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述等身、散文自成一家、書法則有「金體書」美譽，這是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社會學家、散文家、書法家金耀基不可思議的三棲人生。香港商報記者 金敏華 文/圖

　　82歲的金公極為健談。三個小時的長談，非但毫無倦意，而且說起幾十年前的往事，人名、細節記得清清楚楚。他「爆料」說年輕時練過武，還舉起胳膊讓記者摸摸他的肱二頭肌，壯實得不像八旬老人。籍貫浙江天台，卻在父親為官之地海鹽出生的他性格上頗為「海派」，甚至有幾分狂狷之氣。可是，對一個31歲就寫出了《從傳統到現代》這樣影響不止一代人的經典名著;42歲出版學人散文代表性作品之一的《劍橋語絲》，初版至今40年仍「一版再版、還有生命」的人來說，你不能不驚歎這是位不世出的大才。

　　雖然是學者，雖然2004年已自中文大學退休，金耀基卻並非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中人。早在1975年他就發表《行政吸納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對港英管治有鞭辟入裏的詮釋。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金公應媒體之約，再次就處於歷史轉捩點上的香港前途展開筆談。「這是20年來我第一次接受媒體邀請，筆答『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情況，以回應33年前我的一篇政論《香港在歷史的轉捩點上》，你一定要找來看。」

　　在這篇論述「民主政治乃責任政治」的長文中，金耀基直言不諱地說道：我完全沒有理由認同香港「正走向一個悲劇的結局」的論斷。「一國兩制」實施20周年，歷年來確曾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整體而論，大致是成功的。人大釋法，包括「831」，曾引發港人的很大爭議，不能不說是不幸，但人大有釋法權是憲法所賦予的，人大釋法談不上對香港法治衝擊。他直指今時今日議會內外亂象頻生的真正原因「人的因素小，歸因於制度因素者大」。文章的最後，金耀基重提自己一向服膺與認同的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對政治人提出的「責任倫理」，呼籲香港的政治人必須對自己言行的後果負起道德的責任，因為這一後果事涉港人的「前途與福祉」。

　　或許，這才是一個老派知識分子更完整的光譜?

走上社會學研究之路

　　金耀基本科在台灣大學是讀法律的。「讀法律跟父親有點關係，我父親曾經擔任司法院參事，抗戰時做過浙江海鹽縣、東陽縣幾任縣長。」父親對金耀基的影響「很深很大」，「尤其做人，我在《劍橋語絲》裏有篇文章專門講到這點。他是一個現代的傳統中國人，雖然學法律，但是他的古典文學修養很好。」

　　台大畢業後，為什麼進了政治大學研究所改念政治?金耀基解釋說：「我父親幾個非常好的朋友，都是大法官，堂堂正正的人，可是在社會上好像產生不了什麼大的影響，同時生活又很窮困——只要你『清』的話生活當然都很窘迫。自己一向喜歡看與政治有關係的文章，當年的政大政治研究所集中了一群名重一時的學者，比如王雲五、浦薛鳳、鄒文海、薩孟武……因為這些原因我就去考了，他只錄取10個人，我是第二名，而且是最年輕的一個，有的人要比我大10歲。其實我在台大念法律時已經傾向於念法律哲學，而不是一般的法規，所以到政大後也就很自然地開始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

　　金耀基第二次出國，重回匹茲堡大學讀博士，何以又從政治學轉到了社會學?「那時學校有個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它是多元的，不是聚焦哪一行，你可以有幾個重點，我自己選了social development和complex organisation作為兩個主要內容——那個時候統統講organisation，因為任何事情沒有一個organisation去做是做不好的，這個是韋伯的理論，以後一直研究complex organisation，在這方面我花了很多功夫，另外它也是politic science(政治學)，可是最主要是講social development講發展。所以嚴格講起來，我的博士不是社會學的，當然在整個的研究手法上我都用社會學的東西，我始終把社會學作為自己的研究重心之一，所以一到香港我就教社會學。」

一生的學術志業

　　出版於1966年的《從傳統到現代》既是金耀基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當時完全不知道大陸正爆發一個反中國現代化的『文化大革命』。」金耀基回憶道，「可是我寫的雖然是看到的台灣現象，心裏想的是整個中國。」

　　這本書的成書時間正好是他第一次去美國留學前後。「去美國之前，我對中國的現代化已經有很多的思考。那時台灣正好有一個中西文化論戰，那次論戰質素並沒有超過當年，很坦白講，我有點看不起，爭論半天都是文字上在糾纏，大都是浮言虛語。之後我寫了一篇4萬字的文章，發表之後就出國了。到了匹茲堡之後不管我念什麼，主要精力都放在研究現代化有關的資料，就是社會學理論裏面，從韋伯到當年的帕森斯，他們提供的真的是非常豐厚的思考資源，他們對現代化的思考是從19世紀末這樣一直下來的，從啟蒙運動開始就在思考這個問題。回台灣後，很多大學包括我的母校的學生會請我演講，一講反應不得了，演講完了之後，這本書基本上就出來了。嚴格講起來，這是第一本真正以社會科學為出發點研究中國現代化的論著，幾十年之後劉小楓在一篇書評中認為，這本書根本改變了中國人對現代化討論的言路，方向都變了，這個說法是很有眼光的。」

　　在金耀基看來，《從傳統到現代》，「雖然是一個學術文章，但實際上有太多是一個知識分子寫的文章，不是一個學者的文章，因為我知道中國非要現代化不可，所以我說過這本書是獻給獻身於現代化的人，因為他們不但忠於中國的過去，更忠於中國的將來，這是我的現代化的根本觀點。現在說到中國文化的發展，有的時候搞忘記了，好像我們不要發展了，就是回到傳統，那是荒唐。今天中國的現代文明，傳統只能是構成其中一部分的可能的資源，怎麼可以(據此)建立一個新的文明?不可能的事。」他認為，守護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與創造中國現代的文明，「這兩件事情是並行的」。

「學人散文」 典範

　　金耀基曾云，平生書寫，「最稱心如意者是我教學休假期間撰寫的《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及退休後的《敦煌語絲》三本散文集。」

　　問他，14歲隨父母從大陸到台灣，兩次去美國留學，1970年到香港中文大學後，在香港的時間早已超過台灣，他究竟是哪裏人?

　　「我是中國人。」金耀基正色道：「正是如此。現代的中國人，跟很多其它國家的人一樣，基本上不能說哪一個地方就是你的家鄉。我父親埋骨青山在台灣，父母在的地方，難道不是你的家鄉嗎?大陸是我出生的地方，《敦煌語絲》裏面有一篇文章《最難忘情是山水》，是1985年5月，我作為中文大學教授到大陸訪問留下的文字，那是我1949年離開大陸後第一次的神州之旅，強烈推薦你看。香港有位資深歷史學家牟潤孫讀了這篇文章後還寫了一封信給我，稱它是『當代文情並茂第一文』，說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好的文章，他又推薦給董橋，結果董橋看了以後就寫了一封信給我，說千萬要幫他寫，我的《海德堡語絲》就是這樣逼出來的。他後來不是說『金體文』嗎?就是這樣開始的。」

　　怎樣才能寫出「金體文」來?金耀基透露，就是靠「看了太多不同的東西」，然後，「中國的古詩詞古典文學這裏邊不知不覺都有了，當你寫東西的時候充滿了可能性和聯想，比如看到櫻花就會想到漂亮女人，看到劍想到俠客，諸如此類，比如我到西湖，就想到好像踩在一篇篇千古傳誦的詩篇上。正如我的『金體書』，主要的我是練了王羲之，以後就長期練不同的體。」

　　金耀基承認，自己高中時就喜歡梁啟超的文章，「我迷他的，『梁啟超體』是把中國古典的東西用白話文寫出來最成功的，我的《中國民本思想史》完全就是『梁體』，因為寫的是古代的內容，很自然把古代的內容跟今天的文體結合在一起了。當然這40年來看的東西以英文為主，看英文都對我有幫助，都可以影響我寫文章，所以我後來的學術論文『梁體』完全沒有了。我是很用功的，英文看，中文也看，不但看跟社會學有關的東西，社會哲學我也看，文學我也看，我到現在每天晚上睡覺之前看的都是古詩詞。」

中國現代文明的臻境

　　在《從傳統到現代》中，金耀基提出造成文明轉型的現代化中，具體地體現在三個層次：器物、制度和學術文化思想的層次。近年他又從中國現代化的歷史經驗中抽繹出「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帝制到共和、從經學到科學」的三個主旋律論述。

　　金耀基認為，「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這個主旋律所表現的是中國的工業化;「從帝制到共和」則是中國現代政治文明秩序演革的主方向。如果說，「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是中國文明轉型的基軸，那麼「從經學到科學」就是中國文明轉型的核心。這一中國現代化的主旋律是指中國學術文化性格的大轉變。「從漢代董仲舒獨尊儒學以來，直至清末，兩千年中，經書是士子讀書致仕的必修典籍，而1400年的科舉，亦以經書為考試的主要內容，經學無疑是中國傳統文明秩序的學術與文化基石。」金耀基認為，「經學時代」自20世紀初結束後就進入了「科學時代」。100多年來，科學的地位日受尊崇，雖經軍閥割據、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文革」的種種干擾與衝擊，但科學已經在中國的土壤裏生根，並且是中國新工業文明的文化基礎。不過他強調，雖然科學對於中國新的現代文明之建構至關重要，「但我並不覺得到了科學時代一定就不要經學。我說的所謂經學不僅僅指四書五經，而是一切講價值講倫理講道德這些構成現代文明很重要的內容，中國的現代文明當然有很多是傳統經學裏值得發揚光大的東西。」講到底，金耀基認為，中國的現代文明不止需有「真」，也必須有「善」與「美」。

　　「中國文化不是只有經學文化，我們還有審美文化。經學文化是講善、講做人之道;審美文化講的是人生的情狀，human condition，生老病死生離死別，這是人類的終極命題，它是講美的。中國文化中的美跟善往往是相結合的，我們常說盡善盡美，但很少說盡真盡美。科學是求真的，在西方，科學跟美學是結合的，濟慈講beauty is truth，truth beauty，美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美。這話也對，但在中國文化裏，善跟美是結合的，而我認為真善美這三樣東西都要。」

　　2004年金耀基退任中大校長後，第一時間執起毛筆，重回翰墨世界，並決意定時書寫，每周一兩次，一寫就是六七小時，金耀基甚至認為，「中國審美文化最終表達在書法裏」。兩個多月前，在他平生第一次書法展上，身在普林斯頓的學者余英時特意發來傳真委託董橋代念。這位長金耀基五歲，曾盛讚金氏書法「有一家面目」的「余夫子」寫道：「耀基兄的書法是他藝術人生的最圓滿的體現，卻一向為他的學術志業所掩蓋。我不願將書法從他人生中完全孤立出來。藝術精神貫穿在耀基兄的全部生命之中，書法不過是其中的一環而已。不僅他以『語絲』為名的所有散文是藝術的化身，他在百萬言的學術論述中，也時時流露出藝術的光芒。我們相交四十多年，在記憶中，每次晤聚都自然而然地引出我發自內心的愉悅，好像經歷了一次藝術欣賞一樣。我在室中走動，偶然抬頭看到他贈我的條幅，但我所見到的卻不是書法，而是書法家本人。」

　　誠哉斯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