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譚紅軍

　　林毅夫及其團隊近期帶有濃厚官方味道的《吉林報告》引發了一場范圍很大的爭論，加入論戰的人越來越多。 觀察這場爭論，從數量上講，質疑的聲音遠超肯定之聲。目前，這一爭論最激烈的部分主要在學界，官方的態度一如既往保持緘默，東北民意洶涌但又很難形成清晰和有影響力的聲音。

　　9月1日和9月11日，林毅夫的團隊對《吉林報告》引發的反響做出了兩次正式的回應。觀察人士指出，這兩次回應不但沒有回答人們此前的質疑，反而由于其難以回避的“硬傷”使這一事件的結局更加撲朔迷離。

　　傲慢和輕佻是回應主基調

　　在9月1日的回應中，《吉林報告》主編、課題研究執行負責人付才輝表示對這些爭論“有些失望”，“一些人對各國發展經驗毫無所知，居然沒有看到報告就第一時間言辭激烈的抨擊。”付才輝的話有些牽強和沒有道理。8月21日《吉林報告》的發布會是吉林省有史以來最高級別的一個說明會。在這樣一個隆重嚴肅的場合下，如果林毅夫和他的團隊都無法讓聽眾了解自己的中心思想，那么林毅夫與聽眾之間一定有一方出了問題。事實上，即使人們看到后來發布的《吉林報告》全文，這一爭論沒有結束反而更趨緊張。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一針見血的指出：《吉林報告》本身就是一個公開的征求意見稿，對于他人提出的正常學術商榷與政策批評意見冠以“攻訐”二字，哪里還有征求意見之胸懷？

　　9月11日，林毅夫團隊用萬余字的篇幅對《報告》做出了說明（以下簡稱《說明》），對在全國范圍內引起的爭論表明了以下態度。

　　一、《吉林報告》厚重的背景和高大上的身份。

　　《說明》指出，《吉林報告》是林毅夫出任國家“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副主席時，受國家“十三五”規劃起草小組委托的研究課題。

　　《說明》進一步指出，除了吉林省之外，林毅夫和他的團隊也在調查研究和正在開展調查研究的包括上海市、西藏、廣東、河北河間市、新疆和田、河南省漯河市等地區。除了推動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研究，林毅夫和他的團隊也應邀為埃塞俄比亞、盧旺達、貝寧、塞內加爾、尼日利亞、烏干達、吉布提、巴基斯坦、波蘭等國家提供政策咨詢。

　　二、《吉林報告》的分析思路旨在打破歷史輪回。

　　《說明》在回應質疑時認為：有些觀點不值一提，爭議的緣起是有人墨守成規對《吉林報告》中關于現代輕紡的誤讀。《說明》指責反對者“不知是為了吸引眼球，還是根本不顧事實”，認為這種歪曲事實的做法“顯然是犯了東向而望不見西墻式的錯誤”，令人失望。對于輿論對《吉林報告》中的一些行業屬于附加值不高的夕陽產業、吉林省不具備明顯優勢、重復建設是產能過剩的最基本因素、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風險等主流說法，《說明》認為，“包括吉林在內的東北地區輕工業的緩慢興起是市場自發的選擇，其中沒落的根源是重工業優先發展厚此薄彼的結果”，而《吉林報告》正是為了打破這一歷史輪回。《說明》引用了網友的聲援來為自己助威，“林毅夫方案最核心一條是拋開歷史，輕裝上陣，按照比較優勢，重新塑造優勢產業，大家看明白了嗎？”

　　說實在話，正是因為人們沒有看明白《吉林報告》中觀點和價值判斷的科學性才引發了這場爭論。“東北現象”是體制、結構、發展方式、營商環境、文化、債務、政府信用危機的“并發癥”，《吉林報告》僅從結構入手的“藥方”引起了人們高度質疑正說明了社會對這一事情的理性態度。因為不恰當的政策建議一旦采納，弄不好會造成重大負面影響。《說明》認為自己正在打破歷史的輪回，這有些自說自話的味道；對學界、政策部門及其它業界的批評意見斥責為“攻訐”，也顯得有些傲慢和霸道。

　　三、《說明》認為《吉林報告》之爭，是舊觀念與新思維的碰撞，是新結構經濟學對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顛覆，由此引起了國內被新古典經濟學洗腦的眾多經濟學家的群起而攻之。

　　事實上，《吉林報告》的爭論從一開始就超出了經濟學的范疇。人們不買“吉林藥方”的帳，歸根結底是對林毅夫解決吉林和東北問題的“藥方”心存疑慮；歸根結底是對《吉林報告》可能會對“東北現象”雪上加霜的擔憂。《吉林報告》中對吉林和東北問題缺乏了解的稚氣和明顯破綻也為反對者提供了足夠的武器。在這種情況下，《說明》想用經濟學之爭掩蓋這場爭論的實質，顯然很難達到他們的預期。

　　四、最令人瞠目結舌的是《說明》中的最后一段話：前些天，郭德綱在其自媒體上很應景的隔空發了一段調侃，我們也不妨將其作為結語調侃一下，“一個徒弟和一位評書觀眾就有關表演的問題爭吵起來。他氣哼哼的讓我評理，我告訴他：第一，去給人家道歉，要尊重觀眾。第二，要自責，專業人士和外行掰扯專業問題，這是最大的外行行為。 比如我面對一個研究宇宙飛船的專家，我說飛船的發射需要用火柴點報紙，然后放劈柴再放煤球。這個時候，哪怕對方看我一眼都算他輸了。”

　　這就是林毅夫團隊《說明》的結語，最終的答案就在這里。在這個自稱能夠為東北經濟和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建立一個里程碑的偉大理論面前，所有的反對者都是用火柴點火箭的人們，林毅夫團隊對這些人連看一眼的必要都沒有。這種霸道和底氣來自哪里？

　　“林大掌門”的回應也很難讓人滿意

　　8月29日晚，林毅夫對媒體表示，“參加討論的人很少是真正看了我們報告的”，“我是不想參與討論的”。

　　事實上，在已經公開的8月27日20位學者在一個微信群里對此事的激烈討論中，“林大掌門”是做出了回應的。他對學者中有人提出他是一個政治家而不是學者十分惱火，用自己1990年以來的學術榮譽反擊了這一質疑。

　　有學者堅持認為《吉林報告》是新結構經濟學庸俗的部分，是敗筆。認為這種由注水數據和事實推出來的建議案，無論方法是否對，都沒有什么價值，弄不好還有很大的誤導性。質疑《吉林報告》沒有好好研究吉林這種大工業+大農業地區的稟賦，竟然給他們開出了類似埃塞俄比亞的藥方。對此林毅夫的回答是“對于有為政府論和吉林報告，歡迎從內部邏輯是否自洽，以及各種推論是否和經驗事實一致來評論，而不是因為和其它理論觀點不同，就認為是敗筆。”

　　林毅夫強調，“一個理論如果不用來指導實踐就永遠不會被驗證，難于不斷完善，所以為了達到自成一體的目標，我強調從實踐來，到實踐中去。”他認為新結構經濟學可以為吉林、東北甚至全國的經濟轉型樹立一塊里程碑，這話在洶涌的批評聲中顯得有些言過其實。在他的努力下將要開展的吉林實驗，看起來更像是他的理論的一塊墊腳石。

　　也是在這次20人的討論中，有學者對林毅夫的全部解說提出了婉轉的批評，“你們的回答總是從理論層面給人一種比較泛泛的感覺，因為經常引用過去的或者其他不同階段國家的經驗……但是你們的回答好像沒有真正正面回答過他們真正的憂慮，這對一個新的理論的奠定是不利的。”

　　東北改革需要全球化的視野、智慧和格局

　　有人說過“就算你讓全世界的經濟學家躺在一起，他們也不會得出一致的結論”"。 這句話有兩層含義，一是經濟學的高度活躍性，二是經濟學思維的高度沖突性。改革開放以來，打在東北臉上的兩記重重的耳光，右邊的一記叫新自由主義，左邊的一記就是凱恩斯經濟學。今日東北的慘樣，和這兩個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流派的同門師兄弟的厚賜和努力不無關系。

　　壟斷全部話語權的私有化和近乎癲狂的投資大躍進，使東北深切的體味到了經濟理論上天入地的能力和巨大的杠桿作用。當他們各自留下一地雞毛，轉身而去的時候，將東北留在了“東北現象”的深谷之中。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篤定要影響人類的文明覺醒，今日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和制度設計都必須要有全球化的視野、智慧和格局。

　　有人指出林毅夫給東北開了一個適合埃塞俄比亞的藥方，這種語言不算尖刻。東北的改革已經不能夠站在自身局部領域思考問題，而是必須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在符合東北稟賦的前提下激活生產力活力，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要求和基本國策。正是在這個角度有人說林毅夫的《吉林報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有著庸俗經濟學的痕跡，因為東北此前的改革實踐已經為此類結構設計提供了結果。“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人們對《吉林報告》的批評和建議，是對東北改革再度擱淺的擔憂和恐懼。

　　在反對林毅夫《吉林報告》的輿論中逐漸形成的主流聲音是：以技術制度創新來對重工業進行深加工化、集聚高端、高速的生產力，在世界范圍內同現代化市場經濟同頻共振，這才是吉林省和東北振興的正確出路。東北只有增強內生動力，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減少政府對市場的摩擦力，創新制度環境，打造中國在全球化競爭中的國家工業能力。這是正確的道路，也是慘痛教訓留給我們的常識。

　　從國家工業能力這個角度說，中國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東北不言而喻。由此可見，林毅夫《吉林報告》引發的爭論既不是單純的產業之爭，也不是經濟學理論框架的論戰，而是事關中國命運和前途的大討論。在這個問題上，來不得半點自滿與驕傲，更容不下絲毫的傲慢與輕佻。

　　《吉林報告》為啥激怒了東北？

　　“我從1988年開始拋開主流理論，自己根據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現象觀察，自己構建新的理論框架，并一以貫之的堅持之。”林毅夫認為他的新結構經濟學是成熟的“中國經濟學”。

　　探討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對吃瓜群眾來說是一件頗為困難的事情。在林毅夫團隊眼中用火柴點火箭的人們只能用自己能夠看到的事實來進行分析。

　　林毅夫團隊對爭論“有些失望”的《說明》認為，第一輪東北振興的投資政策是“東北塌陷”的主要原因。《說明》的寫作者在抨擊那些投資政策時似乎忘記了2006年3月林毅夫“新農村建設需4萬億”的語言，同時也忘記了2012年10月林毅夫在《財經》發表的高論，“4萬億計劃利大于弊，目前仍需投資為主。”林毅夫認為應當通過“超越凱恩斯主義”實施大規模投資計劃，以對沖經濟危機。2015年3月27日林毅夫又談到，當年4萬億說法錯誤，實際投資30萬億，這些投資避免了大規模的失業，使經濟迅速恢復增長。林毅夫的經濟學是否超越了凱恩斯主義不好簡單的判定，但他對投資驅動的狂熱追求，使他的理論與凱恩斯經濟學的血脈聯系十分清晰。有人就直指林毅夫的新結構主義就是凱恩斯經濟學的一個變種。這使得《說明》中“因為新結構經濟學依然與正統的西方經濟學相距甚遠，存在理論根源上的沖突與緊張”的表述有著明顯的邏輯困境和尷尬。

　　《吉林報告》一邊抨擊投資驅動，一邊為吉林省設計了5萬億的產業集群。報告宣稱，“這五大5萬億量級的產業集群將成為未來培育吉林省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有媒體在評論這一事情的時候用了這樣的標題：林毅夫的《吉林報告》為啥激怒了東北？凱恩斯主義造成的產能過剩與經濟結構失調是當前經濟面臨的兩大問題，林毅夫這種透支未來的GDP增長模式任何思維正常的人都會被激怒。

　　有人憤怒的質疑：按照經濟規律和國際上的成熟經驗，吉林人均GDP達到廣東的70%，應該追趕的產業是廣東最先進的產業，林毅夫為什么要用5萬億去承接廣東要淘汰的產業。這個質疑很直接，也很有道理。《吉林報告》將東北置于國內經濟后發優勢的地位，更沒有全球化的視野，人們對其誤導東北的擔憂不無道理。

　　爭論的兩點啟示

　　《吉林報告》引發令林毅夫團隊“有些失望”的爭論給人們兩點啟示。

　　第一、如此大面積的爭論為近些年來少有，它說明一些理論和學說為地方提供決策指導已經產生了普遍性的反感和抵觸。這些理論上的“外來物種”造成的后果已經傷害到了公眾的利益和感情。人們對專家群體和這種實驗方式本能的產生了懷疑，實踐的證偽往往又為這種情緒的疊加提供了依據。林毅夫團隊的《說明》認為，“對研究報告政策建議的否定僅僅是表象，更深層次是對隱藏在這一政策建議背后的理論的否定”，這話有轉移人們注意力的嫌疑。問題的實質是公眾對長期以來以救世主面目出現，又被事實證明完全違背科學精神的行為的厭惡和否定。

　　第二、十八大提出“三個自信”，理論自信赫然其中。中國的改革需要有巨大的理論勇氣和敏銳的理論自覺，推動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是中國走入新的歷史階段的必備法寶。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個能夠解決所有不同國家、不同區域發展問題的經濟理論。世界上20多個發達國家沒有一個是遵循全球適用的藥方而取得各自成就的。21世紀的中國是世界舞臺的主要舞者，中國的社會實踐已經為中國的理論創新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嶄新的經濟理論正在孕育之中，中國需要也有能力擁有符合人類實踐、符合中國實際、能夠調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和熱情、充滿文明和正義的“中華牌”經典經濟學理論。

　　林毅夫及其團隊不應該對他們引發的爭論“有些失望”，他們的《吉林報告》正在引起廣泛的關注和思考，這一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經濟學宏觀規律和實踐價值的最大質疑，就是《吉林報告》帶來的積極和正面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