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贲

　　人们在被修辞“说动”的时候，经常会误以为那是逻辑和理性的“说服”。

　　读到一篇《深扒“罗某笑”事主P2P“小铜人”：有5000个公号推广矩阵，曾被指合同欺诈》的文章，说的是网文《罗某笑，你给我站住》其实是一个骗局。作者罗尔说，他5岁的女儿罗某笑得了白血病，但家里付不起医疗费。朋友圈里都在传罗尔的文章，也有许多善心人士参与捐款。结果有人披露，“罗尔作家其实或许有三套房，女儿的医疗费自付事实上还不到4万，这样还要筹吃瓜群众的钱?另外幕后还有一家P2P公司做推手净割韭菜”。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那么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呢?也许罗尔利用了善心人士的同情心，欺骗了他们。但是，也应该问一下：受骗者那里是不是也有容易被骗的原因呢?

　　善心人士有同情心，这是应该肯定的。善心人士上当受骗，不是因为他们有善心，而是因为他们的善心只是凭一时的情感来决定行为(捐款)，这有可能是一种捷径思维的决定。

　　捷径思维——是认知心理学家阿摩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于1970年代末提出——指的是一种不可靠、不周全的思考方式，它虽然有时候是必需的，也是有效的，但会引起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es)，得出错误的结论，并导致错误的行为(该不该批评这个行为是另外一回事)。

　　大多数善心人士为5岁小女孩捐款，是因为作家罗尔的文章，该文读来情真意切，“要是你不乖乖回家，就算你是天使，就算你跑进天堂，有一天我们在天堂见了面，爸爸也不理你!”像这样“动情”的词句很容易产生“打动”读者情感的修辞效果。修辞能产生说动(persuade)人去行动的效果。修辞讲究的只是“有效”，而不是“可靠”或“实情”。这是修辞与论证(logic)和辩论(dialectic)区别。

　　修辞、论证与辩论，同为说服他人的三种方式，但强调的着重点不同。逻辑强调“正确”(validity)，论辩强调“合理”(reasonableness)，修辞强调“说动”。逻辑说理当作正确的，论辩说理未必视为合理。例如，“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因为他书里的思想很深刻”。在形式逻辑中这是正确的，但在论辩中，这是一个有非形式逻辑谬误的断言(巡回论证)。修辞不必遵守形式的或非形式的逻辑，即便是逻辑谬误的修辞，只要符合受众的认知心理习惯和认知偏误，也照样能够说动他们。这就是谬论和歪理照样有人接受的原因。

　　人们在被修辞“说动”的时候，经常会误以为那是逻辑和理性的“说服”(convince)，这是捷径思维的误导作用所致。在人们认识捷径思维之前，一般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应该能用分析、逻辑的思维来考虑和解决问题，不能够这么思考的人是不理性的。特沃斯基和卡内曼提出，人有两套思维系统，一种是分析和逻辑的批判思维，另一种是直觉和经验的捷径思维(捷思)。捷思是人在信息不充分、情况不确定，而又必须快速、果断作出决定时运用的思维方式，凭借的是经验、先例、常识、直觉等等。

　　在诸多的捷思-偏误中，有一种叫“情感捷思”(affect heuristic)，那就是凭一时的情绪或情感作出决定，采取行动。“路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捷思把路上发生的事情迅速理解为“敌意”和“冒犯”。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却用别人的“恶意动机”去看待它，自以为找到了事情发生的原因(归因)，因此是一种被称为“归因偏误”(attribution bias)的错误。同情、厌恶、害怕、嫉妒等等情感也都可能让人作出冲动的错误决定。

　　在许多情况下，情绪性的决定是难免的，也只能如此。为女孩罗某笑捐款的人们，不可能把罗家的实情打听得一清二楚之后再来做捐款的决定。慈善捐款行为经常是一时冲动的行为，有不少人就因为事后了解了情况，想想又后悔的。为罗某笑的捐款就是这样。

　　许多人都是从朋友圈里得知关于罗某笑的事，而朋友圈很可能让我们产生两种捷思-偏误，因而上当受骗。第一种叫“随众”(conformity bias)。我们经常误以为许多人相信的事一定是真的，许多人做的事一定是对的。因此才会人云亦云，人行我随。这种偏误在朋友、熟人、同事之间尤为突出。

　　另一种让我们容易上当受骗的是“相似性捷思”(similarity heuristic)。我们偏向于相信自己熟悉的人和事。这种“认熟不认生”会严重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是容易被骗的重要原因。人们偏信朋友圈里的信息，下意识地把朋友当成信息真实性的担保人。搞策反、拉拢、说服、团结工作，经常就是利用同乡、同学、私交这样的熟人关系。我们到熟人开的餐馆吃饭，觉得亲切可靠，结果成了“宰熟”的对象。

　　在我们上当受骗的时候，经常有不止一种捷思-偏误在起作用。这会让我们更加防不胜防。我们若不想上当受骗，真正要防备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