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珍貴書畫文物展出應接不暇。九月至十二月，故宮博物院的“千里江山——歷代青綠山水畫特展”展出了“傳世巨作”《千里江山圖》和《江山秋色圖》，吸引大量游客到此一睹“尊容”。
殊不知，同一時間段，台北故宮也上演了一場視覺盛宴：“國寶的形成——書畫菁華特展”。這是台北故宮的年度大展，在此次特展上，東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唐人《宮樂圖》、北宋徽宗《穠芳帖》、大理張勝溫《畫梵像》等台北故宮“壓箱底”的文物紛紛亮相。一南一北，兩大博物院向人們展示了中國古代書畫的最高水平。
前段時間，本報介紹了故宮博物院展出的青綠山水代表之作《千里江山圖》的“身世之謎”。本期，我們带領讀者一起，感受台北故宮所展出的頂級文物的獨特魅力，看看這些“國寶”背後，有着怎樣的傳奇經歷和獨特魅力。
1.限展書畫展出後或十年不展
台北故宮這次大展名為“國寶的形成”，其核心主題就是文物分級。中國自古就有“國寶”這一概念，戰國時《荀子》有云：“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可見國寶一開始指的是人。到了西晉時，國寶成了文物的代名詞，杜預有言：“國寶，謂甗(一種青銅器)磬”，可見那時候已經有古董的概念了，但由于紙張尚未普及，那時還不會把書畫當寶貝。到了唐代，書畫也成了“國寶”，張懷瓘是這麼評價王羲之書法的：“但得成篇，即為國寶，不可計以字數。”
自唐宋以來，書畫以其獨特的藝術表現力和記錄功能，一直是中國文物收藏的核心部分。宋代有徽宗趙佶，元代有大長公主祥哥剌吉，明代有項子京，都是名垂千古的書畫收藏家。到了清代，乾隆嘉慶兩代皇帝傾皇家之力收集古今書畫，編成《石渠寶笈》和《秘殿珠林》，奠定了如今故宮、台北故宮以及中國各大博物館古代書畫收藏的基礎。《石渠寶笈》里就已經有了文物分級的概念，比如它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列為上等，而台北故宮此次特展上期展出的宋人《秋塘雙雁》卻被列為次等。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清代書畫研究水平的局限性，經過近百年來學者的努力，有些原本列為上等的書畫被發現其實是偽作，一些被列為次等的書畫被發現是絕世珍寶，所以，現在大陸和台灣分別建立了新的文物分級系統。大陸的文物分級系統分為一級、二級、三級，有些極其珍貴的一級文物還會被要求不得出境展覽，比如《清明上河圖》、《千里江山圖》等37件書畫名作就不得出境展出。台灣的頂級文物則分為“國寶”和重要古物，另外台北故宮還有70件限制展出的書畫，屬于“格外珍貴”的文物。
就筆者觀察來看，台灣的“國寶級”文物和大陸的一級文物水平相當。台北故宮的限展書畫都是明代以前的作品，有三個標准：名家真跡、藝術水平出色以及亟待保護，滿足一個就行。台灣限展書畫的級別與大陸限制出境展出的一級文物類似，不過大陸限制出境的書畫標准要更高，要求是元代以前的名家名作，所以這類書畫在數量上少之又少，但在質量上卻是價值連城。筆者數了一下，發現台北故宮70件限展書畫里只有二十多件能到達大陸限制出境展出那一類文物的標准。當然，總體而言，這些文物都是頂級的瑰寶，隨便拿出一件就能在拍賣會上創紀錄。
此次台北故宮的特展一共有45件書畫作品，其中34件是國寶級的，甚至還有20件限展書畫，頗有些“炫家底”的意思。高古書畫是有機物，加之年深日久，對于光照、濕度等要求都很高，不適合長期展覽，所以展覽分上下兩期，將頂級的晉唐宋元書畫分期展出，時間各為一個半月。本次特展的上期有很多藝術史上的名作，如東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唐人《宮樂圖》、北宋文同《墨竹圖》、北宋徽宗《穠芳帖》、大理張勝溫《畫梵像》等，都是台北故宮壓箱底的寶物。這些限展書畫在展出之後，至少要入庫休息三年，十年不展也屬正常，所以機會非常難得。
2.《快雪時晴帖》被歷代皇宮收藏
特展都要有主打，這次“國寶的形成”特展主打的就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天字第一號寶物：東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這是一封書信，內容是書聖王羲之在雪後晴天寫給朋友的問候，因里面有“快雪時晴”四字行楷而得名。《快雪時晴帖》里行楷比較多，最後還有“山陰張侯”四個略带隸意的行楷，並非常見的書聖筆法，有人認為這是南北朝時期人的觀摩題款(觀款)。筆者認為，上古觀款字都很小，這麼大的行楷應該是書信封面，按理說和內容應該是一個人寫的才對。王羲之書法有很多面貌，如果用遼寧省博物館藏王羲之一門《萬歲通天帖》的字體來對比的話，《快雪時晴帖》的這幾個字應該就是王羲之寫的。王羲之的楷書非常罕見，古人說王羲之草書十行相當于行書一個字，行書十行相當于楷書一個字，《快雪時晴帖》里這麼多行楷，確實是彌足珍貴了。
其實王羲之的真跡已經不存于世了，《快雪時晴帖》是唐代的雙鉤摹本，也就是復制品。但唐代的摹本也是非常厲害了，和今天影印出來的效果差不太多。古人的做法是晴天在黑暗的屋子里，把書法真跡貼在窗戶上，用一張薄紙蒙住，這樣書法筆跡在強光下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後用描邊的方法將字跡復制下來，再一點點地填墨。好的摹本，連真跡上的墨痕濃淡，乃至于毛筆的飛白，全部都能摹下來，和手寫的一樣。這是唐代獨有的復制技術，宋代以後用刻本復印，資料傳播更廣，但是再也無法做到唐代那樣和真跡幾乎一樣的效果了。
《快雪時晴帖》是很優質的唐摹本，能看到作者運筆的過程，上面好幾個字看起來都是毛筆墨干了寫出來的飛白，只有把高清圖放大了才能發現描邊的痕跡，古人沒有放大鏡看不出來，就以為是真跡了。《快雪時晴帖》歷代流傳有序，最早的收藏印來自唐初的書法家褚遂良，距今快一千四百年了。
古人收藏字畫，往往喜歡蓋印和題字，但是也經常會被後代裁掉，史書記載北宋書法家米芾曾在《快雪時晴帖》後面題寫跋文，可惜現在已經看不到了，褚遂良的印由于是蓋在書法的核心部分，無法裁掉，這才能留存下來。
通過對印章的研究，我們知道這個帖子是歷朝珍重的寶物，進過南宋皇宮和元代皇宮，還曾經被很多權臣收藏。元仁宗對《快雪時晴帖》非常欣賞，認為是書聖真跡，當時官居一品的大書法家趙孟頫奉旨題跋，說這是“歷代寶藏”，“今乃得見真跡，臣不勝欣幸之至”。這段跋文是在皇上面前評論書聖墨跡，所以寫得格外認真，堪稱是趙孟頫楷書代表作。後來趙孟頫對《快雪時晴帖》念念不忘，親題“快雪時晴”四個大字，贈予“元四家”之首黃公望。黃公望很認真地在趙孟頫題字後面畫了一幅《快雪時晴圖》長卷，現在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名寶。
3.乾隆為《快雪時晴帖》題跋七十多處
《快雪時晴帖》于康熙十八年(1679)進入清宮，後來成為乾隆皇帝的頭號收藏。古代皇帝經常要批改大量奏章，楷書一個字一個字寫着累，草書又怕信息傳遞會出現差錯，所以行楷是最合適的字體，乾隆看到書聖的行楷，而且是歷朝公認的真跡，一下子就愛上了，日夜揣摩苦練，終于照着“快雪時晴”四個字練出一手乾隆禦筆，然後到處去題字。以前人對乾隆書法評價不高，這其實多少有點“看膩了”的成分在里面，幾乎出名的古字畫上都有乾隆禦筆題詩，只不過因為乾隆的詩不算太好，所以他的字也跟着“不甚高雅”。實際上乾隆字寫得很工整，他善于在一小塊地方整整齊齊的寫上一大堆字，只不過他的模仿對象只是幾個字，字體缺乏變化，稱不上書法家，但在歷代皇帝里算是寫得還不錯的。
乾隆皇帝最喜歡《快雪時晴帖》，奉其為天下第一寶物，那自然少不了題跋。五十年間，他寫的題跋有七十多處，其中還有很多詠雪詩，後人根據這些題跋，甚至能摸索出乾隆一生的宮廷生活和治國心態來，可見內容之豐富。
乾隆不光題字，還要畫畫，他發現《快雪時晴帖》後面有一張宋代繭紙，光潤可愛，于是模仿元代畫家錢選的筆意，在上面畫了一幅《王羲之觀鵝圖》。畫上面有一顆宋代的倒印，是南宋丞相韓侘胄的，估計原來是正的，乾隆為了方便畫畫構圖，把印倒了過來。筆者看這個圖畫得不錯，遠遠超過乾隆自己的水平，應該是找人代筆畫的。
從現代收藏的角度來看，乾隆在古代書畫上到處題字蓋章，頗為“不堪入目”。但就古代社會而言，這些書畫都是乾隆皇帝的私藏，他願意如何處置都是他的自由。另外，古人收藏書畫，題字蓋章隨着時代推移會越來越多，大量前人的題跋和印章都會被後人裁掉。如果題跋和印章少了，自己的名字或許根本無法流傳下去，所以，明代項子京曾在唐代懷素《自敘帖》上蓋了七十多方印，他算是乾隆的先行者了。
今人看東西和古人看東西是有區別的，《快雪時晴帖》雖被歷朝歷代奉為書聖真跡的至寶，但現在通過研究得知，這非但不是書聖真跡，甚至可能連真跡的摹本都不是。《快雪時晴帖》上有兩個小字“君倩”，是南朝時鑒帖人或摹帖人寫下的，唐代給一起摹了下來。而且通過和其他王羲之書法摹本的比對，《快雪時晴帖》里有幾個字寫得不好，結構上中宮不緊，筆畫上缺乏變化，而且有幾個字的筆畫看起來像是南朝晚期的風格，所以《快雪時晴帖》的底本應該是南朝的復制品，唐代摹本雖然質量很高，但是底本已經丟失了一些王羲之本來的神韻了。有鑒于此，近幾年，不少現代學者認為《快雪時晴帖》不是那麼重要的作品，而且認為這個摹本水平不高，至于王羲之楷書難得之類的說法，更少有人再提起。相反，這次台北故宮特展下半期展出的唐摹王羲之草書《遠宦帖》得到了更高的評價，現代學者認為它展現了晉人書法特點，筆法精妙。
不過筆者認為，《快雪時晴帖》畢竟是一千四百年間流傳有序的文物，它長期被當做人間至寶，是中國古代文物收藏和文化傳承的象征，這本身就代表了無與倫比的價值。而且古人的審美本身也是一種文化，連米芾和趙孟頫這樣的書法宗师都對《快雪時晴帖》里的行楷贊歎不已，我們今人是否也應該對它懷有更多一點的敬意呢?
4.被古人低估的《秋塘雙雁》
我們現在的研究水平高于古人，一些自古流傳的真跡被發現並非真跡，而一些過去評價不高的，現在也許會被重新評價。“國寶的形成”特展上半期的限展作品《秋塘雙雁》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秋塘雙雁》是一幅大畫，畫心高170厘米，寬167厘米，畫面上有一公一母兩只鵝(古人雁和鵝是不分的)在郊野的池塘里，此時荷葉已經枯萎，香蒲的花期也過了，是一片深秋的景象。這幅畫是左右兩幅畫拼在一起的，作者是同一個人，本來可能是屏風或者是一對掛軸。
《秋塘雙雁》原來被認為是比較普通的作品，因為上面沒有款識和題字，只有一方不知來自何人的殘印，整體上屬于來路不明。而且自明代董其昌以後，中國繪畫一直推崇文人畫而輕視工筆花鳥，導致這種題材的古畫不受重視。《秋塘雙雁》在清代《石渠寶笈》里被列為次等，不那麼重要。這幅古畫到了台灣後，最初也不被重視。後來研究人員發現，有兩幅名畫和《秋塘雙雁》很像：北宋徽宗的《紅蓼白鵝》和《秋塘雙雁》上的母鵝畫的一樣;北宋崔白的《蘆花義愛》和《秋塘雙雁》上的公鵝畫的一樣。台灣學者研究了三幅畫之間的關系，最後發現兩幅號稱北宋名家的作品都是明代的偽作，它們都是在模仿《秋塘雙雁》。
現在我們知道，《秋塘雙雁》是北宋徽宗時畫體花鳥畫中的精品。畫家在畫面上展現了深厚的功力，兩只大鵝的尺寸和真鵝一樣，比例准確，鵝身上的羽毛一根根條理分明，母鵝回首導致胸前的羽毛都張開了，看上去和拍照片沒啥區別。
宋人注重“格物致知”，對事物觀察細致入微，畫動物是按照動物學的要求來的，這一點後世的畫家無法做到。《秋塘雙雁》中，左邊畫面里的母鵝躲在一叢植物後面梳理羽毛，這是非常不好畫的，但畫家偏要這麼畫，分明就是炫技。水面上的荷葉在入秋之後已經枯萎碎裂了，畫家連破碎殘葉的沫沫都畫得清清楚楚，這是北宋院體畫特有的一絲不苟——因為是給皇上畫的，所以馬虎不得。這幅畫尺寸巨大，年代高古，畫工又如此精湛，是稀世珍寶。盡管這幅畫沒有畫家姓名，但還是于1992年被台北故宮列入了限展文物，這也代表了現代研究者對古人藝術成就的重新認識和肯定。
人類的知識是不斷進步的，任何研究都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很多原來的觀點會被推翻，然後又被再推翻。這並非是不靠譜的表現，而是一種進步。中國的高古書畫，也就是晉唐宋元的書畫作品，從來就是一筆糊塗賬，因為歷代都在摹拓前朝的名作，然後還有各種偽作。甚至連真跡也會被不斷改動，有各種修補裁切，還有後代的重描。所以目前對高古畫的研究還在不斷摸索中，不知何時就可能會推翻原來的認識。
5.《宮樂圖》的年代說法不一
這次特展上有一幅著名的作品叫唐人《宮樂圖》，畫面上是一群唐代宮廷里的胖姑娘在喝茶奏樂。清代人看畫面上人物胖胖的好似蒙古人，最初認定這幅畫為元代宮廷畫。台北故宮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現這幅畫上風貌物件都是唐代的，于是重新定為唐人《宮樂圖》。
筆者第一次看到這幅畫的時候，能感到唐代的氣息撲面而來。畫面上人物的妝容非常符合唐代元和時期的風貌，額頭、鼻梁、下巴三處塗白，這叫“三白法”。有些人的發髻歪向一邊，這是唐代流行的“墜馬髻”。一個奏樂者橫抱的四弦曲頸琵琶，和日本奈良正倉院的琵琶在細節上高度相似，奏樂者用撥子彈奏，也是唐代的奏樂方式。還有圖上的家具和桌上的餐具，也都像極了日本正倉院的器物，絕非宋代以後的東西。
這幅畫的風格也和後代不同，作者似乎完全不懂比例。我們看一個東西，總是近大遠小，而畫上的桌子居然是近小遠大。這是一種古老的繪畫視角，屬于散點透視，觀畫者有全視角能力，上下左右都能看清楚，桌子上的東西能全部看到，桌子下面的狗和蚊子也能看到。桌子對面有一個頭戴花冠的女子，地位應該比較高，從她的視角看，就是桌子對面會更大。總之這種畫法在重視寫生的宋代是不會出現的，很多專家認為這幅畫就是唐代的原作，筆者也贊同這種說法。
然而現在研究越來越深入，通過對畫面材質和筆法的對比，一些專家提出了新的觀點，認為這幅畫是北宋的摹本。底本是唐代的沒錯，摹者很認真，畫得和原作幾乎一模一樣，只是在細節上略有不足而已。筆者認為這些說法也有一定道理，也許這幅畫過幾年就要改成“北宋摹唐人《宮樂圖》”了。
6.《畫梵像》極具唐風
當然了，並不是每件作品的年代都會有爭議，有很多高古書畫沒有爭議，但一樣值得深入研究，比如這次特展上半期的限展作品：南宋時期大理國張勝溫的《畫梵像》。
大理國(937-1254)是中國云南地區的一個政權，在歷史上資料極少，這幅《畫梵像》是張勝溫給大理皇帝段智興(就是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里的南帝一燈大师)畫的，繪制于1172-1175年間，卷長16米有余，上面畫了皇帝禮佛圖和無數佛菩薩畫像，內容豐富，工藝精湛，堪稱煌煌巨制。《畫梵像》如果放在大陸，肯定也是限制出境展出的文物。
由于《畫梵像》實在太長，台北故宮里最長的展櫃也放不下，所以只好從後面題跋展起，到前面的十六羅漢為止，最前面的皇帝禮佛圖看不到，很是可惜。那幅禮佛圖上人物衣飾華麗，段智興穿着大理國特有的皇冠龍袍，是珍貴的歷史資料。禮佛圖上題有“利貞皇帝白票(大理語言中發音類似漢語的biào)信畫”，利貞皇帝就是段智興，白票信是大理語言里的“陛下”，這說明此畫是大理皇帝段智興的禦筆畫。不過也有說法認為，該畫畫工精細，有可能是職業畫师所畫，皇帝做了點上色之類的工作，然後作者就成了皇帝。
《畫梵像》本來是冊頁，共有129頁佛菩薩圖，多數是一個佛菩薩一頁，後來改裝成了卷軸，展開來華麗無比。佛教的神佛菩薩有一套復雜的系統，而且不同宗派會衍生出不同的佛菩薩，極為難認，幸好有些畫面上有標題，能明確地知道畫的是誰。筆者看到很多沒見過的菩薩，如“建國觀世音”、“易長觀世音”、“大安藥叉神”之類，都是大理獨有的。有一個“真身觀世音”是大理國特有的阿嵯耶觀音，在云南出土的大理觀音像多數就是這位。
《畫梵像》保留了很多唐代傳統，這是非常難得的。筆者曾經在日本見過公元九世紀的如意輪觀音像，精美異常，看着很像唐代作品，只是中國找不到可以對比的東西，這次在《畫梵像》上也看到了如意輪觀音，和日本的一模一樣，可見都是從唐朝傳播出去的。有些唐代的傳統在大理也有變化，筆者在《畫梵像》的後段發現了密宗的五大明王像，畫的十分精彩，但似乎和日本傳承的唐代密宗明王有區別。總之，《畫梵像》是一件極具價值的作品，它里面還有太多的謎團，需要學者不斷地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