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评论部

　　“我的天下小得不得了，一间破屋子……”

　　2012年9月23日，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拜访周有光，时年107岁的老人头脑清醒，时有妙语，他说：“我不在乎破房子，我人都破了。”他说：“你表面上看我活着，实际上根本没有用了。”他还说：“我认为社会发展只有一条轨道，你跑出这条轨道了，还得重新跑到这条轨道上去，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是乐观的。”

　　这样一个活得极其明白的老人，2017年1月14日，在他112岁生日的第二天，去世了。

　　尽管老人自认只是“活着”而已，但从亲友描述，以及媒体报道看，周有光的晚年，显然跳出了“寿则多辱”的古训，而进入了一个“大自在”的境界。能读书，能写作，能思考，每天关心新闻……与其他文化老人的缠绵病榻，甚至在呼吸机下的“活着”相比，幸福指数高太多了。

　　一个高寿的人，哪怕再恬淡，再不经意，也会在言谈话语间流露出世事沧桑、人间百态。无他，以往所有的热闹与繁华、飘零与悲愤，均属亲历。若说没有一点感触、几许伤怀，也说不过去。

　　周有光生于常州，长于苏州，学于上海，游历日美;50岁，乃尽弃前学，从经济学跨界投身语言文字学，百年间，过眼的事情太多了。特别是，时代的风云变幻之外，他与过往时代的风云人物多有交集，政学两界，乃至姻亲一族，也每每为人津津乐道。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的“活化石”，公众社会多一些注目，乃至语带情感，也很正常。

　　世人对老人的敬意，一半固然是出于对自身环境的敏感，成才路径，话语空间，社会环境等等，往往会因为回望而产生某种比较的心理，进而将这种心理投射到具体的人物身上，产生情感共振。这样，越是长寿的人，自然会越多的接受后人的温情与敬意。读史阅世，读人明理，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而另一半，则与老人本人的日常修为、认知能力、胸襟视野等等密切相关。长寿老人并不鲜见，能够依然保持对社会的关切，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且把自己一再放低，甚至放低到尘埃里、说自己是一个“破老人”的老人，似乎并不多见。尽管每个人的历史定位其实都由后人来定，但像周有光这样的谦抑、自知、正常，未必有多少人能做到。

　　谦抑也并不意味着老人的心里没有惊涛骇浪。当人们惊叹老人以五十之年改弦易辙并取得瞩目成就时，谁又能读懂他内心的苍凉?当人们感慨他因为搞文字工作而逃过反右运动因祸得福时，又有谁能体察他的不解?当老人一再认为社会是一定会进步的并对此表示乐观时，会不会对很多世事心有茫然?

　　能思考当然是老人的乐趣所在，但如果世事纷乱、风云变幻，是不是也会成为痛苦的根源?百年以降，中国人被绑在政治的战车上，由此耗费的才智心力，是不是也太多了?老人说，“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都在其中。

　　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他自己。多一点自由，多一点选择，多一点宽松，当然，也就多一些现实的快乐与成就。相应的，我们也才有可能不会总是从逝者身上找寻碎片，并试图拼接出我们理想中的人生。

　　惟其让每一个人都还原为平平常常的人，我们也才不会在送出一顶顶“大师”的帽子之后，依然继续其卑微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