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譚嗣同故居外景。上官雲 攝

　　近日，譚嗣同故居等一批名人故居的破敗現狀在經由媒體報道後，引起了各方關注。如何保護好這些因為曆史原因淪為大雜院的文物?日前，北京市西城區文委主任孫勁松在接受中新網(微信公眾號：cns2012)記者采訪時透露：西城區在“十二五”期間積極探索多種方式實施文物“解危、解放、解讀”三解工程的基礎上，已經啟動了實施了“十三五”文物保護“5個一批”工程，從淪為大雜院的會館和名人故居保護類文物入手，力爭在“十三五”期間對轄區內被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的會館類、名人故居類文物全部實現騰退保護。

　　因曆史原因形成的文物騰退保護難題：需要創新方式予以解決

　　近年來，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古建築的不可再生以及其中蘊含的曆史文化價值，“保護古建築”、“保護名人故居”的呼聲日益高漲。然而，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孫勁松介紹，西城區現有三級以上文保單位181處，還有尚未核定等級的不可移動文物建築182處，這360多處文物中有165處用於居民居住、存在安全隱患或被不合理使用，“其中就包括像譚嗣同故居、楊椒山祠等一批文物已經淪為大雜院，不僅文物價值得不到顯現，還存在嚴重安全隱患。”

　　紹興會館外的文物標識牌。上官雲 攝

　　“文物淪為大雜院是曆史原因形成的，有的甚至在被認定前已經處於這種狀態。加之權屬關系複雜，騰退修繕資金投入較大，居住其中的居民利益難協同，所以一直以來是文物保護面臨的難題”。孫勁松介紹：“市文物局在‘十二五’期間每年安排幾個億資金用於文物修繕保護，但東西城使用這筆錢占比不高，主要是因為不騰退出來就無法修繕。而僅西城需要騰退的文物面積就近十三萬平米，資金投入在數以百億計，還要配建相應的對接安置房。”

　　“曆史遺留問題是現實存在的，只有通過發展才能破解難題。對淪為大雜院的文物實施騰退保護是政府下定決心要盡的曆史責任，”孫勁松表示，過去政府限於財力不足，對文物騰退投入確實不夠。在實施方式上主要依托危改片區或其他項目帶動，有經驗也有教訓。現在區委區政府依托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文化自覺和財政實力，基於“十二五”期間的探索實踐，已經下定決心，將文物騰退保護納入政府固定資產投資計劃，從區屬直管公房入手，每年啟動實施一批文物征收、騰退項目，同時推動一批社會單位占用的文物合理保護使用。

　　北京譚嗣同故居 上官雲 攝

　　“今年作為‘十三五’起步之年，我們已經啟動實施包括楊椒山祠在內的文物征收、騰退項目15項，其中沈家本故居已經完成騰退。明年我們將再啟動16項，後年、大後年的項目也已基本排定。不久的將來，包括譚嗣同故居、瀏陽會館在內的一批文物將甩掉大雜院的帽子，我們區委書記在幾個月前接受中央電視台采訪時，已經發布了我們的目標：到‘十三五’末實現一批重點文物古建的騰退保護和集中亮相，其中包括全部已被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的會館和名人故居。”

　　騰退後合理利用的路徑仍需持續探索

　　相對於會館、名人故居等文物古建的騰退，孫勁松更擔心的是騰退之後的合理利用問題。他認為，文物保護的核心和最終目的是實現文物曆史文化價值傳承傳播的最大化。目前已經具備了這樣的保護利用條件，即當文物騰退後，不再完全由政府“全包”，而是可以明確公益性使用方向、明確管理使用規則，然後引進社會力量，把文物古建變成一個個傳承曆史文化、接續文脈的複合型文化場所。

　　資料圖：北京譚嗣同故居外景。上官雲 攝

　　“萬松老人塔就是我們在文物合理利用上做出的一個探索：在裏面引進民營正陽書局開辦磚讀空間，成了一個讓人們通過文物和紙質閱讀了解北京文化的特色空間。效果很好。”孫勁松說，這就意味著騰退的文物不再像之前那樣出租給某個人和單位用於辦公、經營，而是政府把握公益屬性和方向，引進社會力量，進行社會化運營，變為一個能讓老百姓進得去、有得看、呆得住的新型公共文化場所，“當然，選擇運行主體必須滿足有利於文物保護和曆史文化價值的接續與傳播的基本要求”。

　　孫勁松表示，在2013年左右，西城區政府在深化文物三解的基礎上提出了關於文物保護的“五個一批”計劃，即“騰退一批、修繕一批，推動合理使用一批，落地遷建一批，新增認定一批”，這個計劃正經由十三五規劃的編制實施，一步步越出紙面，“最終實現應保盡保，即見物又見文”。

　　“值得高興的是，目前整個社會包括普通百姓在內的文保意識都有了很大提高。”孫勁松表示，包括名人故居、會館在內的文物保護及合理利用仍需繼續探索，“我們也歡迎媒體及各界監督，群策群力保護好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