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资中筠

　　经济的事情，毕竟是企业家在掌控，除了公权力之外，企业是社会最大的力量。我觉得比起知识分子，企业家还是更重要的。

　　2016年11月27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该意见开门见山地提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有恒产者有恒心，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随即又点出当前产权保护的一些薄弱环节：“国有产权由于所有者和代理人关系不够清晰，存在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利用公权力侵害私有产权、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现象时有发生;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侵权易发多发。”

　　2016年11月15日，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先生在“法人财产权研讨会”上恰巧就类似主题做了一个发言。恰如该《意见》中所提，“必须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增强人民群众财产财富安全感，增强社会信心，形成良好预期”。我们刊登此文，供读者参考。

　　我对企业问题是外行，不过讲到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有些想法，但没有什么准备，想到哪讲到哪。

　　税收的来源

　　大家让渡出一部分自由权和裁决的权力，交给一些管理人员。这些负责管理的人要花很多时间替大家做事情，自己就没时间去生产了。于是，大家协议送给他们一点财物作补贴，这就是税收的来源。

　　约翰·洛克说过：“财产是可以继承的，权力是不能继承的”。这里“权力”当然是指政府的权力。那就先从我理解的洛克《政府论》有关私有财产的问题讲起。

　　政府是怎么来的?原始人是没有政府的，怎么会出来政府呢?政府最基本的职责是什么?就是保护私有财产。

　　原始时代，大家都在森林里或原野里，谁能够抓到鱼或是打到兔子，自己就享用了。自然界的植物或动物是无主的，谁都可以拿，不存在“是谁的财产”问题。一旦你付出了劳力，打到了这个兔子，是凭本事把它打到的，这个兔子就不能被别人抢走，应该是你的。但是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之下，别人可以抢走。比如有人特别懒，不愿意去打猎，或者没有狩猎的技能，但他有力气，就把人家打来的东西抢走。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需要立一点规矩：兔子是谁打的，就得谁来享用，别人不能随便拿走!

　　谁来行使这个规矩呢?于是在一群人里，某些比较有本事，比较聪明，或者比较有威望，比较公正的人，被大家推举出来，成为树立和监督规矩的人。用洛克的话来讲，就是大家让渡出一部分自由权和裁决的权力，交给一些管理人员。这些负责管理的人要花很多时间替大家做事情，自己就没时间去生产了。于是，大家协议送给他们一点财物作补贴，这就是税收的来源。

　　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时候，有“脱产干部”之说。因为当时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应该生产，“不劳动者，不得食”，每一个人都要亲自纺棉花、种地。但大家需要有人去做全日制的行政工作，所以就有了一批脱离生产的专做管理的人。“脱产干部”这一说法的前提是人本来应该都去生产，但由于没时间，所以只能脱产，全职做管理。记得土改之后不久的农村，想让一个农民，而且是比较会干活的农民当干部，他是很不情愿的，家里人也不高兴，需要动员，因为他得到的津贴少于他生产所得，觉得是吃了亏的。那叫做为革命工作而牺牲个人利益。

　　中国还能出现百年老店吗

　　政府跟私有财产是不可分的，其使命就是保护私有财产。

　　这就说明政府跟私有财产是不可分的，其使命就是保护私有财产。所谓私有财产是什么东西?最开始就是个人的劳动成果。劳动包括体力和脑力。所以后来有“知识产权”。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时候，把脑力劳动撇在劳动之外，只有纯体力劳动才算劳动。于是所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成为“不劳而获”的人了。在这个前提下，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向劳动人民看齐”。再后来，到“文革”时期，连八级工资制都算“资产阶级特权”应予取缔。就是说工人的技术熟练都不算了，技术高超的老工人比刚从学徒转正的工人多拿一点工资也不行了。这是向绝对平均主义倒退。起初好多事都想不通。后来有人跟我说，这就是“消灭三大差别”，我恍然大悟，认为说得对，可不是嘛，“脑力劳动向体力劳动看齐”，“城市向农村看齐”，“工业向农业看齐”，最后大家都去当农民，三大差别就消灭了!其实这完全是社会大倒退。

　　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就是要扭转倒退，转向前进。他反对知识青年下乡，让知识青年都回来。他说是城市改造农村还是农村改造城市?因为当时让知识青年全回来，有很大阻力。有人认为知识青年就应该向劳动人民学习，锻炼锻炼。邓小平说，应该是没有文化的人向有文化的人学习，不能让没有文化的同化有文化的人。此事我印象很深，从而想起来，民国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下乡，是带知识去普及文化，教育农民。而“文革”时知识青年下乡，则是向贫下中农学习，让文盲或半文盲管理学校，把知识全丢掉了。

　　改革开放到今天，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积累了很多资源。物质上的资源，我们国家经济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裕过;精神上呢，经过上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的大辩论以后，思想也从最严格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了。现在我们能够在这开会，在这里畅所欲言，这是开放思想的结果。在开放之前，我们都不能这么说话，各抒己见。所以改革开放在精神上也是有一定的成绩的。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弊病。比如说，腐败问题，贫富悬殊，还有拜金主义盛行，道德滑坡。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现在有一帮人，思想倒退，认为应该回到改革开放之前，认为穷人和富人差别那么大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还不如过去大家都一样穷的好。实际上现在这个年龄段的人，比如说三四十岁的人，根本就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也没挨过饿。在他们想象中，那个时代是一片田园风光，大家过的俭朴一点也挺好的，而且大家是平等的。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了解那时的特权、劳动大众生活的困苦和种种违反公平正义之事。

　　对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来说，现在做事，总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而且现在有互联网，不同意见更多。那种一呼百诺的情况是倒退，适足以造成耳目闭塞，多犯错误，以至于达到“文革”那样的全民的灾难，这个教训还不够吗?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了，GDP大大增加了，但因为改革不彻底，所以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说改革不彻底?从马克思的理论来讲，上层建筑已经束缚经济的发展了，那上层建筑非改不可。社会有这么多问题，不能用上层建筑倒退的办法来解决。民营经济感到很大压力，没有安全感，这对经济发展很不利。国有企业本身的改革也得适合市场，该卖什么，该生产什么，应该顺应市场。如果国企不是由客观的市场需要来决定，而是由主观的政治观念来决定，也难以发展。

　　关于私企的困境，还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有的民企已经遇到交班的问题，我碰到好几个民营企业家，就是没有办法交接班，只好卖掉。

　　大午集团这样优秀的企业是非常特殊的，全国也没有几个孙大午。这里已经形成一种企业文化，形成所有员工的共识。坦率地说，我觉得这个模式未必能在全国推广。其他的私有经济，民营企业在交班的时候，第一代企业家要退休的时候，怎么处理呢?会不会都给卖掉了?中国还能出现百年老店吗?

　　学术更应保护个体探索精神

　　有的课题先有了结论，大家再去查材料，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这根本连学术的规律都倒过来了。

　　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这个情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还算基本符合学术规律，根据每个人的选择来研究课题。后来就逐渐提出“课题制”，演变成所谓的“大兵团作战”，“联合攻关”。上面下令，要搞一个什么“工程”，制作一批精品，大家一起来攻一个课题。

　　有的课题先有了结论，大家再去查材料，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这根本连学术的规律都倒过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个人可以选择不参加，但是这里牵涉到很大的利益问题。搞学术的人，常规工资很低，一个博士毕业以后到研究单位工作，要是不做课题的话，起步工资可能还不如一个家政工人。但是有课题的话，参加课题的人，实际收入就可以多很多，这让大家不得不做课题。课题制本身是束缚思想，因为课题题目本身就不是你自己选的，你对这件事一点兴趣都没有，却非研究不可。现在主持课题的人被称为老板，因为他掌握这些钱，他可以找一批学生或年轻的研究员来完成课题，也可以决定把课题分给谁，学术研究变成了计件工资制，看数量不看质量。出版的问题。出版本来是要看市场的，读者多，销量才大，出版社可以根据书的质量来选书，或根据对读者面的估计决定印刷多少本书。现在因为有课题补贴给出版社，出版社根本不用考虑什么市场问题，你给钱，我就出，所以很多书刚刚印出来就送仓库了，或者销毁了，造成了人力物力极大的浪费。本来完全应该是最个体的东西，也这样去“集体制”，而且是走向计划经济。

　　我们看到，美国、欧洲也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基本源于从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转型。一是全球化，二是数字经济。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想关起门来搞经济，搞研究，已经很难了。即便主观上想关门，也关不上。就是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想回到孤立主义，也是不可能的。在工业化的时代，经济就已经国际化，何况互联网时代。现在的欧美发达国家也在思索应该怎样来适应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到来了，你不适应或者没有找到合适的上层建筑，比如民主制度的改进，也会出问题，所以欧美也在探索。

　　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避免暴力革命，因为国家机制能够调节劳资的关系，经常用和平的手段来改革。而当前的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全球化促进了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但得利的还是少部分人。所以现在美国的工人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因为全球化削弱了美国工人的谈判力量。以前每隔一定的时间，工会就可以提出加工资的要求，然后和资本家谈判。现在资本家可以不加工资，而是到海外投资。

　　不过欧美国家遇到的问题同我们不在一个层次上。不能因为他们出了问题，我们就向后看，或者夜郎自大起来。

　　企业家比知识分子还重要

　　我写的东西不是给领导看的，是给愿意看的广大读者看的。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普通公众的想法。普通人的选择还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另一个讨论题目是思想解放。现在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我们该怎么应对?如何进一步思想解放?应该怎样避免别人已经发生过的弊病?最可怕的是，整个世界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我们还想从工业化时代退回到用农业经济时代，甚至是小农经济时代的惯性思维来考虑问题。

　　我们还应该从一个习惯中解放出来，就是眼睛永远向上。我有时候写一些东西，有的读者觉得不错，于是就跟我说，你真应该让某某领导好好看一看你的东西。我说我写的东西不是给领导看的，是给愿意看的广大读者看的。但从另外一方面讲，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普通公众的想法。现在教育普及了，相当多的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可是这一批人在各个工作岗位，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他们的思想怎样呢?我感觉最悲哀的、最要命的，就是相当多的人比他的领导还保守，领导往这边偏一点，底下赶快就跟上去，变本加厉地往错误方向推。普通人的选择还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发展繁荣需要有一大批新兴的企业，有一批很有思想的企业家，原指望可以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但很多人都想依赖政府，或者当红顶商人。可市场是硬碰硬的，不遵循经济规律，马上就会受到惩罚，企业这样搞下去，能兴旺发达吗?当时邓小平之所以要发表南方谈话，就是因为发现经济出现了问题，所以要他挽回这个局面。

　　经济的事情，毕竟是企业家在掌控，除了公权力之外，企业是社会最大的力量。我觉得比起知识分子，企业家还是更重要的。没钱是办不了事儿的。如果企业大批关门，劳动者大批失业，会给决策者造成很大的压力，或者这也可以成为推进思想解放的动力?

　　(本文经作者修订，刊发时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为“在大午集团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