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北大教授林毅夫與張維迎關于產業政策的辯論鬧得沸沸揚揚，兩者都有廣大支持者，但從一些網絡輿論看，張維迎的“有限政府論”似乎占上風。但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朱富強卻非常不認同張維迎觀點，認為張維迎在批駁林毅夫觀點時存在很多邏輯缺陷，有些論據與歷史事實也不相符。朱富強還認為，張維迎似乎得到了更多觀眾以及青年經濟學子的網絡支持，但學術的價值最重要的是看理論的邏輯和實踐的依據，一項學術論戰也不能由大眾投票來決定輸贏，而需要從更嚴謹的思辨邏輯加以拷問。
朱富強教授的文章原文刊登在《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4期，標題為《為何需要產業政策：張維迎和林毅夫之爭的邏輯考辯》。本文獲得朱富強授權刊登，并對原文有刪節。
以下為正文：
北大教授林毅夫和張維迎之間爆發的產業政策之爭，盡管發生已經有段時間了，但并沒有結束。對此進行學理和邏輯層面的梳理和思辨，有利于我們從更深次認清整個問題。
張維迎主張徹底否定由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其理由是，產業政策給任何企業、任何行業以任何特殊的政策都不僅會滋生尋租土壤，而且會扼殺企業家精神，而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在自由市場中的經濟試驗，從而推崇“有限政府”乃至“最小政府”。
林毅夫則主張積極的產業政策，其理由是，任何經濟的超常發展都依賴特定的產業政策，其中“有為政府”必不可缺;而產業政策的失敗則主要在于基于趕超目的而違背了比較優勢原則，以致相關企業在開放競爭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
論戰結束后，張維迎似乎得到了更多觀眾以及青年經濟學子的網絡支持。問題是，學術的價值最重要的是看理論的邏輯和實踐的依據，一項學術論戰也不能由大眾投票來決定輸贏，而需要從更嚴謹的思辨邏輯加以拷問。
同時，真正的人本主義和現實主義學者，我們更應該關注現實世界的問題：在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中，好的經濟學家就應該更多地關注市場失靈問題，進而積極探尋真實市場機制及其缺陷;而在計劃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中，好的經濟學家則應該更多地關注政府失靈問題，進而積極探究政府運行機制及其缺陷。然而，在市場化改革進行了30多年并且已經暴露出嚴重問題的今天，張維迎卻依然基于經濟學教材中的教條和邏輯反對對市場機制的反思。
有鑒于此，這里集中闡述“為何需要產業政策”這一議題，從而偏重于對否定產業政策的張維迎所持有主要觀點和理由進行審視。
朱富強教授
張維迎否定產業政策的認知缺陷
市場不完全、外部性以及壟斷的存在往往會導向市場失靈，這是新古典經濟學也承認的，但張維迎卻轉向奧地利學派而完全否認。
張維迎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把市場理解為資源配置的工具，并為了證明市場的有效性而設定了非常強但不現實的假設，而當這些假設不滿足時就出現了“市場失靈”; 正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失靈為基礎，林毅夫引入政府在產業引導上的積極作用。
相反，張維迎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謂的市場失靈，是市場理論的失靈而非市場本身的失靈;在這里，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市場理論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分析范式，不僅可以證明“傳統經濟學有關市場失靈的理論都是錯誤的”，而且可以證明所有的產業政策都必然會失敗。
問題是，(1)真的不存在市場失靈嗎?實際上，我們只要引入市場主體的人際相異性尤其是權力不平等，就很容易推導出一系列不同于有效市場的結論。所以，林毅夫說，張維迎是在以理論來看世界，而不是以真實世界的現象來構建理論。(2)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市場理論能否徹底否定產業政策的現實可行性?
實際上，筆者在一系列的文章已經就奧地利學派的市場過程觀、企業家才能觀以及市場協調觀等作了系統的梳理和剖析，接下來集中就張維迎在反對產業政策時所使用的相關理據和論斷作一審視。
(一)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
張維迎認為，產業政策注定會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而產業政策存在一個隱含假設：技術進步和新產業是可以事先預見的。很大程度上，信息的分散性、個體的無知性以及社會變動的不確定性是奧地利學派的核心術語，這拓延到產業政策的認識中的關鍵問題在于：如何理解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和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
一方面，就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而言。張維迎訴諸于奧地利學派，試圖利用哈耶克的信息成本和個人知識來反對信息集中和經濟計劃，強調市場機制在信息方面相對于中央計劃體制的優越性。
不過，奧地利學派的“個人知識”觀也一直遭到多方質疑。
(1)個人知識的“無知性”和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固然導致不可能存在最優決策，但決策也應有好壞優劣之分，而這往往決定于決策者的相對“知識”量。顯然，作為知識精英的政府經濟決策者，他們對經濟總體趨勢的判斷往往要比普羅大眾更合理些。
(2)社會互動下經濟決策最為重要的不是涉及人與物關系的孤立性知識，而是涉及人與人關系的協同性知識，因為知識本身顯然就具有互補性和協同要求。顯然，純粹市場中價格信號并非是對此類知識進行協調的最優機制，因為價格信號往往也潛含了信息的不完全性、不對稱性和不確定性。
(3)現代社會中不僅有公地悲劇、集體行動困境現象，也存在大量的囚徒困境和反公地悲劇現象，因為市場行為往往是有限理性或非理性的。顯然，這些都需要借助傳統習俗、相關機制設計以及特定產業政策等“看得見的手”的引導。也就是說，奧地利學派明顯地夸大了個人知識在社會決策的地位，忽視了個人行為的非理性，從而看不到他們不愿意或不能夠看到的自發市場中的內卷困境。
另一方面，就技術和產業創新的不確定而言。張維迎實際上將不確定性等同于完全隨機的無序性，等同于物理世界的布朗運動;相反，經濟世界的不確定主要是指我們無法預計到具體結果，但并不意味著對總體發展方向一無所知。
譬如，張維迎說，30年前甚至20年前也沒人預料到今天的新興產業，因而今天也沒有辦法預見20年、30年之后哪些產業、哪些技術是最為重要的。但事實是，我們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預見到了信息時代的來臨，很多國家都為此做了扎實而充足的準備，這成為它們在當今國際競爭中居于領先地位的重要原因。
一般來說，就產業政策而言，即使我們看不到具體的產品，但至少有兩方面的工作是大致可以做的：(1)新興產業所需要的基礎設施;(2)傳統產業所需要的生產技術。究其原因，新興行業處于快速變動之中，無論產品還是技術都沒有形成較為穩定的發展規律，單個企業的生產投資和技術開發都會面臨巨大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不應該規劃具體產品或技術的開發，而應該為這些開發夯實基礎設施的基礎，包括基礎科研、人力資本的培育、創新體系的建設以及創業基金的設置等。與此不同，傳統行業是很長一段時間每個社會都需要的，而且已經呈現出了較為穩定的產業發展和轉移規律，只是國內技術和相應的配套設施還沒有跟上;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集中資源進行某些關鍵技術的攻關或引進，也可以對孤立的企業行為加以協調以迅速形成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
(二)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扭曲
張維迎認為，產業政策注定會失敗的另一重要原因就在于，不存在完美的激勵機制來保障政府官員會制定出合理的產業政策并有效執行它。從兩方面看：(1)產業政策所創造出權力租金必然引發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以致一項特定產業政策的出臺往往不是科學認知的結果而是利益博弈的結果，得到政策扶植的通常并不是真正的創新企業家而是套利者和尋租者;(2)政府官員的激勵和企業家很不一樣：不像企業家一樣自身承擔試錯成敗的收益和損失，政府官員會努力回避個人責任，這包括以專家意見來推卸責任，以隨大流來推卸責任。不可否認，這確實是嚴峻的現實問題，但由此來否定一切產業政策，卻缺乏嚴格的邏輯依據。從理論上說，產業政策的制定是否合理以及能否成功至少關涉這樣兩大方面：一是政府官員的價值選擇和考核升遷制度;二是產業政策的決策程序。
一方面，就政府官員的價值選擇而言。張維迎強調，政府官員往往會刻意掩蓋產業政策的錯誤，為此不惜進一步投入更多的資金，而企業家既沒有權力也沒有積極性掩蓋錯誤;同時，產業政策還會滋生出嚴重的尋租行為和腐敗，激發出官商勾結行為。
這里的問題是：(1)為以前的決策錯誤而追加投資絕不僅限于政府官員，大量的私人企業家也會這樣做，因為沒有多少人如此“理性”而甘愿將自己以前的錯誤投資當作沉淀成本，這也是眾多企業最終走向破產的原因;(2)合理的產業政策恰恰是資助那些暫時還不具有贏利性、從而私人不愿意投資的行業，政府通過補貼等吸引私人進入目的也只是減少這些企業的損失，通過市場準入限制目的只是培育它的自生能力而不是創造高額利潤，這與重商主義時期以稅收為目的的許可證制度之間存在本質性差異：(3)掩蓋決策錯誤和尋租腐敗行為的存在反映了制度安排和信息披露機制出了問題，但并不能由此否定產業政策，相反，昭示我們去改進監督和獎懲機制，去構造公開透明的信息傳遞機制，和發展績效掛鉤的官員考核升遷制度，從而促使政府官員傾向于將其價值體現主要定位在經濟和產業政策的成功上。
另一方面，產業政策的決策程序而言。張維迎認為，一項政策的后果顯現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政府官員頻繁調動使得明確界定每個官員的個人責任變得不可能，每個官員都有充足的理由為自己的決策辯護，因為我們無法確定一個政策的失敗是由于政策本身還是執行上，是制定者還是執行者。
這里的問題關鍵是：現實生活中的產業政策究竟如何決策和產生的?一般地，奧地利學派往往以孤立的自然個體作為決策主體，乃至也就將經濟計劃或產業政策的制定者個人化，并由此強調組織計劃的不可行。但實際上是：(1)任何國家的產業政策都不只是某個人拍腦袋的產物，而可以集中了大量精英的認知并基于一整套的嚴密程序;(2)現代社會中的政府產業決策與市場經濟決策并沒有本質性差異：現代市場經濟的真正行為主體是公司等法人而非資本家、企業家或總經理個人，任何法人行動都是一套復雜的牽涉到許多人的實踐、審視和決策程序的結果，因而法人決策也體現了知識的合成特征。這意味著，即使目前的產業政策還存在明顯的長官意志，這也是改革和優化決策程序問題，而不能當成廢除產業政策的理由。
(三)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更遲鈍
張維迎還認為，政府官員在創新方面比企業家要遲鈍，從而根本無法引領產業的發展;相反，創新主要依賴于企業家的警覺、想象力、判斷力，并且需要企業家在無數次競爭中的不斷試錯;其中，在市場競爭中取得成功的創新就會被其他人模仿，從而得以在市場上得到復制和擴散，進而推動了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在張維迎看來，當遲鈍的政府官員認識到某種技術的重要性時，這種技術基本上就已經過時了;相應地，當它把有限的資源(人力的、物質的)投在政府選定的優先目標上，這就成了一種“理性自負”的豪賭。
這里的問題是：即使企業家能夠看清楚產業的走向，但也并不一定就能夠采取有效行動。相反，諾斯早就指出，國家在實行制度變遷方面具有規模優勢，能夠以比競爭性組織低得多的費用提高同等的制度服務。
為了說明企業家在利用和創造比較優勢中的作用，張維迎舉了相反兩個案例：(1)思科和騰訊等鼎鼎大名的公司在創辦之初，都找不到愿意投資的公司，這就反映出創新的不可預見性;(2)20世紀90年代，中國政府花數十億美元進口了幾十條彩色顯象管生產線，但顯像管生產線還沒裝配好技術就過時了，開始進入了數字時代。
那么，這兩個例子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說明問題呢?其實，張維迎所舉思科和騰訊這兩個例子恰恰反映了市場機制在激勵創新上的不足。究其原因，創新不僅依賴企業家精神，也需要有相應的配套設施的支持，包括人力資本、法律制度、金融制度等;否則，企業家精神和創新都只能停留在潛在狀態，而無法真正轉化為實在。很大程度上，思科和騰訊的成功只是我們能夠看到的孤立表象，而實際上可能有更多類似思科和騰訊的創新公司因為最終得不到投資而夭折了，只是我們從來都沒有看到它們而已。顯然，作為有雄心的國家和有責任的政府，當然希望能夠降低產業和技術創新的夭折比率，通過降低創新所面臨風險來吸引企業家的進入。當然，張維迎等人認為，遲鈍政府官員是無法預見技術和產業發展的。問題在于：難道我們連一些基本產業或具有明顯前途的產業都分辨不清嗎?事實上，政府官員對產業和技術的判斷能力往往與產業和技術的特性有關，如很多關系必需品的行業就是相對穩定的，即使處于快速變動中的行業，政府也可以從更寬角度上提供教育等基礎設施。
同時，張維迎還列舉了蒸汽機、火車、汽車、飛機、電燈、電話、計算機等來證明沒有政府資助的自由市場最能促進創新。這里的問題是，孤立案例能否得出一般性斷言?一些可見的成功案例能否否定一切產業政策?我們可以思考：是否有更多的創造發明由于缺乏支持而沒有繼續下去，以致現在根本就不知道它們曾經存在過，也無法想象它們本來可以帶來更為美好的世界呢?事實上，創新活動的周期非常長，而且越是基礎性或突破性創新，周期也越是長。
張維迎就指出，瓦特發明蒸汽機從草擬到真正投入市場花了11年，開始盈利又花了11年;萊特兄弟發明飛機從構想到第一次投入商業使用花了30年，寶潔公司的一次性尿布從投入研發到投入市場用了10多年;同樣，IBM1945年發明的計算機直到60年代初出現集成電路技術后才開始有了真正的商業價值。同時，張維迎也清楚地認識到，很多公司并不是死在發明過程中，而是死在將發明商業化的過程中。既然如此，在沒有支持的情況下，人們就會對創新萌生退縮，從而也就會抑制創新沖動，更何況這些成功的創新也絕大多數有賴于政府專利制度的保護和其前期相關基礎科研的支持而獲得。
張維迎批駁林毅夫時的邏輯缺陷
張維迎在論戰中針對林毅夫的論證邏輯進行了駁斥，但張維迎自己所使用的論證邏輯同樣存在嚴重問題，甚至邏輯缺陷更大。
譬如，林毅夫說：“至今還沒有看見一個成功追趕的發展中國家，或者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不用產業政策的。”并由此得出結論說：“沒有產業政策，經濟就不可能成功。”張維迎承認林毅夫的前一個“命題或許為真”，卻將后一個引申結論視為“偽命題”，其理由是，有大量失敗的產業政策。但稍有邏輯頭腦的人都可以審視：由前一個假設推延出后一結論存在任何邏輯問題嗎?為了駁斥林毅夫的觀點，張維迎舉例說，按照同樣的論證邏輯，由“沒有一個長壽的人不曾得過病”得出“得病是長壽的原因”這一結論。張維迎認為，前一假設是合理的，但得出的結論卻是荒誕不經的，因為有很多病死的人。但稍有邏輯頭腦的人都可以審視：由“沒有一個長壽的人不曾得過病”所得出的結論應該是“沒有得過病，就不可能長壽”。在這里，“沒有得過病，就不可能長壽”是否定式論斷，它與“得過病也不一定會長壽”是相容的。又怎么會得出張維迎的論斷：“得病是長壽的原因”呢!
張維迎在批判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時，就認為其中內含了四大錯誤而在邏輯上無法自洽。那么，張維迎所指的這“四大錯誤”擊中新結構經濟學的要害了嗎?
(一)經濟增長奇跡真正發生在英美而非中國
張維迎認為，中國等后發國家的長期持續增長不能稱為奇跡，人類歷史上真正的經濟增長奇跡發生地在英國和美國;其理由是：工業革命使英國從一個邊陲島國成為人類現代文明的引領者，美國在南北戰爭后的30年內從一個農業國家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同時，張維迎認為，中國過去30年之所以取得這么好的成就，就在于總體上政府管得越來越少。
確實，過度的管制會窒息人的積極性，從而會制約經濟的增長;但是，過度的放任同樣會造成秩序的無序，造成人們不愿從事生產而從事掠奪，造成工業與商業、生產與賺錢、創新者與套利者、企業家與商人、制造財貨與營利動機以及機器利用和企業經營之間的分離，這已經為凡勃倫詳盡刻畫。事實上，一個好的產業政策應該努力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尤其是在無序式經濟增長結束或接近尾聲之際，更需要有“精致”的產業政策。這里的“精致”不是嚴格的政策邊界規定，恰恰是因地制宜和因勢利導的能力。
從歷史上看，根據麥迪遜的研究，英國在1700年時人均GDP已經是當時最發達的荷蘭的60%，而美國在1850年時人均GDP已經達到最發達的英國的四分之三。而且，英國和美國所取得的經濟增長也都不是實行自由放任主義市場政策的結果，而與政府的高強度政策扶持和關稅保護分不開。
英國崛起于工業革命之前的一個世紀，16世紀下半葉的伊麗莎白一世時期就已經確立了在歐洲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在軍事上，英國先是援助荷蘭等國反抗西班牙的統治，接著又直接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西班牙無敵艦隊，進而又奪取了印度、加勒比海、北美洲以及大洋洲等殖民地;在經濟上，英國積極推行重商主義政策，不僅致力于保護和發展本國毛紡織業和其他新興工場手工業，而且還致力于造船和航海業為產業擴展提供相應的基礎設施，通過北美殖民地的開拓和海外貿易公司的建立來拓展海外市場。
美國內戰后的經濟迅速崛起也是源于林肯以后的美國政府貫徹了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所構建的重商主義政策，這包括要構建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并為此要設立一系列的保護主義措施和發展金融和交通基礎設施。實際上，南部種植園主、農產品出口商、新英格蘭船運利益集團以及紐約、費城的銀行家們出于自身利益而極力維護自由貿易，但1812-1815年的英美戰爭中斷了對英貿易往來，北方資本才從航運業轉向制成品而建立起頗具規模的工業，戰爭結束后北方工業馬上又受到抑制，這促使北方資本家呼吁保護政策，最終與親英的南方種植園主之間爆發了內戰，保護主義在內戰之后則成為主導美國時代精神的成熟學說。
(二)利用比較優勢與產業政策之間存在矛盾
張維迎認為，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確實與利用比較優勢有關，但這是企業家自發行動的結果，與林毅夫強調的政府發展戰略無關。其理由是：(1)比較優勢是動態變化的，而動態比較優勢是市場中的企業家創造的;(2)利用比較優勢不需要國家戰略，只需要自由市場加企業家就夠。相反，如果要違反比較優勢，則需要國家戰略;而且，各國的歷史實踐也表明，政府制定的政策大部分都是違反比較優勢的。
由此，張維迎認為，林毅夫基于“比較優勢戰略”的產業政策本身就是內在矛盾的：林毅夫理解的比較優勢由要素稟賦決定，而要素稟賦的相對稀缺性又體現為市場價格體系，而合理的價格體系又必須在競爭性市場中形成;比較優勢只有在市場競爭中才得以顯露出，那么，產業發展戰略就應該跟隨市場走，而不是由政府來引領市場，但新結構經濟學卻強調要政府因勢利導地利用比較優勢。所以，張維迎問道：既然競爭性市場決定的價格體系就能反映比較優勢，為什么還要政府告訴企業家比較優勢是什么?
不可否認，如何認識并有意識地利用比較優勢確實存在不少障礙，但張維迎這里將發揮比較優勢與強調政府作用對立起來卻是源于對比較優勢的片面理解。究其原因，比較優勢本身不是靜態不變而是動態發展的，存在從“潛能”到“實在”的轉化過程;同時，只有通過技術進步才能促使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進而使得原來不具有比較優勢的新型產業才能變得符合比較優勢。
我們從兩點加以具體說明：(1)比較優勢由勞動、土地等自然稟賦以及資本、技術和管理等創生稟賦所構成，尤其是技術越來越成為決定比較優勢的關鍵要素，因此，只要有意識地積累和培育技術等創生稟賦，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就可以改變，從而也可以引導相應產業的變化;(2)政府不僅可以在技術等創生稟賦的培育和積累中發揮積極作用，而且還可以在充分利用比較優勢的產業升級中起到關鍵作用，因為升級過程會面臨很多外部性和協調問題，對基礎設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務的要求也不是企業家單獨能夠做的。顯然，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正是利用政府獨特的能力和信息將“潛在的”比較優勢轉換為現實，進而推動比較優勢的更快轉換。
(三)企業家精神與產業政策之間存在沖突
張維迎認為，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都源自企業家的創新，企業家精神體現在它對市場機會的警覺和敏銳，也體現在開拓新事物中的創新;相反，產業政策只會阻礙創新和誤導企業家，使有限的資源投入到不該投入的領域和項目中，以致跟著政府產業政策走的企業家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
這里的問題是：(1)好的產業政策并不是與企業家精神的激發對立起來，而是與企業家行動形成互補關系。試問：誰能說日本汽車業的崛起與高關稅和進口壁壘的產業政策完全無關呢?(2)大量產業政策的失敗并不能否定產業政策的必要性，而僅僅反映出產業政策本身需要優化和改進：應該從以具體技術和產品為目標轉向更廣的企業家未能解決的基礎技術和基礎設施為目標。
事實上，盡管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是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根源，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到：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只是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成功還有賴于良好的社會環境;企業家的創新主要是在產品層面或技術運用方面的創新，這些創新以基礎科研和公用技術的突破為基礎，而基礎科研和公用技術的突破大多又需要政府的支持。
就此，我們同樣可以舉出大量案例。例如，1976年推出的蘋果I型計算機建立在20世紀60、70年代的計算技術上，2001年推出的Ipad及其后的Iphone則是建立衛星定位、聲控和大規模儲存等新技術上，而這些研發成果都受到美國政府的公共資金支持，喬布斯的貢獻僅在于把這些新技術組合開發成消費者喜愛的新產品。同樣，最初的網頁和網頁瀏覽器也不是私人部門設計的，而是由政府資助的歐洲量子物理實驗室和伊利諾伊大學的國家計算機安全協會開發的。
為此，奧地利學派學者克萊因也指出，“如果沒有施樂公司的帕洛阿爾托實驗室的巨大貢獻和蘋果公司開發出的很有用的圖形用戶界面、輕便耐用的鼠標和以太網協議，就根本不會有今天的互聯網。但是沒有巨大的公共資金投資首先把網絡構建起來，前面這些私人開發的東西也是沒用的”;因此，我們“不要把互聯網說成是一項‘私人’技術，一種自發秩序，或者是一個資本主義創造性的光輝樣板。”正因如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企業家精神與產業政策對立起來。
(四)發展戰略與經濟體制之間存在關系扭曲
張維迎認為，重新思考發展戰略與經濟體制的關系：究竟是趕超戰略導致了體制扭曲，還是扭曲的體制導致了錯誤的戰略。其理由是，最初主張推行計劃經濟的人并非出于趕超目的，而是基于防止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需要，只是后來出于執政合法性的需要才提出趕超戰略;趕超戰略一旦實行就會打壓企業家精神，否定個人權利和市場的存在。
這里從兩方面加以審視。(1)張維迎的分析邏輯明顯存在張冠李戴現象：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及有計劃生產來克服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現象是早期馬克思等理論家提出的，但其主張是以社會主義首先出現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為前提;趕超戰略則由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者提出，其背景是社會主義首先出現在了經濟落后地區并存在發達資本主義的對抗和競賽。
(2)張維迎認為，討論體制與戰略問題的實質是在討論，究竟政府是個人實現幸福的工具，還是個人是政府實現某種戰略的工具的問題;但是，這實際上又是一個“偽命題”，因為現代政府積極尋求有效的產業政策的根本目的當然是為了實現人們的更大福利，否則就成了僅僅追求諾思意義上壟斷租金的作為主權者的統治者了。
張維迎認為，如果政府是實現個人幸福的工具，就應該保證更多的個人自由，促進市場體系建設，讓企業家精神發揮作用。但試問，只有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中才會有個人自由嗎?對關涉個人自由問題可以作一連串的思考：(1)個人自由為何會受到侵害?一般地，個人自由就是一個人不受到其他人或群體的奴役、壓迫和剝削。(2)一個人為何會受到其他人或群體的奴役、壓迫和剝削?根本上，源自互動的雙方之間存在權力的不平等。(3)權力為何會存在不平等?明顯地，這體現為政治領域的公權力和經濟領域的私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4)如何才能解決權力集中現象?顯然，這就涉及到政治民主主義和經濟民生主義的改革。
由此可見，張維迎的論斷存在明顯的誤區：它先驗地認定維護自由市場是實現個人幸福的最好工具，并且還以強烈的政治性和實用性詞匯而非學術性和哲理性詞匯來理解個人自由概念。
上述分析都反映出，時下的產業政策之爭只不過源于對人類實踐的不同理解，每個學者及經濟學流派都基于特定視角進行解釋，乃至對同一事實都會得出不同認識，進而產生出不同的學術主張。由此，在林毅夫看來一些順理成章的政策，張維迎卻認為其中存在嚴重的邏輯矛盾;相應地，一些對人類社會產生積極作用的創新，被一類經濟學家歸功于企業家精神的自由發揮，卻被另一類經濟學家歸功為政府的產業政策。
事實上，克萊因就曾指出，互聯網之所以能夠產生并得到廣泛應用，應該歸功于政府和市場的結合：一方面，“對于互聯網的誕生，政府的作用是被低估了。互聯網的誕生要歸功于政府和政府基金”;另一方面“設計者們一開始并沒能預見它會變成(商業化的)互聯網。不過這一事實的重要性是提示了我們互聯網是怎樣工作的，并且解釋了為什么后來在線技術的不斷發展過程中會有那么多障礙。我們必須感謝市場參與者，是他們讓網絡變得有意義。”推而廣之，我們在設計一個產業政策時，就需要伴隨社會條件的變動而調整;在評價一個產業政策的工作時，則需要從全局和長期的視角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