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法治的细节︱未知死，焉知生——一个关于安乐死的提问

　　母亲身患重病，瘫痪在床，女儿女婿打工赚钱，为母治病，终日端茶喂饭、洗脚擦身。母亲实在无法忍受疾病的折磨，一次一次哀求家人帮忙购买毒药，让她尽快解脱。终于，女婿买来了毒药，女儿女婿和老伴眼睁睁地看着她服下毒药，数个小时后，她离开了人世。

　　这起令人唏嘘不已的案件发生在浙江台州，6月1日，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女婿、老伴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判处女儿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这个判决算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中非常宽宥的处理了。

　　该案涉及安乐死这个让人无比沉重的话题。

　　一般说来，安乐死可以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前者是采用积极的措施加速患者的死亡进程，如给患者注射或服用剧毒药品、麻醉药物让其迅速死亡;而后者则是通过停止、放弃治疗，让患者自然死亡。包括我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于消极安乐死都持容忍态度，但对积极安乐死则认为属于犯罪。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积极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2001年4月1日，荷兰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分别以104票赞同、40票反对和46票赞同、4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法案。紧随其后的是邻邦比利时，2002年5月，该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当然，两国对于安乐死的条件有严格的限制。荷兰法律要求安乐死只能对12周岁以上的人实施，而且必须符合“合理关怀标准”(Due Care Criteria )，否则其行为还是构成刑法中所规定的受嘱托自杀罪，最高刑为12年监禁。

　　这个标准共有六个要点。第一、患者必须经过深思熟虑的审慎考虑;第二、医院方经过确诊认为患者的病情没有治愈的可能，而其本人正经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第三、医院方必须如实地向患者本人告知病情的现状及前景。第四、医院方已经与患者一致认为，除了“安乐死”，别无他法，解脱病人的痛苦。第五、负责治疗的医生就上述4点出具书面意见书，并同时要得到另外一位独立医生的支持。第六、医院方必须保证对患者实施正当合理的“安乐死”方式(Bert P. Dorenbos, The Dutch Euthanasia Law, Public Justice Report, Vol. 25, No. 3, 2002)。

　　其他国家对安乐死的态度则颇为保守，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法律明确禁止积极安乐死，并对实施者处以重刑。相比而言，美国的态度更为保守，虽然美国大多数州都承认了消极安乐死，但相当多的民众和政要甚至认为这也不能接受。

　　“王明成案”

　　我国的立场与大多数国家相同，消极安乐死不构成犯罪，但对积极安乐死，主流的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从来都认为这属于故意杀人，只是在量刑时可以从轻。

　　率先对法律提出挑战的是王明成及医生蒲连升。1986年6月23日，陕西汉中市的夏素文因肝硬化腹水病情恶化，神志不清，被儿子王明成送到汉中市传染病医院救治。因不忍看到母亲生不如死的痛苦，王明成跪地向蒲连升求情，希望对母亲实施安乐死，蒲连升最终开具了处方，并让王明成在处方上签字。随后，他同另一位医生分别给患者用了若干毫克的“冬眠灵”注射药。1986年6月29日凌晨，患者夏素文死亡。

　　后王明成和蒲连升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起诉，1991年5月6日，一审法院判决两人无罪，但检察机关提起抗诉，1992年6月25日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法院虽然判处两人无罪，但巧妙地回避了安类死这个问题。因为“冬眠灵”是慎用品，而非忌用品，其致死量是800毫克，但蒲医生给患者只用了87.5毫克。法院最后认为，医生的行为不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夏素文的直接死因是肝性脑病、严重肝肾功能衰竭，不排除褥疮感染等原因，也就是说蒲医生对夏文素实施的并非真正的安乐死。如果药物是患者致死的直接原因，法院就无法回避了。

　　王明成被释放之后，患上了胃癌，他多次希望能有人对他实施“安乐死”，但均遭拒绝。2003年8月3日凌晨，王明成在极度的病痛中停止了呼吸。

　　生存，还是死亡，这个哈姆雷特式的诘问，在安乐死中被追问到了极致。

　　“安乐死”之争

　　今天，人们讨论安乐死有关问题的时候，往往拒绝形而上学的道义考量，而倾向从后果角度进行功利主义的考虑。

　　反对安乐死的人士，大多认为救死扶伤是医生神圣职责，延长生命是医生不可推卸的责任，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挽救患者的生命。安乐死不仅不道德，还违背了医学的宗旨，这也将医学固步自封，失去发展的机会。允许安乐死将使得患者至少失去了三个治愈的机会：自然康复的机会、继续治疗恢复的机会、医学发展治愈的机会。

　　他们担心允许安乐死将造成严重的伦理危机，他不仅会使那些居心不良的人利用安乐死来谋害他人，还可能纵容那些不愿照顾亲人的家属放弃对病患的照顾，这将使得家庭成员的互相扶助义务变得越来越冷漠，更有甚至，它还可能会为医疗人员谋私打开方便之门。

　　而赞同安乐死的人却认为，人的生命只有在有质量的状态下才是有意义的，对于濒临死亡的患者，在穷尽一切治疗手段都无效的情况下，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尽量的减少他所承受的痛苦呢?

　　安乐死并非是从生到死的转变，而是在死亡过程中，让人从“痛苦”到“安乐”。这是对患者的人格的尊重，如果不顾患者的意愿，在根本无法治疗的情况下，空谈救死扶伤，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承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和煎熬，这是对患者人格尊严的亵渎，这才是真正的不道德。

　　为了医学进步，而无视患者尊严，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治病良方，这太不人道，更何况，医学的发展并不总是依赖于临床医学，大量的疾病都是在实验室攻破的。在病人无法治愈的情况下，用医疗设备维持他的生命特征，这将浪费大量的医疗经费，反而不利于医学的发展。

　　至于安乐死可能带来的家庭和医生责任问题，赞同者认为这完全可以通过严格的法律条件来加以限制。相反，如果视安乐死为犯罪，那将会出现大量私下的安乐死，这反而会使得问题变得更为恶化。

　　然而，脱离形而上学的功利讨论会陷入无解的困境，并且功利主义所考虑的变量总是有限的，如果出现新的变量，先前的功利计算就要推翻重来。比如赞同者认为允许安乐死可以节约医疗经费，促进医学发展。但是，如果允许安乐死，若医生对安乐死的条件判断失误，是否会引发严重的医患冲突，导致医疗经费成为维稳支出，让医疗经费更加短缺?

　　赞同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谁也无法真正说服谁。在这两种立场之间，其实有一种折衷，这就是尊严死。尊严死是指患者事先以书面形式确认，如果疾病在现有的医疗条件属于无法挽救的，就拒绝没有意义的延长生命的医疗措施，如停止采取呼吸机、人工透析、化学疗法、静脉输血、补给营养液等措施，而让其自然死亡。

　　尊严死与安乐死相似，但又有很大不同。它不同于积极安乐死，尊严死不主动为患者提供致死的手段和方法，它也不是消极的安乐死，它不需要在患者濒临死亡时就可以实施，比消极安乐死的时间有所提前。尊严死的观念最早在美国产生，后来推广到很多国家，在日本现在也很流行。很多人都在“不进行没有意义的延长生命，积极迎接自然死”的文件上签名，在日本尊严死协会的《尊严死宣言》上签名的会员，截至1994年，已近7万人。尊严死并不存在像积极安乐死那么强烈的道德指责，医生没有实施积极的中止生命方式，因此，它和民众的情感以及法律基本没有太多抵触。

　　刑法理论与自由边界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安乐死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帮助自杀，二是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杀人。在帮助自杀的情况下，行为人并不实施故意杀人的实行行为，只是为自杀者提供便利条件;但在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杀人中，行为人则实施了故意杀人的实行行为，只是这种行为是当事人所同意的。

　　积极安乐死一般都属于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杀人行为。但是在许多案件中，两种情况往往混在一起。以台州发生的案件为例，为患者购买毒药是帮助自杀行为，但是当患者中毒，负有救助义务的亲人不予救助在法律上则是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不作为)，只是这种实行行为是被害人所承诺的。

　　现行刑法第232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只有寥寥几字，“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从文字上来看，“故意杀人的”也包括故意杀害本人，因此，自杀至少在文理上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并无问题。但是法律的适用并非冰冷的逻辑推导，它一定要考虑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体悟每个血肉之躯的喜怒哀乐。

　　关于安乐死的法律性质，关键的问题在于人是否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无论是帮助自杀，还是安乐死，不说是助人为乐，也绝非犯罪。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把它们视为犯罪的传统观点就具有合理性。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只有两种进路，一是基于后果的功利论，二是传统的道义论。

　　(1)功利论

　　功利主义认为人类由痛苦和快乐主宰，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然而，这种立场最大的缺陷在于对个体权利和人类尊严的忽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不仅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少数也往往假多数之名，肆意侵犯人权。

　　因此，今天的功利主义大多接受自由主义的修正，这主要拜穆勒所赐。穆勒认为，从长远来看，尊重个体自由会导向最大的人类幸福。

　　根据穆勒的观点，只要行为不妨害他人，法律就不得干涉。穆勒认为，“对于他自己，对于其身体和心灵，个人就是最高的主权者。”根据这种观点，似乎可以推导出自杀是被允许的，因为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但是穆勒显然不同意这种结论，在论及自愿卖身为奴契约的有效性问题上，穆勒告诉我们，“自由原则不允许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而允许一个人让渡自己的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约翰•穆勒：《论自由》，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页123)

　　总之，对于人是否可以处分自己生命，功利主义是模棱两可的。除了少数极端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拥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大多数功利主义者都难以接受这种结论。因此自杀行为不可能与人无涉，如果自杀可以随意为之，它不仅会带给当事人家庭极大的痛苦，也会给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冲击。

　　更为可怕的是，如果根据快乐和痛苦来作为人生的福祉，当痛苦远超快乐，人就有权终止生命。那么，对某些人而言，出生本身就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伤害。人可以选择死亡，但却无法选择出生。如果生来就是智障、残疾，一生凄苦，这种人生值得度过吗?如果不值得度过，那么父母是否构成对子女的侵权呢?尤其当父母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依然生产有缺陷的孩子。长大成人的孩子是否可以起诉父母，国家是否又可以追究父母的不当之举呢?甚至，国家是否可以基于功利主义的而任意终止这些活在痛苦中的生命呢?

　　不要把这看成荒诞的推理。格茨•阿利在《累赘：第三帝国的国民净化》一书中，就揭示了纳粹德国如何根据功利主义哲学，以科学的人道的“安乐死”名义“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1935年到1945年期间，在德国政府的主导下，有近二十万德国人死于这场以安乐死为名义的国家谋杀。除了德国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没有第二个德国国内群体遭受过比这更大规模的屠杀。事实上，这种国家屠杀有着充分的民意基础。

　　托尔维克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早已警告我们：“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在寻求过大的奴役。”没有道义约束的自由往往开启的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

　　传统的道义论并不根据后果进行功利计算，而只考虑行为本身是否正当。如康德所言“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无愧于幸福”。

　　(2)道义论

　　在道义论看来，人类尊严是超越经验的，而非人类理性和逻辑推导的结论。它不是一个可以根据情况随意更改的假设，而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先验本体。康德认为，人是目的，因此不能作为手段对待。谋杀和自杀都把人当成了手段，没有把他的人性当作目的来尊重。如果为了逃避一种痛苦的情形，人就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人就是将自己作为一种解脱痛苦的手段。

　　不同于功利主义的含糊不清，道义论则直截了当地认为人无权处分自己的生命，自杀与谋杀一样都是错误的。

　　对于习惯了快乐、自由、满足这些话语体系的人们而言，道义论的观点很不讨人喜欢。但是，它的合理性显而易见。一方面，道义的限制可以对自由进行合理的约束，防止人们因着无节制的自由走向放纵的毁灭。在道义论看来，穆勒式的自由主义对人性有着过高的估计。但是人性有幽暗的成分，如果缺乏必要的道义约束，人的幽暗会因着自由被无限放大。人们习以为常的认为，人会因着自由选择高尚，但事情往往事与愿违，很多人并不喜欢高尚的事物，往往更喜欢卑下，尤其当人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道义的限制也是对国家威权的约束，防止国家拥有无限的权力。国家并非最高道德权威的化身，相反它要接受传统道义的必要限制。国家不能以任何美好的名义突破道义的底线。在道义论看来，没有限制的个人自由和没有约束的权力专断不过一个硬币的两面。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社会道德约束一旦松弛，每个人都成为一种自由的离子状态，社会秩序大乱，人们也就会甘心献上自己的一切自由，接受权力专断所带来的秩序与安全，自由会彻底地走向它的反面。

　　有许多人非常反感道义论的道德强迫，认为不能以道义之名来强推价值观。但是问题在于，在道义规范所推崇的价值观与无视道义的权力意志之间，哪种更具有强迫性呢?

　　一个科幻故事

　　小说《莱博维茨的赞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核辐射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政府成立了救助机构“绿星”，那些无法挽救的人可以到“绿星”让医生帮助结束生命，从痛苦中“解脱”。科斯医生是“绿星”的负责人，他要求泽而基修士利用修道院来协助他做这项工作。泽而基答应了他，但条件是不能在修道院内实施安乐死。但是科斯医生有着坚定的信念，他认为痛苦是唯一的恶，只要能够减轻痛苦，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冲突于是发生，一个未婚的母亲和她的孩子遭受了无法忍受的核辐射，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在修道院，科斯医生劝这位母亲接受“绿星”的“治疗”。但泽而基却认为必须尽一切的可能阻止她们接受这种治疗。

　　面对这种冲突，有人可能会说，“我认为安乐死是错误的，但我永远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每个人都应自主决定。”

　　故事是这样发展的：年轻的母亲不知该如何决定。一方面，科斯医生不能强迫她们接受治疗;另一方面，她也不确定是否听从泽而基的观点。

　　她该如何选择呢?

　　科斯医生代表功利论，泽而基代表的则是道义论。

　　年轻的母亲决定去“绿星”再去听听科斯医生的建议。但泽而基认为她们面临着生命的危险。在良心的煎熬下，泽而基把那位母亲和她的孩子带到自己的车里，想把他们带到修道院，以保证他们的安全。科斯医生却叫来了警察，警察让泽而基把车停到路边。

　　警察问这位年轻的母亲，“你准备怎么办?”她不知道如何抉择。

　　当泽而基想开动车辆时，警察却将钥匙拔了出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如何选择，你不是遵循道义的指引，就是按照权力意志来生活。无视道义约束的个人自由与漠视道义的权力意志不过是一体两面。

　　笔者总体认同道义论的立场，人无权处分自己的生命，自杀是错误的。但是刑法是最严厉的惩罚措施，错误不一定就是犯罪，虽然犯罪一定是错误的。犯罪也不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虽然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一定是犯罪。现代刑法理论区分不法与责任，一种不法的行为如果是一般人可以去宽恕的，那么它虽然错误，但却可以从宽甚至免于处罚。因此，台州法院判决值得肯定。

　　法律的推理应该是有温度的，我们在原则上要维护生命神圣这个基本的信条，在法律上宣示自杀及其关联行为的错误性。但是在每个具体的案件中，我们必须考虑个体在不同情境中的迫不得已，接受每个个体无可奈何的悲情诉说。

　　古希腊哲学家爱比荷泰德说：“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演绎并非我们所选择的剧本。”按照这种观念，即便在痛苦之中，人也可以经历生命中的圆满。这段话的现代表述是《无问西东》的台词，“如果提前了解了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看见的和听到的经常会令你们沮丧?”

　　孔老夫子教导他的门徒：未知生，焉知死?

　　但安乐死给我们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却是：未知死，焉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