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香港罗湖火车站上的回乡旅客和行李。

1960年代的香港罗湖火车站，英段上新建的有盖边防通道。

　　今日香港，若要返回內地，是可以取道多個陸路口岸、水路的港口、又或機場的口岸，是有多元的選擇。而選擇經由九廣鐵路的「東鐵線」列車到羅湖口岸出境，仍然是大多數旅客或市民認為是方便之門。如要到穗、滬、京或廣九鐵路的沿途城市，更可以乘搭貫通城際的直通車。無論你是使用羅湖橋的行人橋過境，抑是坐享直通車不停深港邊界線「羅湖橋」之便捷，你有否回眸憶記邊境羅湖橋的百年滄桑變遷呢?

　　解放初期邊境政策嚴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之后，英國是最早於1950年1月6日承認新中國政權的西方國家。英國人是基於中國解放后的英國在華商業利益，以及維持對香港殖民地管治的利益之最大取向。雖然英國人最早表態承認新中國，但由於解放初期的中、英兩國的政治存在分歧，及后隨着韓戰的爆發，中英關系實際上存在很大的嫌隙，更使港英政府的管治上面對嚴峻的情况，尤其於解放初期，采取收緊內地人入境香港的政策。而中國的新生政權亦基於防止間諜、特務滲透內地，也實施了嚴限由香港進入內地的政策。

　　解放初期的50年代，港英當局有感於龐大數目的內地人涌入港境造成混亂，并產生對人口膨脹、治安、食水、住屋、衛生等承受壓力，遂於1950年推出多項限制內地人自由入境的政策，如於5月1日起規定內地人來港，必須持有中國政府簽發的《旅行證明書》。於5月15日起規定內地人來港，必須事先向香港移民局申請得許可證。港英政府再於1951年5月25日起，實行新界邊界地區宵禁。於6月15日起，根據《邊境禁區命令》實施封鎖新界北部的邊境地區，進入或逗留於邊境禁區者，必須向警方申領通行證。

1970年代，文革后期的解放军边防人员在罗湖口岸执勤，背景有一群外国的游客。林建强供图

　　文革時期羅湖關過境客稀

　　由於內地居民偷渡前往香港的人數暴漲，港英政府於1955年3月5日起，對由內地來港人士實施「平衡出入方法」的限制措施，就是要求每日經由深圳入境的人數，必須與每日經羅湖離開香港的人數相等，保持平衡的數目，而有關使用香港身份證往來兩地的人士并不計算在「方法」之內。

　　「平衡方法」限制措施引致廣東居民及僑眷入境香港的人數驟然下降，每天僅有約50人能夠入境來港，因而造成大批前去香港的旅客不能過關，造成大批旅客滯留在深圳的問題，對粵港交通引起不良影響，尤其廣九鐵路引起人流的混亂。深圳當局為了解決滯留在羅湖口岸的赴港旅客，更要臨時騰空深圳文化宮來安置旅客的住宿。當時，中國政府對港英當局推出的「平衡方法」限制措施，視為不友好的行為和無理行動，提出譴責和抗議。

　　文化大革命於1966年展開以來，在特殊的政治氣氛影響之下，中英關系結冰，而粵港關系亦處於低潮。文革初期，從香港到內地的旅客可說是絕無僅有，十分稀疏。文革初期只有在港的左派機構、團體、工會人士或學校師生，方獲內地准予入境。當時，有香港人將過關進入深圳形容為「心震」，因為會遇到深圳邊防人員嚴密的審查，直到70年代初期，氣氛開始寬松。

上世紀70年代，羅湖火车站英段的过境回乡旅客人潮。

　　中英關系破冰直通車復駛

　　回望上世紀50、60及70年代，在東西方對峙又或在冷戰時期，深圳的羅湖橋邊境關口，曾一度扮演新成立的共和國為驅逐、釋放西方國家的戰犯、間諜或傳教士的特殊門關。

　　隨着中英兩國於1972年正式建交之后，兩國在關系正常化氛圍之下開始破冰之旅。為了應付與日俱增的往來深港旅客，港督麥理浩決定擴建羅湖火車站。而港督麥理浩於1979年3月進行歷史性訪華之行，更於行程中的4月，乘坐中斷30年的廣九鐵路直通車回來香港，恢復了來往廣州和香港的廣九直通火車的行駛。

　　中國自1979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推展以來，往來深港的旅客人數節節上升。暖和的春風不斷吹拂着大地，於1983年更開放了廣東的「香港游」政策，從此逐步打開了開放的國門。(全文完)

　　作者簡介

　　林建強，刑事司法理學士，湖北警官學院客座教授。退役香港警察偵緝警署警長，從事刑事偵緝工作な多年，曾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警察榮譽獎章勋獎。學術方面以警察史、犯罪學、幫會等研究方向。亦為歷史文物收藏家，曾獲「全國十大警史文物收藏名家」名銜。編著出版《中國禁毒文物》圖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