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昕

　　7月20日，英國新女首相特蕾莎·梅訪問德國，首次以首相身份同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了會談。“這不僅充滿了戲劇性。兩名女性，同時也是兩名世界強國的首腦並排站在德國首都。”7月28日，美民主黨正式提名希拉裏為總統候選人，希拉裏贏得年底美國總統選舉的可能性很高。7月31日，日本前防衛大臣小池百合子成為東京都首位女性知事。

　　7月30日，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發表撰稿人安娜貝拉(ANNABELLE TIMSIT)一篇名為《女性當權：有新紀錄了?》(Women in charge: a new record?)的文章。文中提及2017年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女性領導者在數量上可能空前之多：聯合國秘書長的重要候選人中有幾名是女性，如果她們之中有人當選，此人會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女總裁、世界衛生組織的女總幹事一起影響世界。此外，除了英國和德國，智利、挪威、韓國等國家的領導人也是女性。如果希拉裏在今秋贏得大選，世界政壇將再增一名重量級女元首。

　　據Politico Magazine統計，在2017年1月之前，多達21個國家的元首可能是女性。這個數字乍一看令人難以置信。在美國，1992年被稱為“女性的一年”，因為那年當選眾議員和參議員的女性數量前所未有。現在，2017年或許可以被稱為世界“女性的一年”。

　　有研究表明，女性在某些方面更能勝任領導角色

　　安娜貝拉拋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像古諺說得那樣，女性統治世界，這要緊嗎?這一群總數破紀錄的女性領導者會對世界各地的女性帶來什么影響?從英國脫歐、全球協同打擊(或對抗)IS，再到泛太平洋夥伴關系的未來……它會改變這些全球事件的進程嗎?

　　雖然每位女性領導者各不相同，但她們往往會努力打破“富有同情心”或“軟弱”的刻板印象。用穀歌搜索，當前19位女性元首中至少有8位在她們的國家被稱為“鐵娘子”。最早人們用這個詞，還是形容英國第一位女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而今，當蘇格蘭議員問新女首相特蕾莎·梅：“你是否已經准備好使用可能殺死十萬無辜成年與孩童的核武器”，她的回答斬釘截鐵：“是的。”

　　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女性在某些方面比男性更能勝任領導角色：關注女性貢獻的包容性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clusive Security)的一項報告表明，女性比起男性更傾向於“跨意識形態和社會領域的合作”。而“包容”對高度分裂的國家而言很有幫助，這些國家的女性領導者通常有更高的政治支持率或經濟上的成功。一份2013年的國際事務研究報告顯示，在“高度多樣化的國家”，女性領導者比男性領導者帶來更多的GDP增長率，因為女性領導者能更好地駕馭社會多元和民族分化問題。

　　另據致力於推動女性參與政治的非黨派組織Political Parity收集的數據，美國女性議員平均比男性議員提出更多法案，同一數據還顯示這些女性議員推進通過的法案更成功——女性在立法過程中的作用比男性平均高出31%。

　　此外，女性領導者對暴力問題的解決與和平建設也有顯著作用。據包容性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在一個國家發生沖突後的協商中，女性參與度越高，國家再次陷入沖突的可能性越低。因為研究發現女性擅長構建聯盟以促進和平，被看作是比男人更誠實可靠的中間人。事實上，當女性參與和平談判事務時，成果持續15年以上的可能性會提高35%.

　　國家民主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的研究顯示，女政客還能在談判桌上帶來更多多元化的政治議題，這些議題尤其關乎婦女、兒童和弱勢群體。比如希拉裏·克林頓的當選可能意味著育兒、同工同酬和產假問題更容易得到解決。在希拉裏身為美國第一夫人時，曾擔任她助手的梅蘭妮·沃韋爾(Melanne Verveer)說：“這些問題是她個人經曆和個人觀點的一部分，她上台後的美國政府會把這些問題從邊緣地帶提升到更重要的位置。”

　　安娜貝拉也采訪過兩位女性前國家元首。一位是哥斯達黎加的前總統勞拉·欽奇利亞(Laura Chinchilla)，一位是芬蘭的前總統塔裏婭·哈洛寧(Tarja Halonen)。她們表示在國際問題上也是如此。哈洛寧從2000年到2012年擔任芬蘭總統，她見證了聯合國通過關於性和生殖權利的決議有多不易。在她看來，這是因為缺乏其他女性領導者與她一同努力。她告訴安娜貝拉：“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的女性領導者，我們可以讓改革更加快速有效。”

　　女性掌權依然不樂觀

　　有意思的是，即使明年全球女性領導者的數量突破紀錄，這群女性仍然只占世界總量的10%。哥斯達黎加的前總統勞拉·欽奇利亞認為，這些數字遠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制度。許多評論家認為下屆聯合國秘書長可能是六名女性候選人之一(其中一人來自哥斯達黎加)。但鑒於聯合國大會仍以男性為主導，欽奇利亞依然懷疑聯合國內女性任職已然足夠。

　　另據聯合國女性組織2015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只有30個國家的議會中至少有30%的女性部長，有8個國家的政府裏仍然沒有一位女性。

　　而且，女性任職的趨勢在國際政治中並不樂觀。聯合國女性組織的政策顧問朱莉·保靈頓(Julie Ballington)表示，全球的女性國家領導人的數量提升近年來已趨於平穩，女性在部長級別任職的進展也很緩慢。據聯合國女性組織的報告《女性在政治上的緩慢進展將阻礙發展》披露，自2005年以來，全球的女性部長比例只增加了3.5%。

　　安娜貝拉稱，女性參與政治的方式沒有發生結構性變化——無論是議會配額還是融資法規，女性在競選公職上可能將繼續落後於男性。2013年美國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有63%的女性大學生被問及潛在的公職競選時回答說“從來沒想過”，而被提問的男性大學生中只有43%給出同樣的回答。

　　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的政治學家法麗達(Farida Jalalzai)的研究發現這並不是唯一的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只有當女性和掌握實權的男性政治家有親屬關系時，才更有可能被民眾投票當選。在她對1960年到2008年所有女性元首的研究中發現，普選產生的七個掌權女元首裏只有一個沒有政治世家背景，那就是今天依然掌權的利比裏亞總統埃倫·約翰遜·瑟利夫(Ellen Johnson-Sirleaf)。很顯然，希拉裏·克林頓作為美國前總統的妻子亦符合上述模式。

　　“如果一個女人最終成功入駐白宮，這場勝利對全球國家元首的性別本質會產生什么影響?”法麗達說，“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女人。如果是希拉裏·克林頓，因為她的家庭背景和政權千絲萬縷的聯系，她的當選意義也就不那么純粹了(不會帶來多大的變化)。”

　　因此安娜貝拉認為，世界各地的女性和女權支持者在2017年可能會迎來一個可慶祝的裏程碑，“但它也提醒我們，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