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市民在觀看多媒體展覽。  朱偉輝 澎湃資料圖

　　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中國革命的搖籃，這里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紅色資源。9月16日，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復旦大學特聘教授熊月之做客大隱書局大夏讀書會，從城市社會學角度解讀近代上海的紅色資源為何如此豐富。

　　上海市黃陂南路374號，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  王辰 澎湃資料圖

　　上海與眾不同的紅色資源

　　熊月之首先對“紅色資源”進行定義。狹義上，“紅色資源”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進行革命斗爭時所形成的人文景觀與精神財富，比如“一大”“二大”“四大”“左聯”等。廣義上則指近代一切追求進步活動中所形成的人文景觀與精神財富，“甚至于一切追求真、善、美的精神財富，都可以視為紅色資源。”

　　“我現在講紅色資源，更多的是大家平常理解的狹義的紅色資源。”熊月之表示，我國紅色資源的形成路徑大概有三類，第一類是根據地形式，比如像井岡山根據地、延安根據地。第二類是歷史性事件紀念地式的，如嘉興、古田、遵義、西柏坡。

　　“我們把這兩類形成路徑比較一下，你們會看到如果是根據地式的，它形成的紅色資源會呈集團性、必然性，比如我們到井岡山、延安就會發現成批的紅色資源。但如果你到古田去，除了那個時間點以外，你沒辦法找到成批的紅色資源。”熊月之說。

　　那么上海呢？熊月之認為上海的紅色資源恰介于兩者之間，同時兼而有之，屬于第三類形成路徑。“沒有人說上海是革命根據地。革命根據地第一要有一塊地盤，第二得有政權，第三還要有武裝。如果沒有這三個東西，就不構成革命根據地。但上海發生那么多的事，盡管沒有政權、自己的武裝，但相對來講依然是紅色資源可以依賴的一個地方，因此我們說上海是有準根據地性質的。”

　　熊月之表示，把這三種形成路徑放在全國看，和上海有類似情況的城市不是很多。“廣州有一點，武漢有一點，但是跟上海性質也是不一樣的，所以上海有自己的獨特性在里面。”

　　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市民在觀看緬懷墻上的照片。  朱偉輝 澎湃資料圖

　　上海最能吸引移民和留學生

　　熊月之把上海紅色資源的形成因素分為六類。第一類是信息系統，即先進文化的輸入與傳播。他說，從建黨初期的《新青年》《共產黨》，中共早期創辦的日報《熱血日報》《紅旗日報》，頂著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到宣傳抗日救亡的《大眾生活》，從馬、恩原著譯本到進步讀物《大眾哲學》《西行漫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從《國際歌》翻譯到《大刀進行曲》與《義勇軍進行曲》創作，以上無一不是在上海誕生的。

　　第二是社會基礎。熊月之表示，上海是一個工人集聚的地方。1919年上海有各類工廠2291家，工人18萬多。從事交通運輸業的上海工人也有近12萬人。兩者相加已達30萬人。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上海參與罷工的工人有二十多萬。

　　“而我一定要講到的是上海的移民人口，這對上海紅色資源的形成有至關重要的作用。1919年，上海有了240萬人口，已經是全國特大城市了。到1949年變成546萬人口，相當于北京、南京、天津這三個城市人口總和。”熊月之說。

　　“而且晚清以后，上海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的城市。1922至1931年，上海每年大專院校都有增加，全國立案的國立及私立學院總數157所，上海占44所。”熊月之說，此外有大批留學生來滬，包括進步作家和文化人士：留日歸來的有郭沫若、陳望道、李達、魯迅、田漢、夏衍、郁達夫、夏丏尊、樓適夷等，留法歸來的有巴金、梁宗岱、戴望舒等，留美歸來的有胡適、趙元任、冰心、梁實秋、潘光旦等。

　　在熊月之看來， “留學生那么多，為什么他們都要在上海？我覺得原因至少有三個，第一個原因是那時上海的城市發展和西方基本上是同步的，他們在西方學的東西到上海能夠派得上用處。第二在生活上面也能夠適應。第三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有和外國接觸的平臺，中外交往非常頻繁。上海賣外國書、賣外國報刊，跟外國學者交往也很多。”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義勇軍進行曲石碑。   澎湃資料圖

　　上海有便捷的交通與通信網絡

　　此外，上海的交通系統和郵政通信系統也為紅色資源的積累奠定了基礎。在20世紀初，上海已形成內河、長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運系統，出入上海的輪船和噸位都占全國總數的五分之一以上。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三大航空公司——中國航空公司、歐亞航空公司與西南航空公司的航站焦點均集中于上海。

　　而且上海市內交通也很發達。據統計，1933年上海市內已有出租汽車行95家，出租汽車近千輛。“市內交通為什么要講？因為共產黨人在上海要搞活動，特別是地下活動，市內交通是非常需要的。有時需要汽車，有時需要馬車，有時需要黃包車。我為什么還要強調黃包車？因為那時候上海街道情況不一樣，尤其像閘北很多地方，汽車很難開進去。”熊月之說，而汽車“不能開進去”有時也有好處，就是便于隱藏。

　　“所以有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對于這個城市活動有內在的價值在。到了20世紀30年代，適應不同階層、不同距離、不同需要的上海市內交通工具應有盡有。”

　　與交通系統相呼應的是郵政通信系統。民國時期，上海郵路可與全國各地相連接，為國內郵差線的一大中心。上海口岸停泊著眾多國家的郵船，國內的郵差線經上海可聯郵世界各國。至于電話，至抗日戰爭前夕，上海電話可通達國內城鎮470多處，1937年還開通滬港和中美長途電話電路。“至抗戰前夕，上海已確立其全國郵電通信網中心，特別是國際通信樞紐地位。”

　　“便捷的交通與通信網絡，對于城市來說，有如身手矯健，脈動強勁，經絡順暢，這對于中共領導的政治斗爭至關重要。”熊月之說，就與外部聯系而言，中共中央與各地黨組織之間，與共產國際之間，都必須保持密切而通暢的聯系。

　　熊月之表示：“在上海活動的許多領導人，如周恩來、李立三、劉少奇、陳賡、陳毅、彭湃、楊殷、惲代英等，其活動地點，都是在各地流動的，時而北京，時而武漢，時而廣東，時而江西。在上海城市內，中共組織在大部分時間里處于秘密狀態，黨員的住處時常變換，聯絡地點時常變換，時而租界，時而華界，時而滬西，時而閘北，聯系方式時常變換。在這種狀態下，沒有便捷的交通與通信網絡，是很難想象的。”

　　位于多倫路上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會址。  澎湃資料圖

　　上海的五方雜處和華洋混處

　　在熊月之看來，第五個因素是上海的“組織系統”。“在近代上海，人們不斷把西方的結會方式引進上海，上海也走到其他城市前面。”人們如今熟悉的強學會、軍國民教育會、光復會、同盟會在上海皆有組織。1920年夏季，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成立。

　　最后一大因素則是上海“安全系數高”。“民主革命時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時間，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設在上海。設在上海很重要的原因是利用了上海的縫隙效應——一市三治。”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章程曾明確規定，無論是奉法租界的命令，或者是奉會審衙門的命令，或者是其他華官的命令，沒有公共租界的同意，一律不準到租界里面抓人。“無論是在晚清還是民國，他們有一條最根本的原則，就是沒有租界的同意，不能夠到租界里抓人。所以我們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中共四大開會的地點都利用了上海統治縫隙的地方。中共一大開會的地方處于法租界的邊緣地帶，中共二大則是法租界跟公共交界的地方。”

　　熊月之表示：“而我們講到安全系數的時候，一定會講到五方雜處和華洋混處，這兩個因素對上海紅色資源都至關重要。五方雜處使得上海人說話南腔北調了，什么話都有。正因為這樣，上海那時戶口管理非常松散，有密集性、異質性、匿名性和流動性，這四個性加起來，就為我們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秘密斗爭提供了理想的場所。”

　　“第二個還有華洋混處。那么多外國人，使得上海對外國人不覺奇怪。我們看黨的斗爭史上，有一系列很重要的紅色資源是和外國人有關的。比如左爾格，他是二戰時非常重要的秘密工作者。因為上海有那么多外國人，使得中外混處程度很高，他們在上海活動容易被掩護，不會發生問題。”

　　這六大因素——信息系統、社會基礎、交通系統、郵政通信、組織系統、安全系數，就綜合帶來了上海極為豐富的紅色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