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武術，源遠流長，礙於缺乏文字記載，不少武林事蹟，皆屬口耳相傳，往往真假難辨。從明清時代起，不少門派向南傳播，先是駐足廣東一帶，及后再移師香港。二戰后香港武館林立，彈丸之地一度成為武林重鎮。香港歷史學家麥勁生在其新書《止戈為武：中華武術在香江》中詳細講解了中國武術在香港傳承和發展的故事，如今武術漸漸融入一般市民生活之中，發展成老幼鹹宜、有益身心的體育運動。

　　香港商報記者黃鶯

　　南北武術匯聚香港

　　香港研究學院於9月起舉辦「閱讀香港系列」講座，作為講座第一期嘉賓，麥勁生與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呂大樂教授近日共同探討其著作與香港社會發展的互動關系。

　　談及中國武術的發展，麥勁生解釋稱，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央統治越強時，地方的武力就會相對弱，民間的武力也沒有那麼強。反之，如果中央統治較弱的話，就會催生地方武力的使用。所以，明清時期便是武術興旺的時代。

　　而論起香港武術，也必從廣東起。香港的主流武術大部分源於廣東，清末之后，北拳南來，雙方互相交流，逐漸融會貫通，造就了之后流入香港的拳種，南北具備。麥勁生在書中解釋，南北武術所以匯聚香港，是因為各派拳師遷移香港。南派武術因為地緣的關系，早已流行香港。南派宗師大多於廣東學藝揚名，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戰爭等重要時刻，他們挾技南下，最終立足香港。

　　民國以來，北派拳師大多最先任職上海精武會，繼而獲邀任教廣州精武會和兩廣國術館，最后，或個人或帶著徒子徒孫加入香港精武會。香港精武會於1922年成立，之前是位於銅鑼灣大坑村的精武學校，由余笑常和凌匹參任正副校長，武術教師李樹山則來自上海精武會。武術在香港立足發展，尤其是在戰后1940年至1960年代更是發展蓬勃，很多不同門派(以南派為主)的重要傳人都在20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移居香港：包括洪拳林世榮、林祖，永春鄧奕，詠春葉

　　問，周家南螳螂葉瑞等。家喻戶曉的詠春宗師葉問於1949年經澳門來到香港。來港之初，葉問無處栖身，唯有在深水桋醫局街的天后廟內投宿。后來得到好友、港九飯店職工總會秘書李民介紹，安頓在深水桋大南街港九飯店職工總會。

　　揭開武館的神秘面紗

　　武館是香港教頭授武營生的普遍場所，兼具醫療和娛樂功能，徒弟一般白天上班，不少師父兼理醫務和跌打。武館一般位於鬧市的住宅樓宇，所謂天台武館更是香港早年一大特色。在上世紀60年代至上世紀70年代香港武館的全盛時期，傳授中國武術的館社多達418間。

　　此次為成書，麥勁生特與助理走訪了多間武館，包括荃灣的梁錦河國術總會、西環的呂柱石國術體育館等，不過武館內的情况就和大眾想象南轅北轍 武館多位於舊樓內，需行樓梯前往，地方不夠寬敞亮堂，練習的人也寥寥。麥勁生講道，當時的武館面積都很小，并不像《霍元甲》里那麼大，「那個時代生活很簡單，大家都是勞工階級，我去過林祖(黃飛鴻弟子林世榮的親姪子)的武館，都是師傅帶著徒弟一起練。」當時做徒弟的，每日下班就輪流負責買菜，然后到武館造晚飯，晚飯后就一起練功，直至午夜前才散去。周末周日遇有慶典，就會有出獅表演，否則就會幫忙清潔武館。

　　黃飛鴻的寶芝林就是以中醫和跌打聞名，黃飛鴻妻子莫桂蘭來港后，授武之餘兼治跌打，白鶴派陸智夫的跌打技術亦十分有名，其他如蔡莫派的劉標和北少林的龍啟明都是以跌打馳名。據1973年警方的報告指出，中國傳統武館兼有營利、傳承武藝和跌打幾個功能。

　　東亞武術紛至沓來

　　功夫的興盛伴隨著時代和社會的變遷，上世紀70年代，李小龍的功夫片風靡世界，功夫電影的魅力也讓港產片火遍兩岸三地，以黃飛鴻為題材的電影甚至拍攝了上百部。李小龍離世后，武術在香港的面貌已是大不相同，1976年5月，蔡李佛名師曾昭宇接受訪問時指出，武館的倒閉潮才剛開始。據香港政府統計，1974年香港共有405家武館，傳授其他武術的就只有14家。

　　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中期，其他東亞武術包括柔道、空手道、跆拳道和合氣道漸為港人所知，傳統武術不再是尚武的港人的必然之選。麥勁生指出，上世紀80年代，泰拳在香港出現，「香港訓練的武術學員打爭霸賽時，一般打出來的效果并不理想，這也是傳統武術呈下降趨勢的一個原因。」麥勁生說。

　　從親自練習，見證武館的興衰，在功夫流行文化中成長，到專門拜師學洪拳太極強身健體，香港的中華武術見證和記錄了香港社會中個體的成長，以及社會的發展和變遷。隨著社會發展，上世紀80年代開始，內地逐漸重視武術，試圖將其作為文化標簽推向更大的舞台，并憑藉人力資源各方面的優勢，亦無形中推動曾在香港發展的武術「認祖歸宗」。麥勁生，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文學士、碩士，德國里根斯堡大學歷史、政治學博士。曾任教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1994年起加入香港浸會大學任教至今，現為該校歷史學系教授、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