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人妖，人們往往即想到了泰國，反之亦然，一說到泰國，人們往往也想到了人妖，大概中國人好獵奇，十多年來，泰國遊長盛不衰，到了泰國，莫不急於一睹人妖的風采。
關於人妖，有一種傳說極為盛行，據說人妖大都為生活所迫，在幼兒階段，男孩子被殘忍地進行變性手術，以便從事於演藝職業，為了變性徹底，需要常年服用雌性激素，總而言之，人妖的生活慘不忍睹，壽命也遠遠低於常人，大概四五十歲也就到了頭。此種傳說，其實極其偏頗，大概國人總以唯物主義之眼看世界，所有人的生活，莫不是為了物質利益。
此種傳說疑點重重，於是即有認真探求之人，下了一番考據功夫，從曆史上考證泰國人妖的來曆，一直上推至莫臥兒帝國時期，也就是說在公元十六世紀開始的蒙古人帖木兒後裔，在帖木兒帝國末期時期所開創的帝國，版圖囊括南亞次大陸，當然包括今天的泰國。當時的皇帝常年征戰，為了管理後宮，開始啟用閹人以及陰陽人，此等閹人類似於中國的太監，地位頗高，引得泰國許多貧下中農舍身，以便“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此種說法，看似有理，實則未必盡然，猶如中國古代太監，並非人人慕而趨之。
如果說莫臥兒時期的閹人可謂今天人妖的祖先，恐怕只有精神層面的牽連。至於今天泰國人妖之盛，從現實的根源來看，實質上更多的原因還是來源於二戰時期的美軍，當時美軍軍艦經常來到帕提亞小島上進行補給，當然除了戰備物資之外，美國大兵們總要尋歡作樂，但是帕提亞島上的女性有限，於是，出現了一些男扮女裝者，當然也包括一些陰陽人，紛紛來賺取美金。但是隨著二戰結束，美軍來往減少，帕提亞這個小島又重新恢複了漁村的寧靜與貧窮。
帕提亞雖然偏居一隅，但是人窮志不短，上世紀90十年代時期，當時的市長大人靈機一動，為了開發旅遊，經過認真籌備，開始了“人妖選美”，而且口號相當響亮，為了給全世界變性人正名，提出了“我就是我”這一極具沖擊力的宣傳詞。公司贊助，全世界各地的變性人聞風而動，當時的舞蹈演員金星可能不一定知道此條消息，否則金星一去，那冠軍十拿九穩，也可為中國人掙個奧運之外的光了。帕提亞從此旅遊大熱，尤其是中國人，年年如潮水般湧來，所謂不到泰國不知道中國人多。
簡單來說，人妖之於泰國，既有其曆史上之精神傳承，也有著市場經濟的力量，僅僅從人妖此一角度，可知泰國人民在走向現代化的同時，還能保持傳統文化，泰國的包容由此可見。都說中國文化具有包容精神，但就現實而論，與泰國相比，確實無地自容。如果身在泰國，可以感知中國文化遠遠沒有想象中的強大，比如，與中國接壤的泰國，幾乎沒有中國文化的影子，僅從建築形式而論，浮光掠影一遍，泰國的建築有波斯風格、印度風格、拜占庭風格，甚至於美國西部的田園風格，卻很少看到中國風格的建築。
泰國的人妖之盛，似乎讓人們覺得泰國遍地奢靡，拜金成風，其實不然，相反的是，泰國的大多人(據說99%)都相信佛教，而且成年男子人人需做一段和尚，托缽化緣，一來消除孽債，二來報答父母之恩。自由與宗教信仰，成了泰國的主旋律，此等主旋律之下，泰國的政治更是汲取西方文明的成果，政府總理由全民選舉，國王則萬眾敬仰，不僅僅是一種精神力量，更是在兩黨紛爭，趨勢混亂之時，有著“一句頂一萬句”的力量。曆史上曾經有過的兩黨鬥爭白熱化甚至於武鬥開始的時刻，國王召見兩黨黨魁，第二天則化幹戈為玉帛。人們又重新過上了幸福寧靜的生活。
不只是中國文化在泰國相形見絀，即是今天不可一世的美國，兩黨選取，也變成了“騙子與瘋子”的對決，舉世混亂而無解。大概民主政體，首先賴於民眾之素養，如果民眾之正義訴求不足，或者僅僅關注於自己的一己之利，可以想象，選舉出來的領袖絕對不可能是真正的卓絕之人，猶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民主制的批判。所以，從此意義言，中國人大可不必自卑，與泰國的政體相比，強大的美國也要甘拜下風了。
有了信仰，人們就會有底線，泰國的信仰是小乘佛教，但是，相比較於原始的印度小乘佛教，泰國對婆羅門教也不排斥，就連大皇宮中玉佛寺中的壁畫，也滿滿的全是婆羅門教的故事，恪守佛教的傳統，又能對婆羅門教、伊斯蘭教包容有加，我想，這既是泰國人崇尚自由的象征，也是佛教的真精神。
正是其對佛教的信仰，成為了抵禦市場經濟中的不良現象的有力武器，比如，在泰國，很難買到假煙假酒假食品假藥品(部分中國人開的店除外)。中國人自古以來即是聰明智慧的民族，古代的中國，人們以儒家理念為信仰，恪守仁義禮智信，尚能代代相傳，遇上昏君奸佞，也會有士人振臂高呼，或者殺身成仁，中國文化的精神其實即在於此。但到了今天，現代化名目之下，人們更多地追求利益，不管何種行業，“仁義道德”僅僅成為了對他者之要求，人們為了自身之利益，可以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猶如南懷瑾先生所言“男不男女不女”，從此意義言，“人妖”在中國，已經用不著變性手術，這或許算是人妖的中國化了，也可以說是有著中國特色的人妖精神了。
作者简介：
畅钟，独立学者，字博远，号不空山人、畅意斎主人、八面来风堂等。长期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其学见于对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经济学等领域之研究。
曾为《香港商报》特约撰稿人，出版研究专著《民国十家》《历史与文化》及诸多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