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上海《工商法規》刊載的“年獎問題處委會決議四點”

　　◎程鵬 孔勇

　　臨近年末，又到了歡度春節的時候。但春節能不能“歡度”，一方面取決於是否闔家團圓，心情舒暢，另一方面則要看手頭是否寬裕，年貨齊備。作為中國最重要沒有之一的節日，每逢春節，人們都希望老板上司掏包解囊，發點福利。與此同時，員工下屬也心照不宣地在這時候走動往來，加深感情。如此一來，從上到下都心滿意足，皆大歡喜，高高興興回家過年。這種熟悉的流程，已在中國古代延續了數千年，成為春節期間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倘若打破了規矩，還會引來大家的不滿和抗議。

　　皇帝發放年終獎

　　漢代“臘賜”超過全年工資，北宋官員年終獎少得可憐

　　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漢代，皇帝給官員發放年終獎已經有了定例，稱為“臘賜”。顧名思義，就是在臘月賞賜錢物，以備過年之需。依照官員等級的不同，“臘賜”的數量多寡不一。據楊侃的《兩漢博聞》記載：“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候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均是官名)各六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

　　其中提到的“錢”是五銖錢，據研究，漢代一枚五銖錢的購買力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4角。連同牛肉、粳米加一起，大將軍、三公獲得的年終獎勵差不多高達10萬元，最少的虎賁、羽林郎兩位也要過萬。對照一下當時官員們的工資，像大將軍、三公之類的高級官員，月薪約一萬七千五百枚五銖錢，合人民幣七千元，一年下來八萬四。也就是說，他們的年終獎勵超過了全年工資，福利之優厚讓人羨慕。

　　高額的年終獎勵，既是對官員們過去一年辛苦辦公的嘉獎，也勉勵百官來年擼起袖子加油幹。看了這些獎勵清單，真要佩服漢代的皇帝們，畢竟錢、肉、米都是出自國庫，相當於皇帝自掏腰包，倘若沒有十足的魄力，誰也舍不得這么大方發放。這也讓後來人看得眼紅心動不已。清代的徐昂發先生，在比較了曆朝曆代的年終獎數額後，不禁感歎說：“漢世優恤臣下，可謂厚矣。”

　　與漢代相反，北宋官員的工資相對較高，年終獎則少得可憐。以我們熟悉的包拯包青天來說，他任職開封府時的基本工資包括了月料(月薪)、餐錢(飯補)、茶湯錢(水補)、薪炭錢(取暖費)、公使錢(招待費)、添支錢(崗位津貼)等等，全部下來差不多已有萬貫，相當於人民幣五六百萬元之多。反觀當時官員的年終獎，即便是宰相級別的國家重臣，也不過五只羊、五石面、兩石米、幾壇酒而已。相比他們的工資來說，真不知低到哪裏去了。

　　無論賞錢還是賞物，雖然形式不同，但都是非常實惠的東西，直接關系到官員們的春節消費。到了清代，賞賜的物品種類更為多樣。清宮有“冬至賜貂”的慣例，每逢冬至，在南書房、如意館、昇平署等部門上班的人都能得到數張貂皮。臨近年尾，各王公大臣以及部分外廷大臣還能得到皇帝賞賜的“福”字一幅，“歲歲平安”荷包一個，燈盞數對，以及從遼東運來的鹿尾等珍貴物品。福字、荷包雖然有點形式主義，但既然受賜於皇上，自然意義非凡，百官還是會引以為榮，格外珍惜。

　　官員自籌過節費

　　翰林院起草任命書有“潤筆費”，唐宋時期衙門可以放高利貸

　　在古代龐大的官僚系統之下，皇帝發放年終獎通常無法面面俱到，即便像漢代那種相當敞亮的發放標准，也難以兼顧到各個級別的官員。為了達到歡度春節的目的，官員們也不閑著，想出了各種辦法自籌經費，聽著總有點自我發放過節費的味道。

　　翰林院是曆代公認的“清水衙門”，負責起草文書諭旨，財權、事權都不怎么突出，所以平時撈油水的機會本就不多。好在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但凡遇到一些官員升遷上任，需要翰林院起草任命書，這些官員就會向翰林院送些禮物，權當“潤筆費”。一年下來，禮物積少成多，積零成整，成了翰林院一項相當可觀的收入來源。比如宋代，官員送來的謝禮包括絲綢、馬匹、銅錢等，動輒幾十匹、幾千貫的送，數量著實不少。收到的謝禮怎么分配呢?一般來說，一年中分兩次發放，三伏天發一次，年末時發一次。為了分配平衡，翰林官員們在起草文書時會讓大家都參與進來，一個人能夠幹完的活兒，往往要分成數人去做——張三負責起草，李四幫忙潤色，王五隨後謄錄，再有個趙六完成審校。如此一來，年關歲尾分成時就能保證人人有份兒。

　　在造紙術還沒發明的秦漢魏晉各朝，書寫、傳遞公文主要是用竹簡來完成。為了防止竹簡丟失或有人篡改，各部門在發文時通常會在外邊套上布袋，然後加蓋封印進行加密。其中一些單位，如負責收集百官審查文件的禦史台，一年下來能收到大量的布袋。這些廢舊布袋堆在辦公室，既占地方，也無法再循環使用，官員們便在年底拿出去賣掉，賣布所得隨即分給內部同僚，算是年終分成，金額還算可觀。

　　唐宋時期，商品經濟發達，朝廷一度允許各衙門向民間放高利貸。放貸的本錢，既有公用款，也有官員們湊起來的集資款。按照當時的利率，月息能夠達到百分之三。一旦放出，包賺不賠。全年下來，很多衙門都有了自己的小金庫，拿出其中一部分用來打點上司，剩下的就成了本部門各官員的年終獎勵。正所謂古今皆有生財道，工資加上福利，古代官員們的生活水准其實也還不低。

　　從上到下需打點

　　清代官員流行送個小“紅包”，打個小“暗語”

　　單憑皇帝賞賜，或是同僚自籌，似乎還不能滿足官員們的春節消費需求。長久以來，官場形成了送禮打點的潛規則，春節尤其是下級孝敬上級的絕好時機。這種進項雖然不能稱為年終獎，但它也是官員們年終收益的重要來源。

　　明朝萬曆年間的周暉，有一年除夕前一天外出訪客，看到南京兵馬司衙門前聚集了浩浩蕩蕩一群人，每人手捧一個食盒。周暉好奇不已，忙上前打聽，才知道這些人都是來給兵馬司官員送禮的。這讓周暉大感詫異，畢竟當時兵馬司只是負責南京城的治安消防、看守囚犯等雜事，官員品級也不高，竟然有這么多人前來送禮孝敬。這從側面也能反映出，其他衙門各官每逢年節定能收到不少過節費。

　　清代官場陋規更為常見，春節就成了上級官員收金斂銀的固定節點。說到送禮，清代官員們的智慧著實讓人佩服。既要送到位，還不能落於俗套。采取的辦法是：送荷包或者信封。當然，這不是普通的荷包或信封，學問和深意都體現在它們的名字上面。如果上寫著“強仕”二字，今人看了想必會一頭霧水，且放心，清代長官知道《禮記》中曾寫道“四十強而仕”，“強仕”當然代表四十兩銀;接下來是“大衍”，取自《周易》之中“大衍之數五十”一句，代表五十兩銀;“耳順”的意思好理解，《論語》有句“六十而耳順”，那就是六十兩銀。倘若你看到信封上寫“梅花詩八韻”，可真別以為是什么梅花詩，那是暗示信封內有八十兩銀票;“四十賢人”當然也不是羅列了四十位賢人的名單，而是代指四十兩銀。

　　有些名目更雅、寓意更好的禮單，還會考驗一下收禮官員們的乘法口訣，好在都比較簡單。比如，“百壽圖一軸、兩軸、三軸”，分別是指銀子一百兩、二百兩、三百兩;“雙柏圖一座”，即二百兩;“秦關一座”，是一百二十兩，典故出自“函穀關高一百二十丈”;“毛詩一部”，等同於三百兩，蘊意來自《詩經》有三百零五首詩。所以說，提到送禮，我們還是只服清朝。逢年過節收一圈禮，簡直能把傳統文化知識溫習一遍。當然也有鬧笑話的時候，據說末代皇帝溥儀的叔父載濤，曾在春節期間收到一個信封，上寫“千佛名經”四字。怎料這位皇叔父不明所以，還請人前來解讀有何佛法深意，直到打開才知道，原來竟是一千兩銀票。

　　不發年獎就罷工

　　民國時期，上海工商界成立“年獎問題處委會”

　　年終獎勵不只是古代官員們的專利，一些供職於銀櫃票號、糧米油店、絲綢布莊的雇員或學徒，也會在春節來臨時收到老板的過節獎勵。一名員工能夠得到多少年終獎，關鍵要看平日表現，也就是自我奮鬥和付出，但也要考慮到店面效益，以及老板的人品秉性。

　　馮玉祥在河南開封時，曾注意到火車站附近有一個綢莊，老板姓馬，對待員工就比較苛刻。馬老板有個外號，叫馬三賴，意思是賴貸款、賴工資、賴年終獎。他給店員發年終獎，往往是三年一發，而且選在正月十六日才發，准確來說應該叫“年後獎”。馬老板的這種管理方式相當精明，因為三年一發，所以店員很少有工作一兩年便辭職的，怎么也要熬到三年周期，等待發了獎才會有出走的念頭。正月十六日發，則無形之中保證了夥計們年前能堅守陣地，不至於搞得綢莊最忙的時候缺少員工。等到三年之後的正月十六日，夥計們每人領到一筆獎金，又通常不想另謀他職了。

　　馬老板雖然賴年終獎，但好歹還發，另外有些剝削嚴重的資本家就索性不發，以致往往引發員工們的罷工反抗。近代以來，外國資本相繼在我國沿海口岸開工設廠，大量招募本地民眾務工。要說這些外國資本家們，不知道是不了解中國人的規矩，還是剝削欲太過旺盛，經常克扣工人們的年終獎勵。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絲織業、郵政業、船舶業經常發生工人爭取年獎的罷工行動，以致上海工商界還聯合成立了“年獎問題處委會”，專門負責調解協商各工廠的年終獎發放問題。據1948年《工商法規》刊載的一份報告，年獎問題處委會曾出台過四條決議，針對工廠不發年獎、工人罷工等問題提出了解決辦法。其中特意提到：“本年度工商業情形蕭條，該會為求了解實際情形起見，擇定重要各業，由工業會、市商會及各該工會領導人員，協助調查，並由年獎處理會指派委員參加，綜合勞、資、政府三方面調查所得，作該會調處工作之參考。”

　　看得出來，一些工廠不發放年終獎，倒也不是有意賴賬，也存在效益不景氣等客觀原因。但對中國人來說，有沒有這點獎金，數量還是其次的，關鍵是份誠意和問候，直接影響到過春節的心情。這也可以理解，為什么會動用多個部門來共同協商年終獎這件“大事”了。 供圖/孔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