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岐

　　近日，「一地兩檢」的問題成了公眾的熱門話題，說明廣大市民都關心這件事。可以預料，高鐵通車之時，必定實施「一地兩檢」，而「一地兩檢」的關卡，必然設在既是起點站又是終點站的高鐵九龍總站。這樣的結論，無可疑慮，亦無可爭辯，希望大家尤其是對此「阿之阿佐」的某些反對派人士，對此要有正確和清晰的認識。兩地政府現時要商討的是各種具體的、技術性的細節，而非「一地兩檢」設在九龍站的大原則。

　　社會效益顯而易見

　　香港回歸以來，反對派其中一個惡劣作風就是：「反中亂港」，凡是涉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行為，反對派「一切都反」，很多情况下更加是「為反對而反對」。新鮮熱辣的例子之一，就是有反對派人士假裝質疑而實際反對「一地兩檢」在九龍站進行。這些人的「理由」，諸如有無違反「一國兩制」呀?內地海關有無占了香港的土地呀?內地的海關人員有無跨境執法呀?等等，不一而足。這些似是而非的疑問，其實都是偽命題，虛張聲勢，拆穿了都是「反中亂港」，都是「為反對而反對」。以反對派所謂的「內地海關侵占香港土地」為例，這根本上是一派胡言。首先，「一國」之內，有什麼「侵占」不「侵占」的?其次，當年深港邊境河套區的深圳河，因彎彎曲曲而要「拉直」時，大片的土地由深圳劃歸香港，怎麼不見這些反對派人士出來「仗義執言」?怎麼不見他們公開扮演「公平、公正」的角色?不難推論，反對派人士的高論，看似「為了香港」，實際上卻是反對「一國」，兼有挑撥兩地關系之意，居心十分險惡。

　　看高鐵九龍站的「一地兩檢」，至少要有兩個基本的立足點：一是社會效益，一是人民需要，包括來港內地客的需要。這兩個基本立足點以及前述「一國」大原則的融合，就是判斷「一地兩檢」問題應有的全局觀。否則，就難免有可能顧此失彼。

　　「一地兩檢」的社會效益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很簡單，在同一個地點完成離境和入境手續，若論社會效益，也就是對比於「兩地兩檢」，那真的是「比也無得比」，堪稱天差地遠。試想，假如是「兩地兩檢」，姑且勿論另一地設在哪里，就算能找到地點，這「兩地兩檢」能稱得上有社會效益嗎?坦率地說，假如粵深港高鐵最終采用「兩地兩檢」，從社會效益包括經濟效益說，勢將成為全世界的笑柄。中國人包括香港人，沒有那麼蠢吧?值得說多一句：高鐵之能夠實施「一地兩檢」并取得最佳的社會效益，全因「一國」之故。所以，「一國兩制」是「一國」在前及「一國」為主，不但是「本該如此」，更可以讓人人都大赞特赞。反對派向來將「兩制」凌駕於「一國」，甚至企圖以「全面自治」取代「高度自治」，那是從此可以休矣。

　　符合人民之需

　　再說「一地兩檢」符合人民之需。包括本港市民和內地游客，無論是港人搭高鐵往游內地或是內地居民搭高鐵來港旅游，總之只要搭高鐵出入境，涉及的過關問題，肯定是人人都希望「一地兩檢」，而非「兩地兩檢」。這方面似乎未見有人或機構進行「二選一」的民意調查。何解?原因是答案或民調結果顯而易見，在正常狀况下，人人都會選「一地兩檢」，不可能有人樂意接受「兩地兩檢」。這樣的結果，符合人性化。即使是那些質疑「一地兩檢」的反對派人士，只要他們的人性未泯，亦必然選擇「一地兩檢」。市民需要「一地兩檢」，理由十分簡單：方便。出境時的「檢」和入境時的「檢」，都是法律之需和安全之需。形式上，這是一種「麻煩」，但卻是「必要之麻煩」。從處置上說，要在「必須」與「減少」之間取得平衡，那麼，「一地兩檢」便是最佳選擇，兩者得以兼顧。

　　此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和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訪問北京，兩地政府商談如何解決「一地兩檢」涉及的法律問題。袁國強指出，倘是「兩地兩檢」，則有可能增加港人旅客的法律責任，而「一地兩檢」則不會減少港人旅客的法律權利。據此而言，一地或兩地之海關檢查，孰優孰劣，不言自明。

　　還有一個問題，即「一地兩檢」內地人員在香港的司法執法權如何處理?稍作分析就可判斷，要內地放弃司法執法權，這是不現實的。已有人提議，高鐵九龍站地底的一層，可作為內地查檢的區域，在該區域內，內地工作人員可擁有司法執法權。這樣的安排，合情、合理、合法，應可采用。這也是「顧大局」的做法。回歸20年，在「一國」之下，反對派人士實在對「一地兩檢」不必大驚小怪。

　　其實，在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早已實施了十多年，非常順暢，十分方便，有口皆碑。既有先例在前，高鐵九龍站采取「一地兩檢」又有何不可?「一地兩檢」已討論多年，只因有反對派從中作梗，久久未有定論，高鐵估計明年第三季通車，現在應是「一地兩檢」拍板定案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