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玻璃大王曹德旺對第一財經“中國稅收全球最高”的吐槽和鳳凰財經“中央黨校教授：必須解決死亡稅率問題 否則企業全跑了”的報道引爆了“死亡稅率”。“死亡稅率”的提出者天津財經大學李煒光教授也備受關注。

　　但“死亡稅率”遭到了來自官媒和相關部門的聯手反駁。環球時報21日刊發評論《中國宏觀稅負不算高，死亡稅率太夸張》，顯然針鋒相對，而中國稅務總局21、22日接連轉載多篇文章，為稅負辯護，指出“‘死亡稅率’說法不靠譜，更多屬于情緒表達”、“‘死亡稅率’之說，嚴重誤導了社會公眾”。

　　李煒光教授在接受自媒體采訪時表示，“反攻來勢洶洶。財稅背后是政治，所以要是弄清這個問題，面臨很大風險，我就是捅了馬蜂窩。這個話題是我引起來的，我解釋清楚，以后就撤了，什么也不說了。”

　　他表示，國家財務總局刊登的李萬甫的文章說錯了，“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會導致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總稅率”指標計算的企業稅負虛高”：世界銀行壓根就沒將流轉稅計入“總稅率”中，同時人家的假設是——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流轉稅可以實現順利轉嫁這個前提，他的這個錯出的不小。也就是說，如果世行把流轉稅未轉嫁出去的部分計入公式中，中國的總稅率還要高。

　　李煒光還詳細回答了40%的稅率是怎么算出來的，他表示，主要靠調研，官方數據作為輔助分析。從宏觀數據分析，我國宏觀稅負率約37%，政府稅收90%由企業承擔，微觀企業稅負率就很接近這個數據。“另外，現在政府統計數據，用企業繳納的稅費除以企業營業收入，我認為這樣不行，分母太大。分母應該用銷售利潤，即商業凈利潤，這樣稅負率就高了。”他認為，如果用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的“總稅率”指標來衡量我國企業所承擔的稅負，2013年—2016年，我國企業總稅率分別為68.7%；68.5%；67.8%，68%，這個數據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這樣，按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國企業總稅率將近70%。對此，李煒光表示，這還只是中位數，實際上很多企業稅收比這個還要征得多。“這個問題必須要面對，其實我不想再說這個事了，很多人指責抨擊我。”

　　李煒光還指出，據不完全統計，涉及企業稅費的超過10種。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占比較大。根據200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得稅法》，一般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應納稅所得額的25%，根據財政部規定，我國目前增值稅最高稅率為產品增值額（小規模納稅人除外）的17%，最低為3%。相比之下，日本的增值稅率為5%、韓國與越南均為10%、新加坡為7%。

　　他表示，中國只有3種稅是人大立法通過的。除了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車船稅，其他稅種都不是正式立法的。84、85年的時候，人大在稅法上對國務院進行了兩次授權，授予國務院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稅收政策進行調整，屬于那種“無特定目標、無特定范圍、無特定期限”的授權，但是那個授權基本上是一種形式，并不是把實際的權力授予國務院，實際權力本來就在國務院。目前主要的稅種增值稅還是以國務院暫行條例的形式存在的。

　　企業除了承擔稅負外，還要繳納的費用也導致企業負擔重。他指出，勞務稅即五險一金，2016年中國總稅率68%，其中48.8%是勞務稅，而世界平均水平僅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會計記賬上，它是五險一金當作職工福利，但他其實是作為企業的一個稅費。政府其實可以對企業進行一定補貼，降低企業的五險一金繳納。

　　李煒光還指正道，“外界有人認為‘假減’（注：營改增減5000億）這句話是我說的，其實與我無關，是另一位學者的話，但是我在調研中發現，確實有不少企業稅負加重了。稅負減輕企業，比例很少。”

　　他解釋，增值稅的繳納稅費應該是由企業的銷項稅額減去進項稅額所得，但是現在很多情況下，企業的進項稅額不能抵扣。進項稅額不足額，無法轉嫁出去，就變成了企業實際負擔。我國近三分之一稅收無法抵扣。比如你購置產品，購置庫存，要取得增值稅發票，兩個額相抵才能減稅，購買時沒有增值稅專用發票，無法抵扣，實際稅負就增加了。

　　他還談了特朗普的減稅和貿易保護傾向，減稅肯定會對惠及美國，里根政府減稅曾引領上世紀80年代全球性的減稅運動。但是，過分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把企業都關在國內未必是好事。

　　有評論認為“曹德旺'跑'的好”，這樣，特朗普新政和企業家用腳投票會倒逼中國大規模減稅，李煒光表示，“那就不知道，什么事情到了中國，就不好說了，我不做任何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