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9日,廣東省政府辦公廳印發《廣東省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實施方案》。來源:廣東環境信息中心
原標題:“廣東藍”是怎麼回來的(人民眼·藍天保衛戰)
人民日報記者 鄧圩
《人民日報》(2017年04月14日16版)
面積佔全國0.4%、人口超過6000萬、汽車保有量1300萬台左右,這里是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
2016年,廣東省GDP達7.95萬億元,連續28年位居全國第一。其中,85%的貢獻來自于珠三角地區。與2000年相比,廣東GDP增長7倍,區域PM2.5指標年均濃度卻減至32微克/立方米,比最高峰值下降400%以上;霧霾天數從200天左右減少到27天。
與經濟繁榮相伴的,一度是環境的破壞與惡化。時光倒流回2000年,當北方一些地區還在為春天頻繁的沙塵天氣苦惱時,廣東珠三角地區則被霧霾籠罩,一年中有半年看不到藍天。
發展經濟就得犧牲藍天白云嗎?痛定思痛的廣東人不信這個邪,一手抓經濟結構調整,一手抓大氣污染整治。十幾年間,兩手一樣硬,堅持不懈。
如今,在這個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地方,白天藍天白云、夜晚星星月亮的日子,已漸成常態。以前市民晨跑健身,出門前要看有沒有霧霾,現在只要不刮風下雨,幾乎天天都行。
今年1月6日,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在媒體見面會上說:“廣東大概用了十幾年時間取得今天的進步,這個速度比英國、比美國、比日本,都要快。”3月9日,陳吉寧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指出,除了京津冀之外,其他地區即使是在冬季,環境質量也有比較大的改善,比較明顯的是廣東,已經連續兩年PM2.5年均濃度整體達標。
早發現,早應對
搞清楚得了什麼病才知道怎麼治
2002年,深圳市民易紅光准備買房子。南頭半島小南山下的一個樓盤,“背山面海,毗鄰香港……”售樓小姐連珠炮般,說得動聽。可易紅光爬上山往下一看,黑麻麻一片到處是煙囪,淡藍色的煙霧在山下打轉,到了傍晚又變成淡紅色。
仔細一打聽,南頭半島承載了深圳市80%的氮硫排放源!煤電廠、燃油電廠、木材廠、印染廠連成片。盡管當時不到20萬元就能買套上百平方米的商品房,但易紅光扭頭就走。
這個地方,現在叫廣東自貿區前海片區。
易紅光看到的情景,正是2000年前後珠三角各地普遍存在的情形。
“投訴天天有,一天一大堆!”譚清良現在是深圳市人居環境委員會大氣環境管理處副處長,當時他在環保執法大隊。2004年深圳灰霾天數達187天,一年至少半年見不到藍天。“連地王大廈都看不清!”彼時,地王大廈是深圳最高樓。
前不久,記者從廣州出發,車行1小時左右抵達江門鶴山市的“花果山”,60米高的小山頭上,矗立着一幢4層寬體建築。“這是我國首個大氣超級監測站,能夠‘解剖’PM2.5等成分,承擔了珠三角灰霾成因和顆粒物生成機制的分析。不僅包括PM2.5等6項空氣質量國家標准監測項目,還包括PM1等200多個項目,甚至包括納米級的顆粒物和與碳排放密切相關的黑碳氣溶膠。”監測站工作人員說。
“你都不知道得了什麼病,怎麼治?”2005年至2016年,鐘流舉歷任廣東省環境監測中心副主任、省環境保護廳大氣環境首席專家。他告訴記者,超級站每小時滾動顯示解析結果,了解空氣中較長期PM2.5成分的變化。
1999年至今,廣東建立起310個各類空氣質量自動監測站,編織了一張全面監測珠三角大氣的“天網”。1999年,廣東、香港合作“粵港珠江三角洲空氣質素研究”,開了國內區域治理、聯防聯控的先河。2002年,粵港聯手建成“粵港珠三角區域空氣質量監測網絡”,設16個空氣質量監測子站,13個在珠三角,3個在香港。通過檢測和研究,珠三角建立起區域污染源清單,形成我國首套完善的區域空氣質量監控預警體系。研究確認,珠三角面臨的主要大氣污染問題,是以臭氧和PM2.5為特征的二次污染。改善的關鍵途徑,是降低大氣氧化性及控制臭氧污染,在實現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約束性減排的基礎上,強化顆粒物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控制。
在廣東省環保廳廳長魯修祿看來,廣東對大氣污染問題早關注、早預防、早行動,堅持科學謀划、精准施策、真抓實干,走出了一條符合廣東實際的區域大氣污染防治路子。
對症下藥,布局綠色廣東,以人大立法的形式划定環保紅線,確定大氣治污路徑,廣東飲了“頭啖湯”。省領導甩出擲地有聲的“三句硬話”:新建項目,凡環評不達標的一律不准上馬;在建項目,凡環保不達標的一律不准投產;已建項目,凡經過治理改造仍不達標的一律關閉。
廣東先後出台珠三角和全省的環境保護規划綱要,制定修訂13部地方性環保法規,出台28項鍋爐、家具、汽車塗裝等地方性環境標准,實行最嚴格的環保法規標准和環境准入制度。
2010年出台的《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清潔空氣行動計划》,推動大氣治理達到新水平。3年後,國務院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划》十條措施,壓實防治責任。不少地方“壓力山大”,廣東各地執行起來則輕車熟路。
調結構,轉方式
產業升級、能源結構調整對治污貢獻率達50%
離開前海,易紅光轉身在後海買了房。那時候深圳有句話很流行:“寧要後海一張床,不要前海一間房。”
深圳居民敖建南1995年就住在被嫌棄的前海,不堪其苦,家里陽台、晾曬的衣服上都是電廠排出的黑油污,“最嚴重的就是下‘黑雨’!像墨汁兒一樣。”
電廠設備一吹灰,刺鼻的氣味嗆死人,馬路上油和鏽有一兩毫米,踩下去是黏糊糊的腳印。從南山區環境監測站查到“黑雨”pH值達3.53,遠低于正常水平,不少居民跑去電廠門口堵着罵。
在珠三角,深圳最早清醒認識到“四個難以為繼”——土地告急、資源短缺、人口超負、環境透支。2004年開始,根據本地大氣污染源解析的研究成果和污染源排放清單,深圳開啟精准治理之路。
火電當時是深圳最大的大氣污染源,4家電廠都在南頭半島。政府和企業投入近12億元,為燃煤和燃重油的電廠制定治理技術路線,出台政策鼓勵使用天然氣。
與居民區距離最近的月亮灣電廠直接關停。媽灣電廠最大,通過海水脫硫、低氮燃燒器改造和煙氣脫硝,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95%以上。
南山熱電廠燒重油。什麼叫重油?就是煉油廠提煉後剩下的油渣,燃燒污染嚴重。深圳投入過億元,采用“油改氣”和低氮燃燒的治理技術,南山熱電廠最終實現清潔生產。
通過這次治理,深圳全市燃煤用量從600萬噸減少到380萬噸,重油使用量減少了300萬噸以上,天然氣佔一次能源使用比例上升到13%以上,能源結構得到極大改善。
整個珠三角乃至廣東,能源結構都在變。珠三角煤炭消費總量從2010年8800萬噸的峰值,下降到2016年的6520萬噸。廣東全省煤炭消費比重下降到42%以下,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1%以上,每用2度電就有近1度來自清潔能源。
能源結構的深刻變革,源自執着的經濟轉型。
2009年,南頭半島另外一個大污染源——20多家印染廠的33根煙囪被拆除,大氣污染嚴重的現狀得到根本改變。可印染廠職工得吃飯、得生活,怎麼辦?深圳的辦法是:產業轉型升級。
如今,當年的污染大戶華麗轉身:從前海路北望,東濱路和南海大道交界的地方,就是時尚的荔秀服裝街,街上商鋪4300多家,來自海內外的客商熙熙攘攘。
在珠三角,環境質量約束了區域的產業選擇,反過來也倒逼區域產業提升質量。“十一五”以來,廣東累計淘汰鋼鐵產能1654萬噸、水泥10021萬噸、平板玻璃1781.5萬重量箱,超額完成國家下達的目標任務。珠三角地區三次產業比重,從2000年的5.8∶49.6∶44.6調整為2015年的1.8∶43.6∶54.6。
“產業轉型升級、能源結構調整,對治污的貢獻率超過50%。”鐘流舉說,經濟結構調整是大氣污染防治的重要基礎,其重要性超過末端治理,這在全世界來看都是必由之路。
硬約束,硬轉型
環保紅線之下,答好經濟發展選擇題
“如果當年中科煉化項目選址落戶南沙,或許就沒有今天珠三角PM2.5濃度率先達標,也沒有今天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的順利建設。”鐘流舉當時參加了很多論證會,代表廣東省環保廳發出反對聲音。
環境之殤、轉型之痛,推給珠三角一道又一道的選擇題。
最令人矚目的,就是“巨無霸”中科煉化項目到底能不能落戶南沙?
鐘流舉回憶說,當時醞釀落地廣州市南沙區的中科煉化一體化項目,號稱“中國最大的中外合資項目”,總投資約50億美元,建設規模為煉油能力1500萬噸/年、乙烯生產能力100萬噸/年,“讓不少地方流口水”。
環保部門提出,南沙地處粵港澳珠三角幾何中心,地理位置特殊、敏感,建設如此巨大的煉化項目,必然給整個區域带來沉重的、持久的環境壓力。
“在手指上割一刀影響不大,但在心脏上割一刀,就大不一樣了!”環保專家們據理力爭。
當時,甲方給出了带有“脅迫”意味的選擇題:如果允許項目進南沙,能夠以最先進管理和治理替代廣州東郊長期為人詬病的石化項目;如果不允許,就要做大東郊的石化項目。當地政府和公眾幾乎要被說服了,但環保部門始終理性堅拒,廣東省也給予了環保部門充分的信任和授權。
回絕的直接依據,來自《珠江三角洲環境保護規划綱要》划定的環保紅線——南沙為生態脆弱區,“應避免建設污染物排放量大的項目”。這份早在2004年經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區域性環保規划明確提出“紅線調控、綠線提升、藍線建設”,至今對于構建區域環境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每一次重要的選擇,都更加釘牢了環保紅線在各級干部心中的地位。
幾年前一家美國電子企業,要到惠州投資2億美元辦廠,投產後一年稅收3000萬元。但惠州市研究之後發現,這個廠會給當地带來環保隱患。盡管企業三度到訪,最後仍被拒之門外。
位于東江中上游,生態環境敏感,惠州嚴格控制污染項目審批,實行新建項目主要污染物排放“等量置換”或“減量置換”。2013年以來,惠州建設項目環保否決率均在10%以上。近10年,惠州還以每年10%的速度淘汰落後產業。去年,“惠州藍”在珠三角排第一,長期位列全國74個城市空氣質量前十。
調整“指揮棒”,實行分類分區考核,廣東率先在全國實施主體功能區差別化環境准入政策,引導各地找准功能定位和發展重點。珠三角地區實行最嚴格的環境准入制度,每年環評審批否決率超過5%。
廣東對重點行業實施特別排放限值,在全國率先對火電行業實施大氣主要污染物“倍量替代”,對超過總量控制指標的地區實行區域限批和行業限批。明確珠三角不再新建燃煤燃油電廠和煉化、煉鋼煉鐵等大型項目,將電鍍、印染、制革等拒之門外。因此,“用電大戶”珠三角,十幾年沒有新建過一家燃煤燃油電廠。
“如果沒有環保的理念、綠色發展的理念,就不會有廣東現在這種達標。”廣東省環保廳廳長魯修祿深有感觸地說。
出實招,講實效
不留情面,把自己逼到沒有退路
一場新聞發布會,引發新一輪環保風暴。
2012年3月8日,是中國環境監測史上一個值得銘記的日子。
當天,廣東省環保廳舉行新聞發布會,正式宣布珠三角9市1區共17個站點,按照空氣質量新標准,統一向社會發布PM2.5等新指標實時監測數據。
這也是我國環境信息公開史上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日子。在國家規定的期限尚未到來之際,是否要頂住壓力,將並不“好看”的數據公之于眾?公布之後,又能否保證系統運行穩定、不出差錯?
一石激起千層浪!實時公布數據,實際上就是把政府和環保部門推到公眾面前,准備好隨時接受監督,直面批評。
為什麼能這麼做?
廣東的大氣治污,最有效、最見效的時期,是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和2011年的深圳大運會。廣東既圖一時,更謀長遠,把這種短期的空氣質量保障當成探索長期辦法的最佳時期,集中力量解決各種治理的熱點、難點,取得了階段性成果,解決了大氣治污上水平、上台階問題。
解決區域污染問題,必須區域聯合治理。2008年,珠三角率先提出區域聯防聯治。
如何抓落實?廣東又在國內率先建立珠三角大氣污染防治聯席會議制度。這個區域聯防聯控的領導機構,由分管環保工作的副省長任第一召集人,成員包括區域內9個市主管環保工作的副市長和18個省直單位的有關負責人。如今該機構組長已由省長擔任,不少地方的成員已經換成了主要領導。
2009年,隨着《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划綱要》實施,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合作圈的形成,加快了區域環保一體化進程。廣東省出台了《鍋爐大氣污染物排放標准》《水泥工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標准》《制鞋行業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標准》等十余個地方標准,為空氣環境質量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最令人關注的《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清潔空氣行動計划》在廣州亞運會前出台,至今被廣東環保界稱為大氣污染治理的“沖鋒號”——在全國率先對大氣復合污染治理進行全面部署,提出經濟結構調整、協同減排、科技支撐任務。
計划方案的主要起草者、廣東省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張永波告訴記者:“計划與規划,一字之差,體現了方案編制的不同思路與目標。”
成效如何?開車穿過珠三角城市群,從風景變化中就能管窺一二——過去煙囪林立、黑煙滾滾的情形消失了。全國經濟總量第一的廣東,原有幾萬台鍋爐,如今只剩2000多台。消失的還有180萬輛高排放的“黃標車”,這個非法律意義的“黃標車”概念後來為全國各地使用。治理之初,廣東21個地級以上市11個有酸雨,且大部分在珠三角。到2010年和2011年,珠三角的空氣質量創10年來最好紀錄。
2017年3月16日,廣東4個縣市區領導公開向市民道歉,並作出整治行動部署。
事情發生在肇慶。今年2月,肇慶空氣質量綜合指數4.37,列全省第十六位,同比下降9位。空氣質量排名靠後的肇慶市所屬四會市、高新區、德慶縣和懷集縣領導向群眾道歉。
肇慶市主管環保的副市長李騰飛直言不諱:在同等氣象條件下,肇慶污染物上升幅度顯著偏高,顯示本地污染削減不力,存在懶政思想。
環保部門和各地領導仿佛都患了“低頭”強迫症,手機上的工作微信群,包括區域全部子站數據的空氣質量滾動表一刻不停在變。哪個地方出現異常,哪個地方的領導馬上被“@”、被喊話。
從2000年到現在,廣東的藍天白云就是在這種對自己不留情面、把自己逼到牆角的決心中一步步找了回來。
綠家園,綠生活
綠色競爭力越強,生存發展空間就越有保障
求財求和氣,是廣東商人的秉性。
投資肇慶五六年,每年納稅200萬元,陳照華沒想到自己居然和副市長懟上了。
“就是不服氣啊!”被環保部門查到排放超標2.95倍,陳照華也趕緊開展了環保改造。靜電吸塵、布袋回收都弄好了,就是一直舍不得停工,廠里機器加班加點轉。整改期到,環保部門上門復查,還是超標0.45。
這是新環保法實施以來,肇慶市金額最高的“按日計罰”罰單。注冊資本才100萬元的金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從被查的當日起算,以每天罰款7.5萬元計算,共計232.5萬元。
陳照華一氣之下,到法院起訴肇慶市環保局及市政府。李騰飛出庭應訴。
2017年3月,記者隨巡查的環保工作人員再度來到金海源公司。看到陳照華和環保工作人員見面如老友、毫無火藥味,不禁有些好奇。
“我嘗到了清潔生產的甜頭!”陳照華坦承,金海源公司的產品是利用屠宰場豬血生產生物蛋白飼料,技術門檻不高,競爭者不少,生產過程灰大、塵多、氣味難聞。隨着廣東各地環保要求越來越高,沒有開展清潔生產的同行紛紛關門。因為整改到位、環保做得好,客戶相信金海源不會被“關門”,長期訂單比以前多了兩倍,市場份額竟佔到廣東第二。
“企業的綠色競爭力越強,生存發展空間就越有保障”,正是珠三角大氣污染治理的理念。
“沒有退路,要麼改,要麼搬!”今年3月19日,我國最嚴苛的家具標准在深圳誕生,通過“深圳標准”(家具類)限制高VOC(揮發性有機物)排放,補貼25%督促深圳家具企業全部實現水性化生產線改造。
不到10天,這個政策又出了“升級版”。3月27日,深圳宣布5月1日起,當地家具產品制造過程將全面禁止使用溶劑型塗料、膠粘劑和有毒板材。不改造將拿不到排污許可證,禁止參與政府采購,企業名單和家具信息將向社會通報。對仍在使用油性塗料的企業強制停產整治,違規產品“下架”處理,生產線改造補貼提高到40%。
“綠”生活、“綠”理念,深刻影響着百姓生活。
去年,珠海農民余水冰靠着屋頂光伏掙了7000多元。
家住五山鎮三里村的余水冰,報裝光伏容量7千瓦,一年發電9463千瓦時,除自用外75%賣給電網,每千瓦時政府補貼0.42元,稅後賺了7614.97元。“其實不是想賺多少錢,就希望自家也能綠色環保。”余水冰的話很朴實。
記者從廣東電網獲悉,截至今年2月底,廣東電網光伏累計並網容量72.52萬千瓦,其中居民光伏並網容量3.46萬千瓦。
達成綠色共識,需要各方聯手形成社會合力。深圳市2007年在南頭半島月亮灣片區成立首個政府、企業、居民聯手的環境整治聯絡小組。敖建南當了小組副組長,“誰的車要冒黑煙,連小區門都進不去。”
有意思的是,對于藍天,珠三角各級政府與百姓體驗倒轉。與民眾明顯放松的心態相比,政府和環保部門依然緊張敏感。
2017年第一季度,廣東全省空氣質量優良率為92.9%,PM2.5濃度為42微克/立方米。與同期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平均優良天數71%、PM2.5濃度63微克/立方米相比,廣東的數據還算好看。
但縱向比較,廣東平均優良天數同比下降了2個百分點,PM2.5濃度同比上升16.7%。
這些數據带給珠三角更深層次的考驗——“最容易見效的,能夠做到的,已經做得差不多了。現在進入微克控制時期,需要的是更加精細、更廣泛和深入的工作。”廣東省環境監測中心副主任區宇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