　投票日兩天前，在倫敦溫布利體育館舉行的BBC公投大辯論上，留歐陣營質問對方：請說出哪怕一個支持英國退歐的盟國的名字來！

 

　　退歐陣營的三員辯將瞠目結舌。他們說不出來。

 

　　不僅如此。超過90%的經濟學家、幾乎100%的權威機構（國內、國際）都不支持英國退歐。

 

　　但似乎如此“孤家寡人”的退歐陣營仍然振振有詞，仍然獲得這次辯論現場大約一半聽眾的掌聲，仍然獲得當晚大約一半電視觀眾的喝彩。

 

　　因為雖然他們沒有國際盟友，雖然他們缺少專家支持，但他們仍然有大約一半的民意支持。投票日前數周的各項民意調查，一直顯示退歐派民意與留歐派民意不相上下，有時甚至還領先對方。

 

　　這大約一半愿意投票退出歐盟的英國選民，主要為一個議題所驅動：移民問題。

 

　　不能說一半英國選民都是種族主義者，因為歐盟內的移民絕大多數都是白人；也不能說他們都不知道退歐的經濟代價，幾個月來留歐陣營反復說的就是退歐經濟代價，但“兩害相權取其輕”，至少在他們的心目中，移民過多之害，大于經濟損失之害。

 

　　因為，最能打動他們的話，是6月21日晚上這場大辯論上退歐陣營的三位辯將、以及此前此后所有其他退歐鼓動者反反復復強調的一句話：“只要留在歐盟，移民人數就沒有上限。”

 

　　確實，只要留在歐洲單一市場（不管是不是退出歐盟），歐盟內移民人數就沒有上限。因為“人員自由流動”是歐洲單一市場內不可撼動、不容商討的“三大自由”原則之一：商品、資本、人員的自由流動；而如果英國“雙退”（退出歐盟，同時也退出單一市場），英國就要像歐洲單一市場之外的國家一樣，接受相應的貿易壁壘，包括關稅，英國也就如超過90%的經濟學家預測的那樣，有可能陷入經濟衰退。

 

　　但是，大約有一半的英國選民，因受誤導或信息不全而不知道這個風險，或者知道這個風險但為了控制移民人數甘愿冒險，投了支持退歐的票。

 

　　其實，倫敦股市、匯市乃至全球市場隨著公投前民意調查的結果如過山車般大起大落的情況（退歐民意略有上升，英鎊就大跌），這些英國公民并非不清楚，但他們不在乎；美國總統、IMF總裁、大公司老板、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許多學科的科學家、各類名人、英超足球俱樂部老總、甚至前足球明星小貝等所謂的VIP越警告退歐的危險，他們越堅定自己對著干的投票意向。

 

　　原因？對這些多為底層的退歐陣營的民眾來說，就因為：一、移民太多了，搶走了我們的工作、擠占了我們的醫生預約、奪走了我們孩子的學校名額；二、退歐后英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太好了，經濟衰退中受損最大的，一定都是那些精英，那些天天吐沫橫飛，警告退歐危險的，包括小貝，不也都是精英嗎？

 

　　有人把這一現象稱為反建制、反精英、反專家現象，這個現象不是英國獨有的，它出現在美國，標志性事件是特朗普的“橫空出世”；它出現在歐洲大陸，癥狀是極右翼政黨在多個國家的崛起；它也伴隨著其它更加不祥的趨勢而出現：金融危機、歐元區崩盤、全球化失控、貧富差距拉大、中東戰亂頻仍、難民流離失所、全球人口大遷徙……

 

　　許多人認為，在如此動蕩的時局下，英國舉行退歐公投，至少是選錯了時機。

 

　　在英國退歐公投投票日兩天前，美國經濟學家、前財政部長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說：“簡而言之，退歐可能是自從七國集團40年前成立以來其中一個成員國作出的最糟糕的自殘政策。沒有一個謹慎的決策者會冒這個風險。”

 

　　我的同事、FT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曾經被中國經濟學家于永定稱為“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媒體人’或‘媒體人–經濟學家’”，他至少應該是當今世界上對英國退歐公投可能的結果最擔心、甚至最焦慮的人之一，我簡單統計了一下，在公投舉行前的兩個月，這位經濟學家就英國不應退歐這個話題寫了不下10篇文章，幾乎每周一篇。

 

　　他比薩默斯更進一步，直接質疑舉行退歐公投的決定。

 

　　馬丁在《英國退歐公投是自殘》一文快收筆時寫下的這句話，讓我非常吃驚：“可以說，此次公投是我有生之年見過的英國政府最不負責任的行為。對于認為不進行公投就意味著拒絕民主的反對觀點，我們可以回答，英國在開始進行此類公投很久前便已是成功的民主國家。”

 

　　怎么，全民公投不是被譽為最民主的政治治理方式嗎？“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媒體人’”居然質疑直接民主？

 

　　代議民主 v. 直接民主

 

　　帶著種種疑問，我來到馬丁的辦公室，對他進行了一次小型采訪。

 

　　在詢問了他對歐洲單一市場的“人員自由流動”原則的看法之后，我單刀直入：“馬丁，你的那篇文章似乎對全民公投有著非常負面的看法，對于英國是否應該離開歐盟這個關系到英國所有公民利益的重大議題，你認為應該由誰來決定？”

 

　　馬丁也非常直截了當：“應該由議會來決定，而不應該由全民公投來決定。英國是一個實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代議原則是英國民主制度的最基本原則。而全民公投的危險在于，它會助長民粹主義政治。我可以理解為什么蘇格蘭需要就是否獨立舉行全民公投，因為是否獨立是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但關于英國是否退出歐盟，卻是一個技術問題，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很難理智地解釋其利弊得失，而在全民辯論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夸大、謊言、誤導，整個辯論的氣氛因此被毒化，所以我不相信在這種氣氛下選民會作出明智的決定。”

 

　　我問他：“許多人非常推崇瑞士的直接民主模式，難道英國不應該像瑞士學習嗎？”

 

　　馬丁?沃爾夫回答說：“首先，與英國相比，瑞士規模小得多，也沒有特別大的地緣政治議題；其次，瑞士人長久以來一直實行直接民主，他們早已習慣這種模式了；第三，瑞士人民非常成熟、謹慎、保守。有人認為，隨著民眾逐漸成熟，他們會作出更為明智的決定，但英國民眾不熟悉直接民主，英國有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政治文化、媒體、政治辯論方式等等，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貿然實行直接民主的結果將會非常糟糕。”

 

　　馬丁說的情況，我深有同感。中國人往往認為，在西方國家中，英國是相對冷靜、幽默、保守、甚至頗具“紳士風度”的國家，確實，其它國家的公民也常常用類似的詞描述英國人的國民性，相比起鄰國法國、德國的政治歷史，英國的民主化也相對漸進、平和、保守，即使如此，一遇到全民公投，英國人也會走火入魔，這次退歐公投的兩大陣營互相攻擊、夸大和曲解事實，也令人瞠目結舌，退歐陣營更擅長“化繁為簡”，把有關退歐利弊得失的復雜問題簡化為一些簡單、煽情的口號，如“奪回我們的控制權”、“收回我們的邊界”、“拿回我的國家”、“6月23日將是我們的獨立日”等等，主張退歐的英國獨立黨則一直在利用普通民眾因東歐移民大批涌入給當地社區帶來壓力而產生的不滿，甚至試圖從民眾對歐洲大陸難民危機的恐慌中榨取政治資本，進而推進自己的政治議程。英國獨立黨領袖奈杰爾?法拉奇（Nigel Farage）曾經推出了一份宣傳海報，海報中，一望無際的人群如潮水般涌來，海報的標題是“崩潰臨界點（breaking point）”。后來，有人指出，這些人群并非符合歐盟之內“人員自由流動”原則的合法移民，而是試圖跨越斯洛文尼亞邊境的敘利亞難民，但英國不在無邊界的申根區之內。海報推出后，法拉奇馬上被各方指責涉嫌“種族主義”。

 

　　至于某些一直帶有“疑歐情結”的英國右翼媒體，更是一直在為底層民眾對移民的不滿、對難民的恐慌火上澆油，借此鼓動退歐。為了了解離歐陣營的觀點，我曾經連續數日閱讀支持退歐的幾份著名的報紙，但我不得不承認，這些報紙涉及歐盟和留歐陣營的部分報道和評論既不客觀，更有民粹主義之嫌。

 

　　馬丁說的“民粹主義”，也反映在在這次公投辯論中出現的頗為明顯的反“建制-精英-專家”現象：幾乎所有英國國內和國際上的“有影響、有權威”的機構、專家、媒體、學者、企業家、名人等等，都不贊成退歐，但前面那位攻讀物理學博士的年輕選民所提到的退歐陣營主將之一戈夫，卻在電視辯論中說了一句注定讓他“留名青史”的話：“我認為，這個國家的人民對于專家的話已經聽夠了！”戈夫更為引起爭議的話，則發表在公投日兩天前，他把警告退歐經濟代價的獨立經濟學家比喻為拿希特勒政府錢的納粹科學家。此言一出，馬上遭到各方譴責，他也被迫為此道歉。

 

　　馬丁所深深憂慮的這種退歐辯論的“毒化”氣氛，終于在公投投票日一周前釀成了惡性仇殺事件：強烈支持英國留在歐盟的工黨女議員喬?考克斯（Jo Cox），在其位于英格蘭伯斯托爾的選區內的一家圖書館外被一位極右翼的槍手開槍打死。后來，在法庭上被問及姓名時，此案嫌疑人托馬斯?邁爾（Thomas Mair）回答說：“消滅叛國者，自由屬于英國（death to traitors, freedom for Britain）。”

 

　　英國獨立黨的難民海報，和考克斯遇害，這兩個事件后來被工黨領袖科爾賓視為這次公投辯論過程中的轉折點。

 

　　“多數人的暴政”？

 

　　對類似全民公投這樣的直接民主的懷疑、警惕和批評，從古至今一直沒有消停。有人是從為獨裁制度辯護的角度提出批評，但也有人是從民主的角度提出批評。例如，美國立國時的“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批評雅典式的直接民主時說了一句名言：“即使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雅典公民大會仍將是一群暴民。（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

 

　　確實，英國民主模式一直是代議民主，歷史上，兩大政黨的領袖都表達過對全民公投的質疑。最有名的例子是，1945年，當保守黨首相丘吉爾提出英國民眾應當就是否繼續戰時聯合政府舉行全民公決時，工黨領袖克艾德禮明確表示反對。他稱全民公決違反英式傳統，是“獨裁者和煽動家可以利用的工具。”后來的保守黨首相撒切爾夫人也不喜歡全民公投。在這次退歐公投辯論活動期間，撒切爾最信任的外交事務顧問查爾斯?鮑威（Charles Powell）接受采訪時說，撒切爾也認為，全民公投是獨裁者的工具，因為獨裁者往往會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全民公投，如果撒切爾如今還在世，她將會把這次退歐公投視為“反民主”。

 

　　另外兩位仍然在世的保守黨“大佬”也持同樣觀點。英國資深議員、前保守黨政府的財長肯?克拉克（Ken Clarke）就認為不應該就是否退歐舉行公民投票。他說，讓選民決定如此復雜的問題是“管理一個現代、復雜的國家的非常奇怪的方式。”保守黨前主席、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也承認，他一直不喜歡全民公投。他在為FT撰寫的悼念考克斯的文章中說，這次退歐公投的拉票活動在英國社會造成了嚴重、丑陋的分裂，“就像民族主義情緒被煽動起來時常常發生的情況那樣，整個辯論遲早要轉向陰謀論和種族問題。”

 

　　英國著名喜劇演員理查德?赫林（Richard Herring）說得更為沉痛，更能代表普通人的心聲。考克斯遇害之后，赫林在自己的博客中這樣寫道：“這次公投并不是我們多數人想要的，任何一個明智的人（對這次公投的議題）都會感到沒有資格作出判斷，它已經分裂了我們的國家，我覺得，我們很難彌合這種分裂。”

 

　　退歐陣營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捍衛者，但反對全民公投的人卻認為，退歐公投本身就不民主，首先，一個國家的選民可以作出影響歐盟五億公民的決定，這不民主，其次，有數百萬歐盟公民居住在英國，其中許多人已經在英國生活多年，對于影響他們未來前途的這個問題，他們卻沒有投票權。

 

　　另外，現代社會日趨復雜，管理國家也越來越專業化，選民選出自己的代表，即議員，委托這些議員在一定期限內管理國家，代表他們作出平衡、審慎、專業化的決定。你不能指望技工、水管工、美發師、牙醫能夠更專業化地管理國家。

 

　　還有人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反對全民公投，認為公投會造成“多數人的暴政”，不利于保護少數人。如果公投的結果是由簡單多數來決定，那么，如果僅僅是投票者的50%＋1做出的決定，卻要讓另外50%－1的投票者接受，只會讓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分裂，而那些由于種種原因未能投票或者棄權的選民更不會心服口服了。

 

　　在英國退歐公投日之前兩天，我的另外一位同事、FT外交事務首席評論員拉赫曼（Gideon Rachman）寫了一篇文章，談了他對這次公投的糾結和糾結之后仍然決定投票留在歐盟的復雜心態，下面有一位讀者留言說：“不管投票結果是什么，這次退歐公投是一個糟糕的主意，最有可能出現的任何一方險勝的結果不會解決任何問題。英國是一個議會民主國家，所以應該讓議會來決定此事。如果英國不得不舉行全民公投，那么，就應該作出努力，恰當地讓英國人民了解所有的事實、而非宣傳，為了這個原因，應該推遲舉行退歐公投，并為此任命一個中立的委員會。”

 

　　其他英國人則比這位讀者“推遲公投”的要求更進一步：在考克斯遇害之后，數萬人在英國議會的網站聯署簽名，要求取消這次公投。在投票開始之前，簽名的人已有超過5萬7千人。他們的呼聲雖然很小，他們的簽名雖然未能阻止公投投票的進行，但至少代表了部分人對用這種形式決定諸如退歐這樣復雜議題的質疑。

 

　　英國舉行退歐公投前兩天，我在新浪微博上問了兩個問題：“還有兩天英國就要舉行是否退出歐盟的公民投票了。我想問兩個問題：1）作為中國人，你關心英國的這次全民公投嗎？2）如果未來中國也實現民主了，你認為特別重大的事情應該由議會決定，還是應該由全體選民舉行公投來決定？”

 

　　一位網友這樣回答：“不是太關心，不過我希望英國能留在歐盟。國人真正有選票那天，特別重大的事情我希望全民公投，我覺得被代表怕了。”

 

　　當然，他說的“國人”不是英國人，是中國人。

 

　　一位身在英國的華人網友這樣回答我的問題：“身處英國，非常關心這個事情。中國要是實現了民主，絕對不支持公投，事情永遠不是yes or no可以解決的，而且讓大多數知識儲備都不夠的民眾去決定這樣的事是非常冒險的行為，這是政治家的利我的手段。蘇格蘭的公投帶了一個不好的頭。”

 

　　那么，在他看來，這次全英國的退歐公投是不是也“帶了一個不好的頭”？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