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在北京辦講座，碰到一對三十多歲的夫婦，兩人分別是大網站和出版社的普通編輯，開著一輛寶馬X1，顏色並不好看，據說是特價產品。他們開車送我，在四環路上塞了一個多小時車。

　　從聊天中得知，他們多年前在北京四環外買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當年一百多萬，現在值八九百萬，可是他們卻說毫無意義，只有一套房，賣了也買不起新的，每天上下班在路上至少要花三個多小時。看得出，他們在北京生活壓力很大，牢騷很多。

　　於是我就問：“你們都是武漢人，為什么不到武漢找類似的工作呢?房子賣了八百萬，到武漢兩三百萬就可以買到更大的房子，餘下的雖說不能坐吃山空，但至少可以大大減輕生活壓力，也許還可以環遊世界，不會整天塞車在霧霾路上……為什么不逃離北京呢?”

　　他們沉默了好一會兒。

　　男的說：“我們也想過，也有實際可能，但總覺得哪裏不對勁，或者說不甘心。”女的問：“許老師，設身處地地想，你會離開北京嗎?全家，而且可能是永遠的離開?”，一下子把我也問倒了。

　　北上廣，在中國已經是一個符號和一個象征了。房價飛漲，生活艱難，但又極具吸引力。有人為了進入北上廣，不惜一切;有人卻又生出念頭，想逃離北上廣。

　　塞車的大把時間裏，我跟他們一條一條地仔細分析。

　　首先，你們的生活目標到底是城市，還是工作?是戶口，還是專業?

　　幾十年前問這個問題真是太奢侈了。1966年6月13日全國停課鬧文革的時候，中國有大學生五十四萬、中學生一千多萬、小學生一億多，全部停課。這三個數字構成了一個三角形，一個中國知識人口的金字塔。除非是被迫或是思想覺悟特別高的人主動去邊疆，否則正常的北京人、上海人是不會離開的。為了專業需求放棄大城市的人極少，因為有專業需求的大學生總數就極少。

　　今天不同了，小學生還是一億多，可是初中、高中生各有兩三千萬，在校大學生也是兩千多萬。如果說，五十年前中國的知識人口是一個金字塔，那今天就是阿波羅神廟上的柱子，下面略寬，上面幾乎一樣粗，這樣才有機會再談知識人口的結構變化、對全民文化需求以及思想意識形態的影響。

　　回到北上廣話題。這說明幾千萬大學畢業生，現在有選職業還是選地方的權利了。有數據表明， 2012年，北大有七成的本科生和四成的研究生選擇京外就業。到2015年，清華畢業生京外就業率已經連續三年突破50%。北大、清華的畢業生如果自願降低專業要求，隨便在北京找個工作是很輕松的;選擇京外就業，說明他們的職業考慮大於城市的考慮。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健康的方向。

　　在美國，大學生、研究生很少有把在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生活作為人生最高目標的，如果在二、三線城市有一個機會(美國沒有二、三線城市的說法，姑且用之)，薪酬多30%-50%，他們多半會轉工跳槽了，不光是為了錢，薪酬代表職位，代表你受重用、有前途。

　　這種情況跟美國各城市之間生活方式接近、物質差距不那么大有關。如果一批老同學見面，一個在達拉斯年薪十五萬，一個在紐約年薪十萬，當然前者更自豪。而假如這種情況發生在中國呢，一個在武漢掙一萬五，一個在北京掙一萬，大家會怎么看?他們自己又會怎么看呢?

　　這不單是北京、上海的問題，台灣、香港的大學生們，迄今為止大部分都從未想象過要到別處去謀生(別處不是指巴黎、紐約)。因此，台灣大學畢業生起薪點22K台幣已經炒了很久了，22K台幣相當於五千多人民幣，相當於北上廣一個出租車司機的工資，可是台灣的總體生活水准更高。同樣，香港大學生面臨外來人才的競爭，找不到出路，前途堪憂。

　　如果以專業優先來選擇城市，不同專業就有不同的選擇。

　　如果是在大學教書或者做研究，那么城市不重要，大學才重要。美國很多一流大學都不在“北上廣”級城市，普林斯頓、斯坦福都是獨立的小鎮。芝加哥大學雖然在大城市，卻靠近城南的貧民窟，絕非適合居住之地，但是人們只追求專業，不在乎環境。中國的問題是好大學集中在北上廣，北上廣壓力大，選專業、選城市成了一回事。

　　從事新技術，高科技領域呢?

　　矽穀在加州中部小城，穀歌、波音在華盛頓州西雅圖。而在中國，你要做IT，要到高層的研究機構，就要到北京中關村，各大門戶網站也都集合在中關村。我開玩笑，要是那裏一停電，中國的文化中心馬上休息，這是科技產業布局上的“北上廣”。難怪這么塞車，城市化道路不可承受之重。

　　也有些專業人士必去波士頓、紐約的，比如藝術、建築領域。學電影的必須去洛杉磯。想做官的倒無所謂，在美國哪裏拿到選票哪裏就好。在中國也是，要上升，先下到地方去鍛煉。

　　隨著社會的發展，能逃離北上廣是一種奢侈，一種權利。

　　如果說主動離城的是精英，那么努力進城的又是怎樣的人口呢?上海目前總人口2415萬，其中外來人口983萬，占三分之一以上。有統計表明，外來人口的就業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做本地人不願意做的事，另一類是做本地人做不了的事。

　　上海的服務業77%靠外來勞動力，建築業74%，住宿餐飲74%，批發零售62%，制造業61%——說通俗一點，如果不考慮專業，想進北上廣的人口處在社會生產鏈的較低端。對他們來說，城市競爭天生就不公平：沒有戶口，小孩讀書成問題，沒有原來的公家分配房子等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而且現在限制越來越多，進北上廣的門檻越來越高。

　　所以，這么多人想進來，我們怎么舍得走呢?這對夫妻雖然沒有明說，我卻聽出了他們的意思。在中國人看來，大家搶著要的東西總是好東西。

　　有篇文章述說北上廣新白領們的憂慮和心理優越感。心理優越是外部壓力帶來的，奪回控制感的需求，認為自己經過多年的殘酷競爭，爭得了相對光鮮的位置，今天能活在北上廣，說明自己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

　　身為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有時候也懷舊，懷念家鄉，但還是相信北上廣的社會階層更平等些，女性平權更普遍些，子女前途更光明些。有些生活習慣、生活理念，對於社會新的遊戲規則的追求，都構成了他們無法從北上廣逃走的理由。

　　所有這些都不能說是沒有道理的，我對那對夫妻說，你們都是大學生，有專業選擇的能力，也有經濟上的支撐。男方在大的門戶網站就職，或許在北京更有發展，可是現在很多地方的出版社都不錯。女編輯問，比方說呢?我說，廣西師大出版社就做得很好。可是“理想國”也是在北京啊，她這樣回答。

　　全民迷戀北上廣，只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一個過程，而不是中國城市化的目的和理想。

　　本文選自 許子東《書生之見：子東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