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本身是編劇、作家、影評人、也曾擔任過徐克助理導演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教授麥欣恩在首爾的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教授港台文學及中國電影等科目，一次系里同事——一位年約四十五、六歲的韓國教授打趣說：「當年要不是看了《英雄本色》(1987)，我也不會去念中文!」事隔多年，麥欣恩仍會在不同場合提起這次閒聊帶給她的失落感。「香港電影在類型片的拍攝上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做法，也培養了一批很專業的導演，在這方面仍有其優勢，希望未來能用電影重新包裝粵語文化。」這位專事研究冷戰時期香港與新馬之間電影、文化關系的青年學人4日中午在回顧不久前結束的「海上絲綢之路組曲」系列活動時這麼說道。
而作為活動主辦單位代表的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副系主任鄧思穎教授直言，香港的語言特色「是個優勢」，為其擔當海上絲綢之路的橋梁角色，「提供了便利」。他呼吁香港人對粵語應有充分的認識，意識到粵語在「大灣區」及海上絲綢之路國家特有的聯系作用，「有利於強化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地位，提升自信心。」香港商報記者 金敏華
「海上絲綢之路組曲」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與中文系於今年3月27日至4月30日合辦的一系列活動——包括專題講座、書展、國際論壇、專題工作坊等的總稱。
活動由名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聲音」三場主題講座揭開序幕，麥欣恩以「南洋電影、教育與文化」為題，并以2002年上映的新加坡喜劇電影《小孩不笨》為例，介紹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電影文化，以及香港和南洋地區電影的關系。鄧思穎則與兩位來自泰國的華語學習者文旺法師和柴美蘭進行了一場「非母語者的對談」。兩位泰國人來港后在中大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報讀國語和粵語課程，前者希望藉學習中文對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有更多認識，后者更重視語言的實用功能，希望可以方便與人溝通。對於兩位非母語者而言，學習華語的困難在於漢字書寫，而粵語比國語更難之處在於聲調更多。在第三講「新加坡華人文化雜談」中，生長於新加坡的香港浸會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黃良喜以親身經歷和觀察分享了華人文化在新加坡多元文化環境下的流失消亡和自行發展、新加坡華人社群對中西文化的態度，以及「一帶一路」對新加坡華人文化的影響。
之后舉行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漢語研究國際論壇」，則是首個在「一帶一路」視角下研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國際語言學活動。來自越南、泰國、新加坡、印度、伊朗、德國等地的超過100位中外專家學者分享了各自在音韻學、詞汇學、語法學、社會語言學、語文教學、語言與文化等不同領域的研究心得，也探討了香港非華語學童的中文教學問題。
粵語文化可為「大灣區」添軟實力
鄧思穎總結道，香港一直以來跟海外華人社會，尤其是東南亞各地，「無論在語言、文化等，都有密切關系。認清楚香港的重要地位，有助香港人善用自身的語言、文化軟實力，為未來發展尋找路向。」
他介紹說，目前香港以粵語為母語的人口近627萬，占88.9%(數字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加上能說粵語的人口，總共占94.6%。能說國語的人口，達48.6%。以其他漢語方言如閩語(福建話、潮州話)、客語、吳語(上海話)等為母語的人，占總人口3%;加上能說這些方言的人口，總共超過一成。「東南亞國家華人所說的主要語言就是華語(國語)、粵語、閩語、客語等。你用當地華人說的方言跟人交流，當然就會讓人感覺親切一些、感情上也容易更加投契。由此可見，香港的語言環境是個優勢，為促進『一帶一路』華人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不過鄧思穎坦承，雖然香港說粵語的人口不少，但社會對粵語知識的認識，卻嚴重不足。
在鄧思穎看來，雖然粵語/廣州話并非香港「自古以來」的語言，根據中大張雙慶教授的研究，客語、圍頭話、蜑家話等曾在香港廣泛使用;也非只屬於香港的「本土」語言，它同樣流通於「粵港澳大灣區」中的某些地區(如廣州、佛山、肇慶;澳門、珠海、中山;東莞;江門等)，也是東南亞和其他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地區)華人所樂用的溝通工具，但是很明顯，粵語的生命力、影響力與香港息息相關。「香港粵語強大，才能影響到周邊地區。」換句話說，強大的粵語文化，其實可以為「大灣區」增添軟實力的翅膀。他因此建議，透過加強香港人對自己語言與文化的認識，開闊視野，進一步了解和理解跟其他華人地區的關系，在「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中更準確地找尋到自己的位置。
目前，「粵語研究」已是中大中文系的選修課，也是教育學院一個雙學位課程的必修課，講授粵語音韻、拼音、語法等知識。而中文系更是早於2000年就成立粵語研究中心，之后陸續籌辦過有關粵語的國際研討會、學術講座等。就中大而言，目下以粵語語言學作為畢業論文的本科生數量不少，其中有2名學生還先后獲得了「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語言學杰出學生論文獎」冠軍。中文系以粵語語法為題的兩篇博士論文，也先后奪得「香港語言學學會杰出學位論文獎」。這種種都奠定了中大在粵語研究界的地位。不過鄧思穎仍建言香港應投放更多資源，在語言學層面重視粵語研究，如音韻、詞汇、語法等研究，使社會整體對粵語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鼓勵跨地域研究，比較粵語跟其它漢語方言、海外華語的關系，全方位提高對粵語的認識。其次，他認為國語和粵語在中文教學同樣重要。「在基礎教育的中文課程里，應適當加入粵語內容，如拼音知識、基本語法知識、粵普對比等，從客觀、科學的態度學習粵語，平衡『三語』的比重，不能偏頗，以提升粵語在教育、社會的地位，同時培養港人對粵語正確的態度，使粵語得到應有的重視。」
中大中文系博士生劉擇明強調了香港少數族裔的粵語教育困境。他提及，香港少數族裔懂得粵語只有51.8%(數字據政府統計處《2011年人口普查》)。少數族裔學生的家長不懂粵語，小區內以本族語言或英語溝通，還沒意識到要及早讓子女接觸粵語、學習中文，因而造成惡性循環。此外，宗教習慣令部分少數族裔較難融入以粵語為主的小區;而他們也會擔心學習粵語會影響族群的宗教、文化傳承。劉擇明建議在設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時，應致力提升少數族裔的粵語聽講能力，在此基礎上，提高中文讀寫水平、國語溝通技巧，有助於他們日后跟海上絲綢之路國家的聯繫，投入到「一帶一路」的發展進程中。
重新思考香港電影與周邊地區關系
為期兩天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漢語研究國際論壇」實際上是個非常專業的語言學研討會，不過，本身并非語言學研究者的麥欣恩所做的《為華僑辦學：淺析1950年代港產粵語片的南洋華僑教育主題》演講卻獨辟蹊徑，也引發不小爭議。她以二戰后第一位到訪南洋的香港影星紫羅蓮自編自導自演的《馬來亞之戀》(1954) 及光藝公司攝制的「南洋三部曲」之一《椰林月》(1957)為例，分析星馬的政治氣候、華語教育和香港電影之間的文化關系。
2009年麥欣恩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曾完成名為《再現/見南洋：香港電影與新加坡(1950-65)》的博士論文，在她看來，就產量而言，冷戰時期其實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期」。在冷戰年代，由於地緣政治的改變，香港取代上海，成為華語電影(包括方言電影)最重要的制作中心，高峰期年產國語與方言影片超越300部(1952年有259部，1953年188部，1954年167部，1955年235部，1956年311部，1957年223部，1958年237部，1959年239部，1960年293部)，「個別年份甚至超越荷里活的產量」。
作為華人在海外最為集中的聚居地之一，當時的東南亞市場尤其是星馬，是香港影業最重要的銷售及發行地區。這一時期馬來半島進口香港地區華語片的數字巨大，分別是1955年228部、1956年276部、1957年277部，成為香港電影出口的最大市場，占據了六成份額。為了吸引廣大的南洋華僑觀眾，在1950年代，有不少香港電影以南洋生活為題材，也有電影公司如電懋、邵氏、光藝等遠赴星馬拍攝外景。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首要的當然還是因為戰后隨著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造成香港與內地市場的隔絕，從而導致在五六十年代不得不依賴南洋市場。但與此同時，香港電影的這種南洋面向也與當地龐大的華人人口多來自廣東、同屬「站在國境之南遙望中華文化」、有著類似的「邊緣視點」不無關系。此外，麥欣恩也指出，當年的香港與新加坡、馬來亞同屬英國殖民地(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還沒獨立建國之前)，殖民者把這三地視為同一個區域(東南亞)管理。早於二十年代，這三地一直在政治、軍事、語言政策乃至高層官員的往來上均有緊密的聯繫，「新馬從脫殖到獨立的過程，正好是其自我文化身份認同的轉變期，相似的文化特徵、『表哥在南洋』式的共通想象，造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電影的其中一個重要市場就在新加坡、馬來亞。」
麥欣恩認為，隨著來自新加坡的電影投資進入香港、雙城文化環得以形成，電影(和粵語)也成為兩地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以及新馬華人尋找身份歸屬感的途徑。麥欣恩對香港電影特質追根溯源般的研究，被認為是「并非只聚焦城市本身，而是將香港置於區域視野中來探視」。在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下，曾幾何時香港這一明顯的「海洋城市」特性，以及隨之而來的區域視野無疑令人充滿遐想。就電影工業而言，這也為港產片提供了「合拍片模式」之外的更多可能性。
麥欣恩并不諱言香港在新馬電影市場的重要地位，到60年代因為馬來亞華語電影本土化，加上邵氏和國泰的新港兩廠分家，新馬兩國各自獨立等諸多因素，開始衰落。但她強調，對於香港電影來說，重要的是「做好自己」即「鼓勵創意、拍好電影」。她認為，首要的是在認識歷史的基礎上，了解自己的優勢，重新思考香港電影業與周邊地區的關系;以此為新的起點，「開闊視野，認識其他地區的華人文化，以求為香港電影業開拓更大的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