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金融業快速發展，服務實體經濟取得積極成效。但是，金融與實體經濟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不相適應，金融“脫實向虛”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那么，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如何衡量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目前金融是否出現了“脫實向虛”?金融管理部門又將如何解決金融“脫實向虛”、支持實體經濟振興?近日，就上述一系列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
記者：關於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最近社會上關注較多。先請您從理論上談一談如何理解與把握兩者的關系?
阮健弘：從理論上講，金融與實體經濟密不可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實體經濟是金融發展的根基，推動實體經濟發展是金融的立業之本，服務實體經濟是對金融的本質要求。金融如果脫離實體經濟需要，搞自我循環，以錢炒錢，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同時，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和血脈，如果金融出了問題，實體經濟就得不到高效的金融服務，經濟發展也會受到制約。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高度重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工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家強大要靠實體經濟，要改善金融服務，疏通金融進入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管道，引導社會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李克強總理也指出，金融與實體經濟密切聯系、互促共生，金融首要任務還是要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要讓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實體經濟。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論述為金融系統全面、准確把握好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記者：您剛才提到，服務實體經濟是對金融的本質要求。作為金融統計領域的資深專家，您認為應當如何衡量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這方面有沒有一個比較全面客觀的統計指標?
阮健弘：不同的人可以基於不同的視角來衡量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從宏觀上看，社會融資規模是目前衡量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比較全面、客觀的指標。社會融資規模的概念是人民銀行在2010年提出的，編制這個指標的一個主要出發點，就是為了全面准確反映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社會融資規模統計了實體經濟(非金融企業和住戶)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其中，增量指標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獲得的資金額，存量指標是指一定時期末(月末、季末或年末)獲得的資金餘額。這裏的金融體系是整體金融的概念。從機構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社會融資規模扣除了金融體系內部的交易行為，真實反映了資金從金融體系到實體經濟的流向和結構，比較全面、准確地反映了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情況。
2016年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155.99萬億元，是2011年末的2.03倍，2011年至2016年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平均增速為15.7%。同時，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流向“三農”、小微企業、精准扶貧、民生改善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資金較多。2016年末，全國農村貸款餘額達到23.01萬億元，小微企業貸款餘額達到20.84萬億元，分別是2011年末的1.89倍和1.94倍。這說明近年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取得了積極成效。
記者：最近幾年，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而債務增長速度較快，杠杆率在上升。請問這是不是意味著金融與實體經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不相適應?
阮健弘：宏觀分析中，通常用負債與GDP之比來衡量杠杆率。杠杆率可反映債務性融資規模、結構與經濟發展及金融穩定的關系。按照國家統計局最終核實後的GDP測算，2015年，我國杠杆率為232.9%，比2011年上升了52.7個百分點。而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測算，同期發達經濟體杠杆率平均僅上升5.7個百分點。從結構上看，我國杠杆部門分布不合理，政府和居民部門杠杆率較低，而企業杠杆率水平較高。杠杆率快速上升的背後，是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拉動力下降。2011年，我國每投入1元資本，可以多增加0.32元GDP;到了2015年，每投入1元資本，只能多增加0.16元GDP。杠杆率快速上升，而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下降。這“一升一降”，反映出金融對實體經濟拉動作用減弱。
記者：近兩年來，我們注意到金融機構各類“通道業務”流行，資金傳遞鏈條變多，在金融體系內滯留時間變長。不少銀行同業業務做投資，社會上認為金融體系存在自我循環的傾向。請問您是怎么看這一問題的?
阮健弘：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金融體系內部的交易行為很多是必要的，對於維護金融體系自身大循環具有重要意義。但近年來，金融體系內部的交易行為確實出現了一些偏差，這集中體現在資管產品快速發展和同業業務功能變異上。
一方面，在實體經濟的基礎資產收益率下行背景下，銀行、證券、保險等各類金融機構紛紛涉足資產管理產品領域，以創新之名開發了不少長鏈條、跨行業、跨市場、層層嵌套、結構複雜的資管產品，各類“通道業務”流行，導致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滯留時間延長。甚至一些資管產品依托控股公司架構，在集團內部自我循環、自我買賣。從能夠掌握的數據看，截至2016年上半年，金融業各類資管產品彙總餘額高達近80萬億元。
另一方面，部分銀行通過買入返售、同業投資等方式，投資信貸資產、信托受益權及資管產品等金融資產，同業投資業務發展迅速。此外，部分網貸平台有悖服務小微企業的宗旨，吸收資金進行複雜的嵌套投資，也拉長了融資鏈條。
產生這一問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存在跨行業、跨領域監管制度漏洞，監管政策統籌協調不夠，導致標准不一和監管真空。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業綜合統計不健全導致跨行業風險識別預警能力不足，各類產融結合集團和金融控股公司、互聯網金融平台、交叉性金融產品、地方金融交易所迅速發展，一些所謂的“金融創新”產品遊走在灰色地帶，實際上沒管住。監管套利活動滋生。二是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缺失，金融產品剛性兌付盛行，金融市場無法出清導致部分定價機制失靈。價格扭曲增加了市場上的套戥機會。三是實體經濟結構性問題比較突出，導致資金缺乏好的投向。實體經濟盈利能力下降，部分工業企業財務狀況差導致投資資金不敢進、不想進。服務業管制仍然較多，部分行業准入門檻較高，制約了服務業吸納資金的能力。
記者：金融機構和實體經濟之間出現的上述現象，社會上往往用“脫實向虛”來表述。能否談一下您對虛擬經濟的看法?
阮健弘：實體經濟不僅包括物質生產，也包括服務生產，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都是實體經濟。醫療、衛生、教育、交通運輸、批發零售業是實體經濟，多數金融業也屬於實體經濟。比如說銀行給企業發放貸款、支持“三農”、房地產貸款、IPO、企業發行債券融資、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助力國際產能合作等都屬於實體經濟。
一般認為，證券等類二級金融市場交易和衍生品屬於虛擬經濟。
但二級市場交易對實體經濟也有積極作用。例如，證券二級市場交易的價格發現功能，可以用來判斷企業經營的好壞，促進資本從效益低的領域流向效益高的領域，提高實體經濟的運作效率。比如，用於實體企業風險管理的那部分遠期、期貨、期權等金融衍生工具，幫助出口商規避彙率風險的遠期結售彙、外彙期貨，不宜劃入虛擬經濟。再如，金融機構間的同業交易行為，相當部分是為了金融機構加強流動性管理、調劑資金餘缺、滿足支付清算的需要。這些工具只要正確使用，不應簡單地認定為虛擬經濟。也就是說，一部分金融體系內循環的資金是省不下來的，有其客觀必然性。
金融業也有些產品基本上在金融業內循環，對實體經濟作用較小，甚至成為單純賺錢的工具，這些屬於虛擬經濟。可以將金融業的虛擬經濟基本界定為金融業二級市場及衍生品交易，扣除其中具有定價和風險管理功能後的部分。對此，要嚴密監測。
記者：我們注意到，近年來金融企業對各類投資者的吸引力明顯上升，實業企業辦金融現象也不斷增加，請問吸引實業企業進入金融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阮健弘：近年實業企業辦金融現象增多，一些產業資本申領金融牌照的積極性較高。
從上市公司投資金融業的情況看，截至2015年末，實業上市公司共持有43家銀行、9家證券公司、6家信托公司、2家期貨公司、5家基金公司、16家財務公司、8家保險公司的股份。此外，有些地方熱衷於建設各種名目的金融中心，大量批設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產權交易中心等准金融機構，在一些地方准金融機構“遍地開花”。
實業企業大量進入金融業，與我國經濟結構性問題比較突出、潛在增速和投資回報率明顯下降、資金缺乏好的投向有關。一是實體經濟盈利能力下降。部分工業行業供給體系不能適應需求變化，只能滿足中低端、低質量、低價格的需求，供需結構性矛盾突出，加之要素成本不斷攀升，企業經濟效益不理想。上市公司中，2015年，機械設備和化工行業股本回報率(ROE)分別為2.71%和4.85%，比2011年大幅下跌12.6個和9.05個百分點。企業財務狀況差導致投資資金不敢進、不想進。二是服務業管制較多的問題仍然突出。雖然政策上一些領域相繼開放，但部分行業准入門檻較高，各種“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仍不同程度地形成了無形的市場准入關卡，制約了服務業吸納資金的能力。三是有些實體資金受到一夜暴富神話的刺激，進入房地產、股票、債券等市場投機套利。
對待實業企業辦金融，要加強引導和監管。涉足金融的實業企業，應當端正思想，立足本業。要充分認識到，金融業與實業在風險特征、管理模式、企業文化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實業企業辦金融，要嚴格執行牌照准入制度，嚴格執行監管要求，依法依規、審慎經營。
記者：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計算，2016年，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8.3%。據了解，這一占比已經超過了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應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阮健弘：2006年以前，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較低，由於亞洲金融危機後不良率較高、銀行業貢獻被低估等原因，2001年至2005年平均為4.4%，明顯低於同期美國(7.5%)的水平。自2006年以來，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2011年為6.3%，2015年為8.4%，2016年為8.3%。從國際比較看，已經超過了美國等發達國家水平，出現了偏高態勢。
但我國金融業占比上升也有其客觀因素，對其持續性要有客觀認識。
一是剝離不良資產的影響。1990年至2005年期間，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6.1%持續下降，2005年降至4.0%，原因主要是銀行業經營狀況惡化，特別是不良貸款率上升。新一輪金融改革啟動後，不良資產成功剝離，銀行業得以輕裝上陣，帶動金融業增加值快速增長。
二是金融資產擴張的影響。前面也說到金融總量擴張快於GDP的名義增長。近年來，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主要受金融業資產規模快速擴張的影響，而金融業利潤率是持續下降的。
三是金融業補充資本的需要。我國金融業特別是銀行業規模大，國有大型銀行在市場上占據重要地位。為滿足監管和業務發展的需要，銀行業需要不斷補充資本金。由於銀行業體量龐大，依靠資本市場融資補充資本金有限，不得不依靠利潤補充資本。利潤是金融業增加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占銀行業增加值的60%左右。利潤增速高，金融業增加值增長快，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也快。同時，隨著金融機構的壯大和金融從業人員的增多，勞動者報酬增長較快，這也推高了金融業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初步判斷，未來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可能趨於下降。事實上，2016年，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較2015年已經出現下降。
記者：前面談了一些宏觀上“脫實向虛”的問題，您認為市場參與者“脫實向虛”的微觀條件是什么?
阮健弘：部分價格管制、價格扭曲、競爭不充分、市場不成熟，是部分金融機構行為扭曲、脫實向虛的微觀條件。
當前，我國貨幣池子裏的水已經不少，但在一些領域，金融資源錯配比較嚴重。部分金融市場中套戥機會過多、過大，誘惑市場參與者“脫實向虛”。
一是部分金融服務價格受到管制。由於價格管制，正規金融機構提供相關服務的動力不足，影響了對客戶尤其是小微企業客戶的金融服務，加劇了小微企業融資難。
二是有些政府幹預金融活動導致價格扭曲。比如，在地方政府債務置換過程中，有的地方政府通過行政手段、財政存款分配等方式，幹預金融機構對地方政府債券的定價，曾經出現過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利率低於國債的現象。
三是存在一些互聯網金融無序競爭的情況。比如，有些互聯網金融平台上的理財產品，吸引了大量活期存款，提供比活期存款更高的收益率，卻沒有向投資者充分揭示風險，投資者在風險和收益的權衡上出現偏差。
四是金融機構准入門檻較高，基層地區的金融機構數量不夠多，導致基層金融服務競爭不充分，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金融機構行為，影響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加劇了小微企業貸款難。
五是部分非銀行業金融機構治理結構不健全，激勵機制存在扭曲。部分銀行業金融機構仍承擔大量政策性業務，預算軟約束造成道德風險，進而導致日常經營和資源配置低效。
六是一些國有企業仍然存在較為明顯的預算軟約束問題。誰有關系、誰有信息，誰就能拿到低成本資金。對其他實體企業的投資活動形成比較明顯的擠出效應，降低了經濟資源配置效率。
記者：一些資金沒有進入實體領域，是不是表明貨幣傳導機制出現了一些問題，原因是什么?
阮健弘：自2011年以來，人民銀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總體看取得了顯著效果，但是也存在一些因素導致貨幣政策傳導不暢，影響貨幣政策調控效果。一是在實體經濟領域，一些市場主體財務“軟約束”問題仍然存在，對利率的敏感性不夠，價格工具的傳導效果有限。二是部分金融機構管理較為粗放，經營行為調整較為滯後，影響了貨幣政策傳導。三是有些情況下，金融生態環境不樂觀，存在地方政府幹預商業銀行經營的現象，制約信貸總量調控和結構調整;另外，地方政府擴大基礎設施投資規模與財政可持續性之間也存在不協調。以上因素在遇到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金融市場出現較大波動的情況時，導致部分時段的貨幣政策在實施上可能是穩健略偏寬松的。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7年要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強調要保持穩健中性。這是在深入分析當前內外部形勢和主要矛盾基礎上作出的重要部署，為把握好貨幣政策調控的力度指明了方向。下一步，人民銀行將實施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調控模式，強化價格型調節和傳導，深化金融機構改革，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彙率形成機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暢通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抑制資產泡沫，防止“脫實向虛”，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記者：為了解決金融“脫實向虛”的問題，金融管理部門采取了哪些應對措施?
阮健弘：近年來，金融系統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立足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本質要求，多措並舉，狠抓落實，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是總結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強調發展實體經濟。認識到美國次貸危機的原因是金融“脫實向虛”、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較早提出社會融資規模概念，並在各金融部門的共同努力下，於2011年正式統計和公布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數據，更全面地監測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
二是著力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充分發揮利率工具引導作用，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清理整頓銀行業不合理服務收費，清理不必要的融資通道，開展地方政府債務置換，推動完善政府性融資擔保體系，推動企業融資成本下行。2016年12月份，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5.12%，比近3年高點下降了169個基點;2016年12月份，10年期AAA企業債發行利率為3.69%，比近3年高點回落了209個基點。
三是加強金融市場建設，提高金融機構定價能力。促進同業拆借市場、回購市場、短期融資券市場、商業彙票市場協調發展，拓寬貨幣市場廣度和深度。依托銀行間場外市場推動債券市場發展，減少行政管制，強化市場化約束機制，創新債券品種，加強債券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市場流動性。深化新股發行體制市場化改革，健全和完善退市機制。健全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提高金融機構自主定價能力。做好貸款基礎利率報價工作，為信貸產品定價提供參考。
四是支持“補短板”。加強信貸政策指引，引導資金更多流向“三農”、小微企業、精准扶貧、民生改善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先進制造業、新經濟等領域的資金支持。主動對接“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重大發展戰略。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引導金融機構積極支持列入“三大戰略”的重點規劃建設項目。
五是加強監管，引導金融機構回歸主業。持續規范同業業務發展，要求商業銀行將表外業務納入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嚴厲打擊資本市場投機炒作和非法場外配資活動，規范上市公司融資和重組行為，抑制期貨市場過度投機。開展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充分發揮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作用，形成監管合力。
記者：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門還將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金融機構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
阮健弘：總的來說，要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戰略部署，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從五個方面開展工作。
第一，管住貨幣總量，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
要適應貨幣供應方式新變化，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調節好流動性閘門，保持流動性基本穩定。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引導金融機構審慎經營。
第二，圍繞經濟工作主線，加大對“三去一降一補”的支持力度，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經濟工作的主線，也是金融工作的主線。要引導商業銀行落實產能過剩行業差異化信貸政策，支持優質企業、穩住困難企業，堅決使“僵屍企業”有序退出市場。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因城因地施策，引導商業銀行貫徹落實好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嚴格審貸管理，加強對首付資金來源和收入證明真實性等的審核，抑制熱點城市房價過快上漲和支持三四線城市房地產有效去庫存。通過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加大股權融資力度等途徑，在控制總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杆率作為重中之重。鞏固前期清理規范收費的成果。壓縮金融機構“通道業務”，縮短融資鏈條。
第三，規范金融市場交易行為，引導金融企業回歸本源，為服務實體經濟創造良好的金融秩序。
當前我國經濟基本面是好的，韌性好、潛力足、回旋餘地大。盡管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在國際上仍然是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經常賬戶保持順差，財政赤字率處於安全水平。只要措施得當、社會預期引導得力，就可以跑在風險前面，贏得處置金融風險的主動權。要在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的前提下，穩妥處置一批風險點。深化金融機構改革，推動金融機構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改變不顧風險追求規模和短期利潤的傾向。
第四，深化金融體系改革，破解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規制性障礙。
一是理順金融市場價格形成機制，防止金融產品價格扭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
二是豐富金融機構體系，形成競爭性的金融服務體系。健全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機構體系。發展普惠金融和多業態中小微金融組織。
第五，強化宏觀審慎管理和監管協調，消除金融自我循環投機套利的土壤。
強化金融宏觀審慎管理，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完善逆周期、跨市場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早期識別預警、事中監測控制和事後救助處置等機制。統籌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統籌監管重要金融基礎設施，統籌負責金融業綜合統計。
進一步加強監管協調，減少監管套利。遵循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相結合的原則，落實穿透式監管。建立激勵相容、有力有效的金融消費者保護制度，維護金融市場競爭秩序。按照資管產品的類型而非按照金融機構的類型，分類統一資管產品的標准規制。統一資管業務數據統計標准。加快構建金融業資管業務統計體系，支持總量、關聯性、杠杆水平、資金真實投向等方面的監測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