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冬天，魯迅應邀在北京師范大學演講

　　魯迅與北京大學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魯迅當年對北大和北大的青年學生是寄以很大期望的。現在又過了大半個世紀，魯迅和當今北大青年學生的關系又如何呢?這是很多人都關心的。我從1985年開始，給連續十屆北大學生講魯迅，這門課始終是中文系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我想，這至少表明，北大學生至今仍對魯迅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最近，我在課程結束以後，讓每一個學生都寫一篇文章，題目叫《我之魯迅觀》，要求坦率地寫出各人對魯迅真實的看法。聽課的學生都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大學校園裏的一代，他們將是下個世紀中國的中堅;這一代青年對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的先驅魯迅的看法，自然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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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把魯迅“英雄化”

　　——很多學生對魯迅的看法有一個變化過程

　　很多學生在文章裏都談到，他們對魯迅的看法有一個變化過程。正像一個學生所說，“魯迅第一次出現在我們小學的課堂上時，就是一個全身披掛的‘思想神’”，長期錯誤的宣傳和引導，曾使這一代青年對魯迅產生隔膜，以至反感。隨著他們年齡的增長，獨立思考能力的增強，特別是進入北大，直接受到了浸透著魯迅精神的北大傳統的熏陶，再認真地閱讀魯迅的原著，就有了新的理解與感受。那么，他們是怎樣去接近與看待魯迅的呢?一個學生以《以平常心看魯迅》為題這樣談到他的魯迅觀：“他個兒不高，一米六零差不多，瘦瘦的，眼窩深陷，留著一撇小胡子。他不是一生下來就會寫雜文的神童，也沒聽說他腦後長了什么反骨。

　　他是個普通人，大家的朋友中的一員，他的大部分的特點，普通人也都有。”好幾個學生以《回眸時看小於菟》為題，討論魯迅“怎樣做父親”，體味作為普通人的魯迅的人情味。一個學生更以唐人詩句“野渡無人舟自橫”來描述他心目中魯迅人性的自然、自由與自如，並作了這樣的發揮：“魯迅是在有生之年就極負盛名的人中的一個，但他並不和大多數名人一樣改變自己，約束自己，使自己更像名人，更像楷模，打躬作揖，衣冠楚楚，道貌岸然起來。魯迅仍是我行我素，隨心所欲。他是一個七情六欲俱全，嬉笑怒罵隨時的人。魯迅比起其他名人、偉人更像凡人，是凡人的偉大，偉大的凡人。”這或許是一個重要的訊息：這一代人再也不像前幾代人那樣，把魯迅“英雄化”，作為自己人生的楷模，崇拜的對象;他們更願意把魯迅視為朋友，和他進行自由、平等的心靈的交流與對話，或贊同、默契，或反駁、爭辯，他們十分尊重魯迅的意見，經驗，傳統，但絕不會以魯迅之是為是，以魯迅之非為非;即使是在有著如此強大的思想力量與人格力量的魯迅面前，他們也要保持自己人格的獨立和思想選擇的自由。應該說，這甚至具有一種曆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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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徹底的真實”

　　——有些學生所概括的魯迅精神

　　青年學生對魯迅的下列看法也很值得注意：一個學生在他的文章裏提到魯迅在晚年所寫的《我要騙人》裏，公開宣布，“還不是披瀝真實的時光”;並說自己正是從這裏“實實在在領悟到了魯迅的真正偉大之處。——敢於說自己‘不真’的人，才是最真的人。這無疑成為我開始親近魯迅的一個突破口。作為一個年輕人，最希望獲得，也最易被感動的，便是這種精神上的‘最真’。沿著這一脈絡，我找到了魯迅的生命與我的心靈的通道”。這大概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少學生都談到他們心目中的魯迅是一個“真的人”“真的戰士”。一個學生甚至用“抱誠守真”來概括魯迅精神，他說：“魯迅有一篇著名的雜文《論睜了眼看》，在某種意義上，我把它看成是魯迅思想的精髓所在”，“中國人向來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魯迅這段話“實在是對身負的虛偽文化的最有力的批判”。魯迅自己則始終“睜了眼看”，不恤“損害許多好夢”，斷絕一切“奇妙的逃路”，粉碎形形色色的烏托邦神話，而直面、正視民族的劣根性，革命的汙穢和血，現實的不完美、不圓滿，人生的缺陷與短暫，人性的偏頗，自我的局限，以至生命的虛無。很多學生都指出，魯迅的“真”的徹底與可貴更在於，第一，他敢於公開說出“別人不敢說，不想說，不願說，不能說”的這一切“真實”——一般人總是避重就輕，而魯迅恰恰在人們因缺乏勇氣而停止思考，滿足於似是而非以自欺欺人時，把思想的探索進行到底，而從不顧忌會引出什么“可怕”的結論;“雖然人永遠處於‘不能寫，無從寫’的境地，可魯迅用了整整一生來寫。一個‘寫’字又增添了許多悲劇的崇高色彩。魯迅的生命也因了這一‘抑’而‘揚’得更高”。年輕一代正是從這裏找到、發現了他們心向往之的“大智”和“大勇”，以至“受到了震動”。

　　這裏已經涉及魯迅精神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他不僅敢於追究生命(人生)的“本原”以求“徹底的真實”，而且敢於反抗來自本原的絕望。青年學生這樣描繪魯迅的形象：“他沒有在認知了現實的真實以後采取明哲保身、安身立命的處世哲學”，“他看穿一切而激情猶存”，“他‘進得去’，在紛亂的世態人情中洞察真相;又‘出得來’，從不迷戀玄遠、虛緲、頹唐的精神故園，永遠活在、掙紮在人間”。一個學生說得好：“真正震撼我的，是魯迅真的生存態度所導致的強大的生命意志和生命直覺中的反抗意志。魯迅對生命的極端重視，使他堅決地反抗一切妨害生命、妨害人類生存的東西，堅決地反抗一切使生命趨於麻木、沉淪、愚昧的勢力”，“以一己之軀去反抗這些存在了幾千年的黑幕”，魯迅不惜付出一切代價。“他是民族的靈魂，民族的極物，從而成為民族的叛徒”，他忍受著難以想象的精神的重壓，“敢於在靈魂上擺開戰場，並承擔後果”，“他是以自己的生命和血肉作為曆史進步的代價和祭品”。年輕一代又在這裏找到，發現了魯迅式的理想主義：“他終身與孤獨為伴，以悲慨自適，其痛苦與悲涼無人堪及;然而他又始終張揚理性，高歌理想，其堅毅與昂揚同樣無人能望其項背。”一個學生稱之為“悲劇理想主義”：“即把悲劇意識納入理想主義的內涵，以悲劇與理想的二元沖突為本位，追求一種‘絕望的抗戰’的人生境界”;另一個學生用“‘過客’的理想主義”來概括：“他所相信和追求的並不是如多數啟蒙主義者所宣揚的那樣，是一種終極的真理，或烏托邦世界，他總是在看到終極意義(目標)的同時，看到它終將歸於虛無的命運;他的理想(信仰)正表現在一種執著的追求，不在於追求到什么，而在追求本身，他的生命價值體現在‘走’的‘過程’中，他是永遠為‘那個聲音’(信仰)召喚的過客”。當年輕一代從魯迅“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裏發現了魯迅“自覺地直面真實”“自覺地維護自我”“自覺地承受重負”時，他們對魯迅的認識就有了一個飛躍。正像一個學生所說的那樣，“當揭開層層面紗看清他的臉的時候，我大吃一驚：這是一個現代人，中國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人。不是有了現代消費就自以為是‘現代人’的那種‘偽現代人’，而是真正的現代人——達到了人性、人格上的自覺，獨立承擔著現代人的困惑與痛苦，並在其創作中充分表現了一種超前現代性的現代人”。正是在促進中國“人(與文學)的現代化”上，魯迅顯示了他的獨特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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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處理“自己”與“魯迅”的關系

　　——年輕一代在思考這個時代

　　青年學生對魯迅的看法並非、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如果說有比較多的學生(不是全部)對魯迅的思想、人格表示敬佩與欣賞，那么，在“魯迅於當今中國社會的意義”的認識上，則出現了比較大的分歧，在“如何處理‘自己’與‘魯迅’的關系”上，更有著各種不同的選擇。一個學生在文章裏提出了他稱之為“十分有趣而又蘊含了深刻象征意味的假設”：“當魯迅突然面對這個以消費解決、對待一切的當代社會，以源源不斷的快餐式文學、音樂、影視劇來充斥人們的心靈與頭腦的信息社會，他將作何反應?面對這樣一個追求實利的時代，面對因無知而嘲笑思考者的大眾，面對因深知故而也在嘲笑，進而毫不留情地批判、解構思考者及其現代式的思考的某些知識界精英，魯迅及魯迅式的思考者，怎能不因這種主客體的背離而顯出令人可悲、可歎、可思的可笑與尷尬來?”這個學生接著又發表了這樣的意見：“但與此同時，這種可笑與尷尬也正是思考者的價值與偉大之所在。面對不再嚴肅的外部世界，卻偏要堅持已被視為可笑、虛妄與過時的思考，將‘可笑’與‘偉大’這兩個截然相反的評判與狀態結合在一起，這或許是我們身處時代的一大特異現象。”

　　顯然，年輕一代在思考魯迅的意義時，實際上也就是在思考這個時代以及他們自己的選擇。一個學生這樣描述他所感到的困惑：“似乎這個時代應是物資、精神雙向充足的年代，但偏又出現了新的懷疑，仿佛一切追求都歸於虛幻，或者在追求的半道中，突然認為那原本認為理想的目標竟沒有一點價值，或者追求的結果到來時，一切理想都破滅了。那么人到底是應該有追求呢，還是落入平淡，過一生平庸的順其自然的生活?”問題就是這樣提出來的：“我們還需要魯迅精神嗎?”一個學生回答說：“從個人立場來說，我極欽佩魯迅的見解和精神，可我不贊成他為社會理想而投入鬥爭的方式。因為曆史太龐大，太混亂，太複雜，它淹沒我們，我們卻無能為力。想把握曆史就如同想把握我們正在做的夢。對強大的現實去認真、去生氣、去拋灑熱血是不理智，沒必要的，即使我們改變了它，它還可能變得更壞。在這個意義上，魯迅錯了。”

　　北大鳥瞰圖

　　另一個學生則表示：“我是個平凡的人，我希望自己活得輕松，我不能承受生命之重。偉人有偉人的高明，巨人有巨人的高大，我不喜歡圍繞著他們打轉。我只願意聽到偉人說話的餘音，巨人笑聲的綿延。對魯迅也如此。他在北大任教，我以此為自豪。我願意看到歡笑的，抖掉包袱的魯迅。”還有一篇文章發表了類似的觀點：“我們不願意深刻地活著，因為負擔太多的責任，承受太大的壓力，忍受太多的痛苦。我們何苦那么殘酷地拷問自己和別人的靈魂，那么認真地追究良知和道德，給自己一種近乎自虐的精神痛苦?”另一個學生做出了相似的選擇，卻這樣寫道：“也許對於魯迅，我們最終只能表示沉默。普通人在他面前不可避免地會感到壓迫，焦灼，無所適從。這是凡人的悲哀。”一篇文章如此描述他和他的同學和魯迅的關系：“年輕人在感到寂寞、孤獨，受到挫折時，會讀魯迅。當他感到並追求輕松、愉快時，就會忘卻魯迅，回避魯迅，回避深思與沉重。”另一篇文章則深入地分析了這一代中國年輕人掙紮、徘徊在當代特定社會背景之下，身處兩種思想交彙、過渡時期中的精神狀態：“他們一方面清醒地意識到確有某種終極價值存在，盡管這‘價值’在現實中被判定是虛幻的，但他們相信在精神界中是確實在場的，他們也因此而肯定這虛幻之物的意義與作用。然而當他們真的去追求這種虛幻之物時，卻又無法克服自身心靈產生出來的，對信仰的深刻懷疑、批判，與自覺可笑的種種折磨。他們的靈與肉，在這個意義上分裂了;他們的情感與渴望去信仰的熱望，同他們的理性與清醒的懷疑精神對立了。明知其無卻無法不去渴望與追求，深知其有卻又在探索的過程中無時不在深深地嘲笑和否定自己，這雙重的矛盾帶來了難以解脫的重負。”那么，這一代人又確實難以擺脫魯迅了。

　　1994年1月21日寫於未名湖畔

　　1994年2月25日整理、補充於南郊

　　本文作者錢理群老師，本文摘自《魯迅與當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