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后，王德重走了父亲当年的西迁路。图为王德将西迁沿途所取的土倒入为“国立中央大学西迁80周年”设立的西迁“光华柱”中。 李超摄

　　中新网记者 韩璐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带着一千多头畜禽从南京一路辗转到重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7日，王德站在父亲王酉亭80年前西迁目的地重庆大学松林坡，颇为感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南京城已经“放不下一张课桌”。为了救亡图存，保护传承中国文化命脉，保存与延续科学的火种，国立中央大学师生在抗战炮火中举校西迁至重庆、成都和贵阳。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携图书、仪器共1900箱西迁入川，唯有学校内由国外进口的千余头畜禽无法随校西迁。

　　“这些动物是1935年由美国洛克菲勒文化基金资助购买的，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珍贵畜禽品种。在西迁前，罗家伦校长让我父亲把无法带走畜禽处理掉。”王德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场长的王酉亭知道这些良种畜禽的价值，“罗家伦校长走后，我父亲决定把这些动物带到重庆来。”

　　“当时父亲是可以不管这些动物的。”王德说，国立中央大学西迁时，为每位教职员和家属都准备了船票。“那是外人用钱也买不到的船票。但父亲将母亲他们送上最后一艘离开南京的船后，毅然决定回到学校，带着一千多头畜禽西迁重庆。”

　　王酉亭变卖了自己在南京的两处房产，加上学校发放的安置费，凑成了“动物大军”西迁的路费。1937年12月，16名国立中央大学教职工和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畜禽组成的四百多米长的动物大军，在王酉亭的带领下，从南京城的炮火中突围，踏上西迁“长征”。

　　长达四百多米的队伍就像沙漠中的骆驼，行进速度非常缓慢。“牛和马还好，队伍里的猪和羊走得比较慢，一路上还有动物生病和死亡，行进难度很大。”王德说，整个队伍只有十几个人，带着动物又不能住旅店，晚上睡觉人要把动物围起来以防走失，“一路上是真正的风餐露宿。”

　　“在西迁途中，最惨烈的是有4名员工在筹集粮草时，被村庄内的日军发现追赶。为掩护‘动物大军’行踪，其中3人刻意将敌军引向南边，被开枪打死。死里逃生的1人跑回北边报信，父亲才带着‘动物大军’躲过全军覆灭的劫难。”王德告诉记者。

　　近一年时间，王酉亭带着十几个教职工和由千头畜禽组成的“动物大军”跨越苏、皖、豫、鄂、川五省，辗转四千多里，从南京保卫战的炮火中突围，从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边缘地带穿越，抵达湖北宜昌。1938年11月，王酉亭和“动物大军”在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帮助下，从宜昌逆江而上，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至此，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全部完成。

　　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后来在回忆文中写道：“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叁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