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動互聯網的環境下，人們獲得知識越來越容易，包括傳統文化和經典作品，絕大多數也能在網上找到為數眾多的電子本和研究材料。與此同時，讀者甚至是學者，習慣了碎片化地獲取知識，卻也很難有之前埋頭鑽研的心態了。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傳統文化與經典閱讀，是比以前更好還是更壞?7月1日，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傅傑、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湧豪在思南公館對談，從學者角度分享了他們的看法。

　　現在網上有各種版本的《論語》注本，要下載到電子版變成了十分便利的事情。

　　互聯網帶來的好處不言而喻

　　汪湧豪和傅傑都不算是特別典型的互聯網用戶，但互聯網對傳統文化、學術研究的改變也不可避免地浸透到他們的研究和生活之中。

　　傅傑認為“互聯網給我們帶來了好處是不言而喻的”。他從學生、學者和普通讀書人三個角度分享了自己體會到的這種好處。

　　首先，傅傑覺得，互聯網的普及給學生找書提供了極大便利。傅傑在複旦大學有一門開了多年的課程：中文系的必修課《論語精讀》。後來又開了一門選修課：錢鍾書的《管錐編》精讀。

　　“我剛開始上《論語精讀》的時候得提前半年通知書店，下個學期我要開《論語精讀》了，如果有一百個學生，就讓他們進一百本楊伯峻《論語譯注》。那時候國學不像今天這麼熱，《論語譯注》也不是經常印的，書要買不到，圖書館幾本很快就借完，其他的學生就要抓耳撓腮想各種各樣的辦法。”

　　《管錐篇》更是如此，精讀課涉及的文本並不多，但《管錐篇》卻是一部一百多萬字的大部頭，要學生每買一本很貴，但不買又無法正常開課。

　　而現在網上有各種版本的《論語》注本，要下載到電子版變成了十分便利的事情。“現在完全不存在之前的問題，我還要告誡學生，一開始讀《論語》的時候不要目迷五色，盯住一本譯注書就好。”

　　從學者角度，傅傑更能體會互聯網帶來的查閱資料方面的便利，他戲稱為“從前像騎單車，有了互聯網像坐高鐵”。

　　他舉了《四庫全書》的例子。這套大型叢書是古典文學研究的必備資料，但多經焚毀散軼，曾有一段時間，能看到《四庫全書》，對學者是難得的研究條件，“著名文獻學家餘嘉錫能寫《四庫提要辯證》，首先是學問好，第二，他是故宮博物院的，能看《四庫全書》，別人有那個學問也沒那個條件做他那個東西。”

　　但網絡時代，四庫全書已經被電子化，不僅每個人都能輕易看到，甚至有便捷的搜索功能，可以用關鍵字從中查到自己所需內容，這給學術研究帶來了極大便利。

　　最後，從讀書人的角度，傅傑覺得讀書“可以任意挑選版本了”，“比如你是書法愛好者，練習寫篆字，原來中華書局本子的字很小，現在有了互聯網，版本很多，你還可以隨意放大，看不清的可以反複看。”

　　《淺薄》探討了在互聯網高度發展的今天，我們變得更淺薄還是更有深度這個問題。

　　沒有知識分子，只有知道分子

　　汪永豪承認互聯網帶給人的好處不言而喻，但從深閱讀的角度，他認為“互聯網這個東西很壞”。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抱著手機刷屏已經成了年輕人主要的閱讀方式，碎片化閱讀取代嚴肅閱讀成為主流。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公布的2016年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人均讀書量7.86本，比前幾年略有提高。

　　“但我想，扣除心靈雞湯、營銷文字、成功學，每個人一年讀多少書，大家最清楚。”互聯網發達以後，如今手機閱讀超過60%，數字化閱讀接近70%，而紙面閱讀只剩下40%。汪永豪說，移動閱讀造成泛濫閱讀、輕閱讀的狀況，是每個人都體會到的。汪永豪說。

　　他特意提出美國記者尼古拉斯·卡爾《淺薄》書中的觀點：互聯網對人毒化是根本性的。

　　“本來你在內容裏面潛水，你深深地進入到文本當中，你與它共呼吸、同命運，又深深地感動。現在你只是在字面上滑行，根本進不去。互聯網改變了你的記憶程序，改變了你的神經線路，以至於你覺得再看《追憶似水年華》太長，再看《戰爭與和平》太不能接受了。”

　　汪永豪認為，人在讀書中研究自主獲得的記憶是人腦的“原始硬盤”，但現在大家都不去調動自己的原始硬盤，而是習慣了“內事不決問度娘，外事不決問Google”。這樣獲得的知識大體不錯，但都只是皮毛，都是訊息。

　　“訊息要經過整理才能成為知識，知識經過反思、解構才能成為思想。互聯網為什麼淺薄，就是因為它至多提供給你一點知識，它毫無思想，所以我們這個時代產生了很多‘知道分子’，卻沒有‘知識分子’。”

　　錢鍾書在《宋詞選注》裏考證“春風又綠江南岸”，提到唐人早就把“綠”詞做動詞用，並舉了四個例子說明。“但是有人從互聯網一查，輕易挑出十幾個例子，比錢先生要多得多。”

　　要警惕互聯網帶來的功利性學術思維

　　任何新興事物的產生都是一把雙刃劍。互聯網這樣對人們現實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事物更是如此。

　　傅傑也承認，從內心深處來講，互聯網從查閱資料這些工具性的方面，給學者研究帶來的裨益極大，但與此同時，“現在占據的材料越來越多，但消化的功夫、融會貫通的功夫勢必越來越少。”

　　“古人是抄書慢慢變成讀書。” 傅傑時常提醒學生，出聲地讀十遍《史記》，和看十遍《史記》，效果完全不同，“有了朗讀基礎，一般標點不會標錯，因為基本的語感就在那裏。我的老師這一輩一再告誡，你得讀，一定得出聲地讀，慢慢我們就變成查，從背、抄到讀、看，但慢慢就是互聯網上查了，現在我們連查都不查了，現在聽了。”

　　這樣的“輕閱讀”一定程度上也帶動了現在的“國學熱”。但傅傑覺得這樣“大家都談點國學”的狀況是很功利的，很多人並不一定懂《論語》《孟子》，甚至根本沒有看過原著，但談一點似是而非的國學卻很有用，“在飯桌上你就可以談老子怎麼說，孔子怎麼說。”

　　“這種心態和這種形式上，我覺得互聯網都給我們帶了根本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從一個傳統讀書人的角度來說是萬劫不複的。”

　　在學術圈，也不乏這種互聯網閱讀帶來的功利性閱讀。錢鍾書在《宋詞選注》裏考證“春風又綠江南岸”，提到唐人早就把“綠”詞做動詞用，並舉了四個例子說明。

　　“一般我們研究宋詩都沒看那麼多，覺得太佩服了，但是有人從互聯網一查，輕易挑出十幾個例子，比錢先生要多得多。互聯網的好處是這樣的，一是我們確實可以看到更豐富的材料，二是甚至可以糾正前人的錯誤，第三個壞處有的時候會帶來現代學者的‘虛教’。”

　　傅傑感慨，現在已經有人提出，現在的曆史學家，通過互聯網掌握的史料可以是呂思勉、陳寅恪這些曆史學家的一百倍。“問題是這一百倍你做出來東西是什麼樣子的?在這種情況尤其要預防虛教，另外在這種虛教的互聯網帶來的便利之下，學問變得越來越不值錢，因為出書太容易了。”

　　他舉例說以前的學者如鄧廣銘做辛棄疾研究，用了一輩子時間，先編年譜，再注他的詞，一首一首考證清楚。而現在的年輕學者，選一個比辛棄疾還著名的宋代人集子，比靠著互聯網馬上有注，一注出來以後馬上就出書。

　　“但鄧先生辛棄疾的注，很多都是我不知道的地方。現在學者注出來我都知道，或者是我查得到的。我不知道的，想知道一下的，他不注，因為他也查不到。”

　　傅傑覺得，這就是互聯網便利條件下帶來的極大弊端，學者更追求著作傍身，靠互聯網材料的便利堆積出書，而忽略了真正的學問。在這樣的情況下，學問越來越不值錢，“推而廣之，關於曆史、文學、哲學的很多論著都存在這個問題，所以書越來越多、越來越厚，但書讀起來的味道越來越差。都是不需要讀的，最值得讀的還有陳寅恪的書、錢穆的書、錢鍾書的書。”

　　傅傑說，自己和汪永豪還算是從小認真讀書讀上來的一輩人，而互聯網帶來的變化一日千裏，“20年前根本想不到世界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我從自己的角度，20年後再發展下去，將會對傳統學術、傳統讀書人的心態帶來什麼樣的變化，我其實是很悲觀的，甚至不敢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