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媒體對民間讀經出現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報道，引發各界關注和熱議，儒家網總編任重將其稱之為第二次讀經大討論：“若說十年前因蔣慶先生而引發的讀經大討論是第一階段，今天的讀經進入了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爭論的是該不該讀經，第二階段爭論的是該怎樣讀經，是為進步。因為出現參加讀經班的孩子被讀“廢”了的現象，說明民間讀經也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我們對推動者和家長的提醒，是負責任的態度和做法。”。
事實的確如此。這次爭論，首先是在儒家內部發生的，主要當事人都是當代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分別是有“讀經運動推手”之稱的台灣學者王財貴和同濟大學教授柯小剛，兩人主要因為讀經方法及其實踐效果，而產生分歧。
王財貴和柯小剛
王財貴所宣揚的讀經理論名曰“老實大量純讀經”，這個理論一直不乏批評者。作為民間儒家書院道裏書院和同濟複興古典書院的創建者，柯小剛認為當前的實際情況和存在問題不容小視：“毋庸諱言，‘國學熱’和‘讀經運動’作為傳統文化複興的初期發展帶有非常濃厚的民間通俗文化色彩乃至民間宗教色彩。其中做得比較好的項目，譬如某電視台的著名國學節目，問題還只是出在低智化、娛樂化、雞湯化，即使有些知識性錯誤倒也無傷大雅;但有些較差的項目，譬如近年來日益流行的愚昧讀經、野蠻背誦(全日制專門讀經，十年不許講解，只能背誦，每天背書八小時以上，不允許讀經典白文之外的書籍，包括古人注疏也不許看)，則必須認真檢討一下了。”
柯小剛的苦心，也得到了另一位當代儒家代表性人物、首都師范大學教授陳明的響應：“讀經運動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各種形勢和條件都發生了變化，從讀經表層和深層的原因訴求出發，對這一運動進行總結反思，我認為是十分重要和非常必要的。當時王財貴先生等發起讀經，先知先覺的貢獻是值得載入曆史的。但是，在傳統文化進課堂，大陸儒學蓬勃興起的今天，或者讀經運動該如何定位如何規范使之可長可久，在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中繼續發揮積極作用，已經成為一個問題。”
顯然，柯小剛的批評，是本著負責任的態度反思民間讀經運動中出現的方法問題，主要集中在民間讀經相關從業人員應該改進讀經方法，注重文化傳播的有效途徑，從而有效遏絕“老實大量讀經”理論被“阿貓阿狗”歪曲濫用的現象，可謂同門諍友的諄諄勸告。可是，諍友的中肯批評被被一些人改裝為別有用心的揣度和誣陷，從而變成臆想中的極具殺傷力的武器。
因為中國大陸客觀的曆史原因，民間讀經有著與生俱來的缺憾。它不具備官方教育的雄厚實力，無法確保高水准的教師活動在教育第一線，更不能對自身的社會地位作出准確界定，就連教學方法也值得商榷。民間讀經所奉行的王財貴讀經教育理論，在實踐中暴露出來的問題，的確值得反思。對此，儒家學者吳鉤指出：“最早一批接受讀經教育的少年，如今已長大成人，早期讀經教育模式的問題也暴露出來。其弊，究其大端，有三：
1、封閉性，關起門來讀經書，與社會脫節。
2、還是封閉性，一心只讀聖賢經，與現代知識體系脫節。
3、還是封閉性，躲進小樓成一統，與現行教育體制脫節。總之，弊病在其封閉性，而不在讀經本身。”可見，如何打破封閉性，讓民間讀經真正融入百姓生活日用，與現代知識體型相適應，業已成為一項重要的曆史任務。
當然，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地看待。王財貴推進“老實大量純讀經”，客觀上有助於儒家經典重新進入民間社會，為傳統文化的蓬勃發展開辟了寬闊的領地。但是也存在一些難以避免的問題。例如，無法確保“讀經”的系統性，致使佛教經典穿插其中，混淆了概念，讓許多人對“讀經”產生了概念層面的誤解;將“讀經”導向了對《牟宗三全集》的研讀，把聖賢之道越走越窄，最終成為某一學術派系的一曲之見，固步自封，難以服眾。當然，後者是傳統文化中的尊師重道、師法傳承和門戶意識的現實寫照，我們應當有鑒別地加以評判。
本來，普通人對“讀經”並沒有多大印象，管他讀的是儒家經典、佛教藏經，還是其它宗教文獻，籠而統之，置之不理。因為近一百多年來的文化激進主義浪潮早已沖擊了儒家精神的崇高地位，國民教育體系裏面不再有儒家經典，大學課堂裏面不再系統講授儒家經典，就連民間私塾也不能完整誦讀儒家經典。起初，那些深受西方價值影響的知識分子想要借助“廢經”，即全面終止儒家經典在教育領域的實際功用，實現中國教育的現代化。可是這種割裂民族文化傳統的武斷抉擇並沒有獲得預計效果。教育頹勢，日甚一日，真可謂“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天道循環，剝爛複反。有了“廢經”的惡劣影響，才有了推動“讀經”的客觀環境;有了文化安全的重重危機，才有了章太炎激揚愛國情懷、建立章氏國學講習會、推動民間讀經的重大舉措。民間讀經，不是空穴來風，而是為改善國家民族生存境遇的積極建樹。
任何積極建樹都要經曆各種磨難。民間讀經也不例外。自從孔子及其弟子傳播儒學以來，民間人士學習儒家經典，總是在艱難困苦中進行，不知遭受過多少人情冷暖，體驗過多少世態炎涼。本世紀初，大家還在質疑讀經的必要性，各種爭論紛來遝至，交互撞擊，最終迎來了民間讀經的浪潮。有浪潮，就會有渣滓，這是在所難免的。
如陳明教授所講：“讀經表層的原因是要彌補學校教育重知識輕人文，重技能輕人格的不足。深層來說則是在近代救亡語境的絕望和憤急心態初步得到調整後，整個社會漸漸開始意識到傳統對於個人社會乃至國家民族的多種意義，如認同整合等。”現時代，儒家應該順勢而為，躬身實踐，從民間讀經運動中總結經驗教訓，在方法層面不斷實現創新。今後所要做的就是積極引導民間讀經走上正軌，使其完成體制化，最終以開放的姿態進入國民教育體系，成為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有效途徑，為培養中華民族的國族意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提供精神支撐和精神動力。這是民間讀經的最終歸宿，也是儒家的美好期待。
誦讀儒家經典，成就聖賢事業，是曆代讀書人的宏圖大志。它早已成為中華民族悠久輝煌的曆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是活潑潑的，儒家經典的許多內容是生動形象的。二者感應道交，共同塑造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氣質和精神品格，一起延續了崇尚精神的優秀傳統。儒家經典承載的生生之德、堅忍不拔、精忠報國、以天下為己任等優良道德傳統，早已貫穿在中華民族櫛風沐雨的創業曆程中，成為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之一。
然而，有些人對儒學傳統持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不惟口誅筆伐，肆意謾罵，甚至抓住一切有利時機，捕風捉影，無端構陷，欲除之而後快。招式眾多，路數繁雜。其中不乏獨門絕技——高高祭起批評的大旗，收集民間讀經運動的相關材料，尤其是聚焦王財貴推行的“老實大量純讀經”活動，從中找出不足之處，有意放大，過分渲染，將民間讀經運動的缺憾渲染為儒家的錯誤。它可以在第一時間吸引公眾的注意力，卻無法長期站穩腳跟。面對這樣的情景，遭遇這樣的攻擊，在下不禁心懷憂慮：這是批評，還是扼殺?如果是善意的批評，就要欣然接受，發現不足，及時改正;如果是處心積慮的扼殺，就要提高警惕，彌補缺憾，直道而行。
儒家從來不拒斥別人的批評，從來不回避自身的問題，從來不規避現實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