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的債務問題一直是關注焦點。中國整體宏觀杠杆率較高、上升速度較快是不爭的事實，但無論從國際比較還是中國國情看，判斷一國債務問題還要看發展階段和制度體系、經濟結構等。對中國來說，近年來債務和杠杆率上升的大背景是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城鎮化建設取得顯著成績。城鎮人口增加，城市數量和建制鎮數量都有明顯增多，初步形成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多個城市群，城鎮化率也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6年的57.35%。過去5年，城鎮化率年均提高一點二個百分點，八千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

　　現有研究表明，無論從工業革命以來歐美經驗還是發展中國家近年經曆觀察，城鎮化與經濟增長如影隨形。有研究測算，一國城鎮化率與人均GDP之間的相關系數達到0.85。以地理空間上的人口和產業集聚為表現的城鎮化過程，有利於擴大內需、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增加就業機會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從而極大釋放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但與城鎮化相對應的是債務比率(債務總量/GDP)迅速上升。BIS(國際清算銀行)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總體債務率自2008年以來迅速上升，從142%上升至2016年末的257%，但略低於發達國家平均值，與歐元區、英國、美國大體相當。

　　從國際經驗看，處於經濟高速發展與城鎮化快速推進的國家或地區，其債務水平通常呈擴張態勢。首先，城鎮化水平提高，對交通、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不斷上升。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會對財政形成較大壓力，並且這些財政支出具有剛性。其次，處於擴張階段的企業對資金需求量巨大，尤其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債務融資是企業重要選擇。最後，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超前消費理念普及及科技進步等因素，會推動居民消費信貸規模不斷增加。

　　城鎮化發展並非意味債務水平持續上升。有研究對124個國家1983年至2012年的數據實證分析，發現城鎮化和金融杠杆之間呈現出顯著的倒“U”型關系，即隨著城鎮化率的上升，金融杠杆水平會先上升後下降，而經濟增速也會隨之放緩。具體而言，當城鎮化率達到56%至63%時，私人部門信貸/GDP可能出現拐點;當城鎮化率達到60%至63%時，總體債務率可能出現拐點。根據最近5年中國城鎮化率年均增速推算，預計中國金融杠杆水平很可能在2019年至2021年進入拐點區域。

　　分部門看，我國企業部門占GDP的比例較高。但正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日前在G30國際銀行業研討會中所稱，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地方政府通過各種融資平台借款，形成了較多債務，這在統計上體現為企業部門債務，會導致企業部門債務高估。如果將這部分統計為政府債務，企業部門債務會大幅下降，政府債務相應上升，這種債務結構更加平衡。因此，看待中國杠杆率，不僅要看國有企業等企業部門債務和銀行信貸問題，還應重視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而後者與推動城鎮化進程有關。

　　與發達國家舉債用於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支出，主要用於消費、沒有現金流不同，中國政府債務資金更多用於基礎設施等各類公共投資，大多形成能產生現金流且可變現的優質資產，當出現本息償付困難時，政府可出售部分資產。

　　中國社科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課題組發布的《中國政府資產負債表(2017)》顯示，在中國政府總資產中，即使考慮社保基金缺口，政府總資產完全能夠覆蓋總負債，且還有較大空間。2010年至2015年，中國政府總資產規模達到百萬億元以上水平，2015年超過125萬億元，與當年GDP之比超過180%;平均來看，中國政府總資產大致1.8倍於當年GDP，體現政府資產長期穩定的發展趨勢。對企業部門來說，隨著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措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當前企業效益呈好轉態勢，利潤增速保持較高水平，杠杆率呈穩中有降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