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7年，唐朝滅亡，國史上出現第二次南北朝。南面是五代和緊接著的北宋，北面是契丹人建立的遼朝(907年—1125年)。由於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等方面的需要，遼曾先後創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兩種文字，用以記錄契丹語。遼亡金興，金朝前半期，仍然使用契丹文字。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才“詔罷契丹字”。契丹文字遂逐步成為不為人們所識的“死文字”。

　　用契丹文字寫的書在中國一本也沒有流傳下來，僅僅在俄羅斯留下了一本用契丹大字抄錄的130多頁的手抄本。傳世的契丹文字資料都是20世紀和21世紀陸續出土和發現的金石資料。

　　1922年6月21日，比利時傳教士凱爾溫在今我國內蒙古的一座遼墓中，掘出了遼興宗皇帝和仁懿皇後的契丹小字哀冊和漢字哀冊。墓穴距離地面6米深，不能把哀冊舉出地面，凱爾溫又不諳傳拓之術，就雇人用5天時間逐字抄錄之。他把《仁懿皇後哀冊》的手抄本照相制版發表在1923年第118期《北京天主教會雜志》上，使契丹文字在失傳數百年之後，世人得見其真面目，並在學界引起轟動。

　　我國羅福成、王靜如、厲鼎煃等人在1932年至1935年間，把契丹小字哀冊與漢字哀冊對比，釋出了契丹小字中的一些年號、幹支、數目字等共七十幾個，僅僅釋出字義，沒有涉及讀音。契丹文字專業遂在學界產生。

　　1951年至1956年間，日本的山路廣明、村山七郎、長田夏樹等群起研究契丹小字。他們用蒙古語和滿語來讀中國人已經釋出字義的契丹小字，為契丹小字的原字(最小讀寫單位)構擬音值，構擬對的或接近對的有三十幾個原字的音值。

　　契丹大字《蕭孝忠墓志銘》1951年在遼寧出土後，遼寧省博物館的閻萬章考釋出了其中“統和”“重熙”和“大安”三個年號和少量幹支與數字。這是研究契丹大字之始。之後，日本的豐田五郎也開始研究契丹大字。

　　筆者於1972年解讀出契丹小字《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中的人名“黃應期”、官名“尚書職方郎中”、地名“唐乾陵”，構擬了16個原字的音值。從而找到了通過尋找契丹文字資料中的漢語借詞來解讀契丹文字的方法。

　　1975年9月，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與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室聯合成立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組，開始了有組織、有計劃的研究活動。小組從4167個契丹小字中分析出377個原字。其研究成果《契丹小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5年)也成為契丹文字研究的經典。該書的韓文版於2016年在韓國出版。

　　20世紀最後10年和21世紀前4年是契丹文字資料集中出土的時間，契丹文字的解讀也突飛猛進。筆者1993年發表的《若幹契丹大字的解讀及其它》，首次論證了契丹大字也有拼音性質。

　　契丹文字的研究成果對於研究遼史具有重大意義。200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出台了扶持絕學的政策，聘請筆者為契丹文字學科帶頭人。本著“出成果，出人才”的原則，筆者出版了《契丹文字研究類編》，培養了一名契丹文字專業的博士張少珊，內蒙古大學的清格爾泰先生生前也培養了一位博士吳英喆。這樣可以使絕學不絕，傳承有人。

　　雖然契丹文字的解讀取得了很大進展，但不論是契丹大字還是契丹小字，都是解讀出來的少，尚未解讀的多;解讀的漢語借詞多，契丹本民族的語詞少，距離徹底解讀的目標還很遙遠。因此，必須坐下來，耐著性子，一個字一個字地啃，積少成多，最後達到質的飛躍。

　　21世紀以來，文物市場上出現了批量生產的贗品契丹文字墓志銘。個別年輕學者沒有鑒別贗品的知識，拿著贗品當真品，寫書寫文章在國內外發表，給學界制造了很多混亂。希望契丹文字研究者們都本著學術良心投入到鑒別贗品的工作中來。只有正本清源才能創新。

　　(作者劉鳳翥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