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以二十年之功，搜集整理曆代史書、雜記、文人筆記、史料，在混亂時局之中，勾畫出中國曆史的宏觀框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綱目，可謂中國現代史學之開山鼻祖。而其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其所提出的框架及思路建立於紮實的學術資料上，故而對後世有著重大的指導意義。
除此而外，梁啟超對許多曆史課題也有著精湛的研究與成果，比如他指出：“漢攘匈奴與羅馬之滅亡及歐洲現代諸國家之有關”(梁啟超自擬題目)。
梁啟超查閱《漢書》《後漢書》《魏書》等，並參考西人之研究成果，推斷出漢武帝及漢和帝將北匈奴趕出中國後，匈奴遷居阿爾泰山以西至裏海之大片區域，匈奴之後裔芬族人，驅趕居於伏爾加河以西至黑海地區的粟特人(後世之東西哥特人之先祖)，而西哥特人進入羅馬，羅馬隨之而亡，而兩哥特人實今之德、法、英、西諸國之前身。(見梁氏《史跡之論次》)
梁氏用短短數百餘字，羅列史料，即將此一問題考證詳實，此問題可謂影響世界曆史之重大課題，後世學者多有用其研究成果者。
而另一課題為：“劉項之爭與中亞西亞及印度諸國之興亡有關系，而影響及於希臘人之東陸領土”(題目為梁啟超自擬)。
梁啟超參考《史記.李牧傳》、《史記.匈奴傳》、賈誼《過秦論》、《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等，考證出秦末內亂，劉項爭霸而邊境空虛，匈奴冒頓始強，破東胡，南犯擊大月氏(時居敦煌祁連山一帶)，月氏遠去，擊大夏而臣之。
大夏實為希臘人東陸之殖民地，為亞曆山大部將所建之國。而月氏統治下之大夏，分五部翕侯，其中百餘年後，貴霜部統一印度，從此，印度一帶無複歐人立腳。
短短數百字，詳實介紹歐亞沖突之曆史演變。此成果也被後人廣泛引用。從此二例，可見梁啟超研究曆史的眼界，極具世空間與時間兩者之維度，同時將歐亞大陸數百年之重大事件一一貫通。乃其研究方法、思路、角度之印證也。
今人常常以為曆史有其客觀規律，並且認為這種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是耶?非也?人類自誕生以來，便有其精神，精神的含義當然非常廣大，中國人常用“心”來代替，西方人則用“自由意志”、“觀念”、“理念”、“感性”、“理性”等等代替。人類有其心靈，有其自由意志，有其觀念，而後有其思想，觀念與思想引導行動。“心靈”指導“身體”，這是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而非單純地僅僅憑借本能，尋求生存而已。
所以言人類的曆史，當然可說是精神的曆史(黑格爾語)、觀念的曆史(科林伍德語)。這也是西方從柏拉圖到黑格爾、柯林伍德等的深刻之處。今人常用“唯心論”斥之，實在淺薄之至。
梁啟超在此問題上，也有過長期的思考，開始時追求曆史的“因果”，總想找到曆史的軌跡與根源，實質而言，梁啟超的問題可說是“客觀”的曆史存在與“主觀”的人類精神之間的關系。後期梁啟超借用佛教術語，對此問題做出了精辟的論述，也使其思想超越西方諸哲。梁啟超首先不像克羅齊等人，認為“所有的編年體都是死的”，反而非常重視曆史史料與史跡，並從中多方求證引用然後為我所用。
其次，在“主觀”的問題上，梁啟超贊同西哲常言之“自由意志”，並認為“自由意志”乃人類特性，是不能用“客觀規律”去框定。梁啟超在《研究文化史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第二篇 “曆史裏頭是否有因果律中”說道：
所以，曆史現象最多只能說是“互緣”，不能說是“因果”......我們做史學的人只要專從這方面看曆史的“動相”與“不共相”，倘若拿“靜”的“共”的因果律來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則全部曆史裏頭竟自連一點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嗎?是又不然......文化總量中含有文化種、文化果兩大部門。文化種是創造活力，純屬自由意志的領域，當然一點也不受因果律束縛。文化果是創造力的結晶，換句話說，是過去的“心能”，現在變為“環境化”。成了環境化之後，便和自然系事物同類，入到因果律的領域了，這部分我們盡可以拿因果律駕馭他。
以上兩段話，可說是梁啟超對曆史因果問題的說明，簡而言之，人類的精神創造並不受因果律的支配，比如，並非是某人食用燕窩魚翅蟲草，即可有偉大的發明創造，而食用粗茶淡飯者則未必不能產生好的作品。而一旦此種精神產品付諸實際，比如，牛頓與愛因斯坦、波爾等等的理論導致了汽車、飛機、核電站的產生，則此種產品對人類的作用則可以歸屬於因果律來進行研究。訴諸於曆史研究，我們可以得到結論:人類精神當為最根本的推動力，此乃曆史研究之重要前提、也是曆史研究的重要結論。
作者简介
暢鍾，獨立學者，字博遠，號不空山人、八面來風堂等。長期從事中西文化比較研究，其學見於對宗教、哲學、曆史、文學、經濟學等領域之研究。
曾為《香港商報》特約撰稿人，發表《南懷瑾：修道與問學》、《梁啟超善變的背後》、《王國維與美育教育》、《陳寅恪與柳如是》、《傅斯年的性命說》、《佛教的前世今生》等。開創民國學術研究之新視角及新體系，並完成對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胡適、張君勱、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辜鴻銘、宗白華等民國十家整體學術思想的研究，出版研究專著《民國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