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建明

　　《跑贏智能時代》白皮書發布暨「HONGKONGX青年科技創新創業論壇」近日在香格里拉酒店隆重舉辦。白皮書提出，將「建設智能時代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上升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整體戰略目標。為此，馬化騰建議打出引進來、長出來、合起來「三張牌」，林鄭月娥提出了「八個方面的努力」——增加研發資源、匯聚科研人才、提供創投資金、創設共用空間、檢視法律法規、開放政府資料、改變采購制度、加強基礎教育。

　　香港缺乏智本經濟

　　香港又一次提出要打造世界新矽谷。這距離董建華提出香港要建數碼港的計劃過去了18年。

　　1998年，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以資訊技術為基礎的計劃，希望發展成以科技產業為主導，配合創新科技和創意工業為核心的經濟體。港府提出了興建數碼港和中藥港的具體計劃。那時Facebook、推特還沒有踪影，Google還沒有上市，內地騰訊、阿里巴巴才起步，可以說，香港當時的創科思路至少在全球不輸於任何國家和地區，而且，香港擁有資金、人才等實現創新科技的豐富資源。但是，數碼港失敗了，最終成為房地產項目，其他的如矽谷計劃、中藥港最終都無聲無息。

　　曾蔭權上任后，也提出發展包括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等六大產業，但迄今香港依然原地踏步。

　　重提往事，只是希望提醒當權者，構想固然美好，如果不總結過去失敗之原因，或許再過10年20年，香港科技創新發展如故，我們就是在龜兔賽跑中那隻在大樹下沉沉睡着的兔子。

　　依據「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最新排名，全球十大金融中心依次為：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東京、上海、多倫多、悉尼、蘇黎世、北京。依據排名，香港再次奪回全球金融中心前三甲的地位，再現「紐倫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

　　然而，香港在科技創新方面完全無法與紐約、倫敦相提并論。紐約、倫敦已與矽谷齊名，是全球三大科創中心。依據美國創業基因（StartupGenome）2017年全球科技生態系統報告，全球十大科創中心為：矽谷、紐約、倫敦、北京、波士頓、特拉維夫、柏林、上海、洛杉磯、西雅圖。而香港的排名在20名之外。

　　兩個指數排名具有一些重疊性，紐約、倫敦都進入了兩個排名的前三，北京、上海都進入了兩個排名的前十。三藩市（矽谷）和波士頓（美國東部矽谷）都進入了兩個排名的前二十。金融中心排名第四的新加坡，同時也是科創中心排名第十一。

　　資本+智本，是現代經濟運行中最重要的要素，猶如比翼齊飛的兩翼，是世界頂級城市的標配。「資本經濟」是「麥子經濟」——投入一斤麥子，加工成麵粉、麵包，增值5倍、10倍；「智本經濟」是「種子經濟」——投入一粒種子，然后生根、發芽、成長，增值百倍、千倍。為此，任何一個政府、社會都不會輕視。

　　與香港一樣，倫敦、紐約最早是制造中心、貿易中心，之后升級為金融中心。在金融危機之后，倫敦、紐約又向科創中心轉型。如今，倫敦已成「世界創意之都」，紐約如今也成為美國的「東部矽谷」。北京、上海，也開始后起直追。

　　而香港「資本經濟」發展良好，卻缺乏「智本經濟」，兩翼缺一翼。

　　香港要發展智本經濟，有不少得天獨厚的條件，人才資源豐富。香港區區一千平方公里土地，竟擁有四所世界頂尖大學，QS2018世界大學排名TOP50中，就有港大、科大、中大、城大。相比之下，倫敦也擁有四所，矽谷、紐約、波士頓、北京各有兩所，上海只有一所。

　　港經濟蝶變未發生

　　基於大學資源，董建華當年把香港定位為亞太創新科技中心，為此成立了創新科技委員會，由矽谷的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校長田長霖教授擔任主席，撥款50億港元設立了創新及科技基金，建立了數碼港，并於1999年啟動香港創業板——亞洲版的NAS-DAQ。2002年，董建華在香港科學園揭幕禮上說：「香港經濟需要作出重要的、根本的、深入的和前所未有的轉型。」

　　然而，香港經濟的蝶變并未發生，至今沒有出現類似華為、騰訊、華大、大族、大疆之類的獨角獸。

　　為什麼？原因一，氛圍差，泛政治化蒙蔽了雙眼。

　　發展創新科技是社會各界的共識，世界先進國家和地區無不趨之若鶩。但在香港，一切都泛政治化了。反對派不僅在23條立法、普選等政治問題上較量，在創新科技局的成立上也竭力反對，立法會一再「拉布」，拖了整整三年。

　　此次《跑贏智能時代》白皮書發布會，亦被十幾所大學的「港獨」口號所淹沒，參加此次會議的大學校長也只有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一人。令人擔心，林鄭的美好願望是否又是曇花一現？

　　泛政治化的黑手無處不見。不久前香港一家創新型企業，號稱「貨運版Uber」的物流供應商GOGOV-AN與內地58速運合併，合併后的新公司將成為亞洲最大的同城貨運平台。就這樣一個互補共贏的企業行為卻被一些人攻擊為「染紅」，網上謾罵聲四起，給企業極大壓力。創辦人林凱源對此甚為不滿，「我唔想香港剩係講紅唔紅」。

　　科創生態，需要一個不被「民主」挾持的政府，需要一個不被「政治」綁架的社會。

　　原因二，意識差，温快錢的傳統阻礙創新。

　　在香港，炒樓花賺得快，做金融既來錢又體面。去年香港4個狀元，3個學醫，1個學法。香港有一批世界級富豪，都是房地產起家。

　　目前，香港只有3.6%的成年人從事創業活動，低於美國的8%和內地的18.8%。

　　原因三，研發投入少，經濟轉型不能單靠市場力量推動。

　　政府的技術和資金支持是培育企業自主創新的重要推動力，政府需要適度有為，進行產業投資，努力建立競爭優勢。

　　香港研發投資2001年為71億港元，2013年為156億港元，研發投入強度分別為0.54%和0.73%，只能算是非洲水準。2014年的「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TSSSU)，為6所世界一流大學提供每年最高2400萬港元的資助，一所大學只得400萬港元，比一個議員一年的經費還少。

　　創科局成立之后，提出了180億港元的資金申請計劃，其中80億元用於科學園擴展。今年已啟動一個20億元的「院校中游研發計劃」，將啟動一個20億元的「創新創投資金」。相比之下，今年深圳政府拿出800億元人民幣作為發展引導基金，其中創新創業200億元，新興產業200億元，以此作為槓桿，撬動十倍以上的社會跟隨資金，形成5000億元的資金規模。

　　香港已經蹉跎了20年。未來10年20年，我們能看見香港的「智能時代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嗎？

　　（作者是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福建省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香港泉州同鄉會會長、嘉鴻集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