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报网讯】 “中国的高规模的增长是靠什么支撑，当然是企业家、实干家，是靠是他们的资产支撑，而资产数量的支撑是资金。他们完全是资金支撑起来，这当中主要是间接金融，包括股票市场发展到今天，我们很多GDP的支撑仍然是间接金融的支撑。”10月17日，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在以“金融科技链接智慧未来”为主题的2018杭州湾论坛上如此表示。

　　蔡鄂生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发展和起飞，科技和教育领域是提高我们素质最基础、最重要的点。到了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走到湖北在火车站月台，跟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说，空谈误国，实战兴邦。不要再做所谓的争论。

　　到了2012年，十八大刚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的领导集体参观国家博物馆，又谈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8年以后，在我们的挑战过程中，结构得到根本调整，这不是技术上面和量上面的调整，而是思维方式和根本的观念上面的转变，就是要从粗放的规模式的增长向效益型和质量型发展。

　　蔡鄂生表示，要说今天我们遇到的困难，要和98年相比，亚洲金融危机和90年代相比，他到底是大还是不大呢？当时的金融系统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个时候要化解一个风险小小的信用社都惊动从国务院到最地方的领导。就是一个小小的信用社都不行，风险就会惊动。但当今抗风险的能力有多大？我们的应对能力和法制程度都已经不一样了。那时候小小的信用社和一个分行出现问题，马上就会出现连锁的挤兑，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问题。

　　蔡鄂生认为，我们现在发生的变化和遇到的问题与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加入WTO以后，多边贸易融入世界市场，融入国际市场以后的变化。以及规模的增长和效益质量的发展关系。中国的高规模的增长是靠什么支撑，当然是企业家，实干家，是靠是他们的资产支撑，而资产数量的支撑是资金。他们完全是资金支撑起来，这当中主要是间接金融，包括股票市场发展到今天，我们很多GDP的支撑仍然是间接金融的支撑。所以，从宏观经济和监管角度看是这样。从企业层面看，也是在粗放的思维下去发展。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可持续的管理水平，与资金错配之间的关系，再加上金融方面的措施，这是两个方面导致的问题。

　　蔡鄂生最后表示，目前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是急功近利，第二个是要把握好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有的时候过于乐观了，或者是把这个市场觉得我们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只要措施一到位，问题就解决了，但却没有想到稳中有变的重要性。谈信心，我们的信心要靠现在的政策去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