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韋爾蒂則在這些男性作家統率的遊戲規則之外，獨辟蹊徑給了寫作者另一種啟示：有了現實這塊基石，不妨隨心所欲展開美學摸索，“如何寫、怎樣寫”這個創作過程展開了斑斕的微觀世界。
馬爾克斯的馬孔多小鎮，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莫言的高密東北鄉……這些已經被認定是文學史上的“傳奇地標”中，也許有必要添上一個———尤多拉·韋爾蒂的密西西比州。這位美國女作家生前收獲八座歐·亨利獎和一座普利策獎，是首位在世時作品就被收入美國國家文庫的作家。但她也可能是20世紀美國重要作家中聲譽最小的，一輩子偏安於密西西比州老家的她，被認為是一個只會寫美國南方的“地方作家”。這個標簽遮蔽了她的作品的豐富性。不同於福克納或馬爾克斯，韋爾蒂在這些男性作家統率的遊戲規則之外，獨辟蹊徑，盤踞於現實這塊基石，隨心所欲展開美學摸索，在“如何寫、怎樣寫”的創作過程中展開了斑斕的微觀世界。
—編者的話
2001年，美國作家尤多拉·韋爾蒂過世時，英國《衛報》撰寫紀念文章，稱這位收獲八座歐·亨利獎和一座普利策獎，首位在世期間作品收入美國國家文庫的作家，可能是20世紀美國重要作家中聲譽最小的，因為無論在美國還是海外，但凡提到韋爾蒂，大家都會說：噢，她是一個專門寫美國南方的地方作家。
這個論斷確有幾分道理，韋爾蒂出生於密西西比州首府傑克遜，除了去威斯康辛和紐約念大學的幾年和之後幾次短暫的歐洲之旅外，她一直居住在她出生的那棟家族老宅裏。她的工作履曆也在印證這一點，她先效力於地方的報紙和電台，後進入時任總統羅斯福建立的公共事業振興署，這份工作要求她奔走在密西西比州各處，拿相機記錄大蕭條下人們的絕望處境，這些出色的攝影作品後來結集出版，她還在紐約辦過個展。評論家也對此大做文章，他們認為，韋爾蒂對視覺寫實的高度重視源自攝影的訓練。
然而，正如《衛報》所指出的，“地方作家”這個標簽遮蔽了韋爾蒂作品的豐富性。事實上，除了首部短篇集《綠簾》中有幾個作品呈現出紀錄片般的寫實風格外，時間和空間在她的筆下中更多是建構一種現實主義的氛圍，便於她展開各種現代小說技法的實驗。
配圖為法國畫家博納爾油畫《穿格子裙的女子》本版配圖皆為資料圖片
韋爾蒂的成名作《一個流動推銷員的死亡》，寫一位名叫波曼的鞋廠推銷員病愈後首趟出差，地點是他去過多次的密西西比州鄉村。途中他的車遭遇意外，迫使他到當地人家求助，離開這家人後，他突發心髒病。和她的所有作品一樣，如把情節作簡單概括，會發現不知所雲。韋爾蒂是依靠具有高度隱喻性的細節串起了邏輯上斷裂的部分。小說伊始，有三個看似一筆帶過的細節：一，波曼給駐酒店的醫生付醫藥費，以此證明自己病愈;二，他每次住酒店時，凝視鏡中的自己，從不夠平整的鏡面玻璃折射出的他壯如鬥牛士;三，他的車險些掉下懸崖，當他正慶幸是自己及時刹車才保住性命時，他發現，原來是盤根錯節的葡萄藤卡住了他的車。如果不把這三個細節嚼透，很難理解波曼最後的“頓悟”：他以為是男主人索尼母親的女人竟然很年輕，而且是索尼的妻子，並懷有身孕，也是這個事實間接促發波曼的猝死。貫穿所有細節的主題非常一致：波曼一直生活在自己營造的假象裏，他宣告病愈，實際還病著;他自以為強壯，實際軟弱;他自以為命運握在自己手中，實際並非如此;最終，那個懷孕的女人向他昭示他長期回避的事實———他的孤獨。這個真相讓他恐懼，引起心髒猛烈的搏動，韋爾蒂的筆調冰冷：“他用雙手捂住胸口以防別人聽到他心髒發出的響聲。但是根本沒有人聽見。”
韋爾蒂短篇小說集《金蘋果》
小說的玄機不只這些。韋爾蒂在早期作品中沉迷於借古希臘神話和《聖經》故事裏的原型人物來施展象征。比如波曼，這個人物反用了普羅米修斯的形象，他發燒，他在索尼需要點燃壁爐的時候掏出火柴，但遭到後者的白眼。和普羅米修斯不同在於，波曼是需要幫助的那個人。而且，韋爾蒂調度的並非單一的象征，有學者指出，作家在塑造波曼時，不僅借喻普羅米修斯，這個形象和赫拉克勒斯的聯系更密切。首先，波曼(Bowman)在英語裏的字面意思是射手，和赫拉克勒斯的身份相符;其次，赫拉克勒斯在死前也感染重病;索尼出場時跟著兩只獵犬，而赫拉克勒斯完成的最後一項恰是帶回地獄的看門犬。將波曼與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做對照，是為了強化主題，即波曼的真實形象絕非自己所想的雄健，而是恰恰相反。韋爾蒂在前兩部小說集中頻繁運用類似的技法，《石化人》借用美杜沙的傳說，《麗薇》中的老頭則集合冥王哈迪斯和《聖經》中的所羅門王。
至於韋爾蒂小說中呈現的高度“視覺寫實”，在我看來，這是為她施展象征魔法提供沃土。就說《麗薇》，小說中有對所羅門那棟房子從裏到外的細致描繪，與其說這是重現納奇茲古道的風土人情，不如說是為了植入象征元素。這棟屋子最核心的部分———所羅門的臥室———包含兩個重要細節，一是那架“君王寶座般”的大鐵床，二是讓所羅門安睡的手繡百納被，“有21種不同的顏色，440塊拼布，1000碼長的繡線，這條被子耗費了所羅門母親的一生”。前一細節讓主角和《聖經》中所羅門王的形象重疊，後一細節則在敘事者質疑所羅門的人生時產生巨大的回響。“他(所羅門)無休止地贏取他的尊嚴，並在這棟房子裏維系著這種尊嚴。他建造的是一棟孤獨的小屋，如同一座孤獨的牢籠，這棟屋子對他而言不啻於雄偉的金字塔，很多時候他如此沉浸於要把它造起來，以至於他就像古埃及的那些奴隸一般忘記或從不知曉他們付出一生的時間和所有的力氣究竟是為了什么?他們造這東西是為了誰?又有什么意義?”如果我們用女性主義的目光審視所羅門母親，說她虛耗生命，所羅門未嘗不是?這一大膽的質疑通過象征直接指向那位曆史上的“賢王”，對自小熟讀《聖經》的美國讀者而言，或有發人深省的效果。
韋爾蒂短篇小說集《樂觀者的女兒》
這類象征實驗被部分評論家認為“晦澀難懂”，韋爾蒂雖在訪談中說“評論家對一個作家選擇寫什么沒有發言權”，但她在最後一部短篇集《英尼斯福倫的新娘》中，確實棄用了此類象征手法。然而，她的作品並不因此而變得通俗。《英尼斯福倫的新娘》寫於她在英國作家伊麗莎白·鮑恩家做客期間，這個集子的故事多發生於旅途，韋爾蒂的地域版圖也拓展到美國南方之外，有西班牙，希臘，英國等。此時，她作品裏的空間標示的意義，替代了早期的象征符號，成為解讀小說的鑰匙。來看《英尼斯福倫的新娘》這個短篇，乍看是從倫敦往愛爾蘭的火車上幾個旅客的言行記錄，小說似乎沒有重心，也無任何波瀾，但韋爾蒂著迷的是把玩敘事技巧。出場旅客的交談和舉止都作用於小說中的美國女人，她正猶豫要不要就此逃離她的丈夫。旅客有一茬沒一茬地說：愛爾蘭有對夫妻鬼，相互殘殺，威爾士這地方糟糕透頂……小說末尾，美國女人決定：“不再有任何保護，她打開門走到了一群可愛的陌生人中間。”這一路，讀者似乎都跟著這個搖晃的鏡頭，經受著身居陌生人中間的不適，也預感到失去婚姻庇護的不安的未來。有學者評論這篇小說時提到了著名的“陌生化”理論，即某些“不合時宜”的細節恰恰展現了最真實的人性。這正是韋爾蒂本人的美學標准，整個集子的不同故事中密集著“不合時宜”的細節，以異域風情為鏡，照見角色真實的自我。
馬爾克斯的馬孔多小鎮，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以及莫言的高密東北鄉等，這些成功的作家殊途同歸，深入地方的肌理，掘出人性的共通。韋爾蒂則在這些男性作家統率的遊戲規則之外，獨辟蹊徑給了寫作者另一種啟示：一定要讓敘事從“地方題材”升華到放之全人類而皆准的宏大命題么?未必。有了現實這塊基石，不妨隨心所欲展開美學摸索，“如何寫、怎樣寫”這個創作過程展開了斑斕的微觀世界。
作者 錢佳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