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八骏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於《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提出了遏止「港独」的第一项任务：特区政权机关不容「港独」分子进入。特区政府和司法机关必须严格执行，禁止和阻止「港独」分子（包括「本土自决」分子）成为《基本法》第104条列明的特区重要公务人员。

　　人心回归未实现

　　遏止「港独」还必须阻止「本土自决」和「港独」团体生存和扩展。目前的实际情形是，尽管特区有关部门拒绝香港民族党注册，但是，这一公然以「香港建国」为宗旨的组织已堂而皇之地在香港活动。其他鼓吹「本土自决」和「港独」的团体，也在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幌子下，不仅得以生存，而且竭力扩张。

　　政治形势把特区落实《基本法》第23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到了香港全体居民的面前。笔者不以为在短期内特区能够积累足以成功重有关本地立法程序的政治能量，但是，政府和社会舆论应当首先为这一项特区必须完成的工作「正名」，即：把反对派强加於它的「污名」扫除乾净。这是为今后适时重本地立法程序做不可或缺的政治舆论准备。

　　在香港，相信「本土自决」和「港独」者不多，同情「本土自决」和「港独」者不少。回归近20年了，相当一部分中国籍香港居民依然承认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愿意同时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在这部分人中间，就有为数不少的同情「本土自决」和「港独」者。引导他们在思想上同「本土自决」和「港独」划清界线，也就是推动和帮助他们树立同回归相一致的新身份认同：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是「香港的中国人」亦即「中国的香港人」。

　　人心回归与遏止「港独」之所以密切关联，是因为至今香港社会尚未形成关於「九七」前后香港历史性转变的正确认识。宛如「一个铜钱的两面」：一方面，不少人依旧怀念「九七」前英国管治；另一方面，不少人依旧对国家持有成见和偏见。

　　脑袋钱袋决定心灵转向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在与内地分隔条件下，完全依靠西方世界取得的。长时期里，香港对内地持有三重优越感：制度优越感，意识形态优越感，经济发展程度优越感。这种状态在进入新世纪后，发生深刻转变。

　　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程度迅速提升，尤其内地沿海地区率先接近发达经济水平，香港对内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优越感基本丧失。

　　随着国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西方有识之士称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尤其，自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展开全面深刻调整，其中，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陷入全面空前危机，香港对内地的制度优越感和意识形态优越感产生动摇。

　　与此同时，香港政治矛盾不断恶化，经济转型蹉跎岁月，贫富差距愈益扩大，增加了相当一部分对「九七」前英国管治的怀念。

　　决定人们政治态度的因素有三：脑袋（意识形态）、钱袋（经济利益）、心灵（情感）。香港从1841年仅有约7500人到1997年6月30日有约650万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居民的脑袋是被英国武装的，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迷信尽管正承受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陷入全面空前危机的折磨，却因为其根深蒂固而不易改变。

　　从1967年到1997年，香港经济和社会经历了空前发展，被不少人称为「黄金30年」。1997年，香港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高於新加坡，而今，被新加坡明显超前。近20年来，香港的大学毕业生的入职薪酬几乎不变，但是，他们的生活开支增长何止一倍。20年来，香港最富裕人群与最贫穷人群之间的差异愈益悬殊。试问：当「脑袋」依旧而「钱袋」不臌的时候，这些人的「心灵」岂会转向？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香港不少居民既对前途感到忧虑、又对「本土自决」和「港独」寄予同情。

　　总之，对国家的成见和偏见，对「九七」前英国管治的怀念，是人心回归的障碍，也是「本土自决」和「港独」的「温床」。从现在起，特区政府必须积极引导和推动人心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