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泪别金庸的众人里，有几个没被“全庸”荼毒过呢?

　　盗版横行，有人甚至将金庸作品列入“污染源”

　　1979年以前，大陆与香港虽近在咫尺，但书店书摊从未出现过武侠小说。1979年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文坛的复苏，尤其是邓小平的《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发表后，大陆与海外经济文化交流随即增多。1980年10月广州《武侠》杂志首次连载了《射雕英雄传》，标志着金庸第一次正式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

　　其实金庸本人早在1981年就受到邓小平接见，此后更不遗余力地支持内地的改革开放。但是长期以来，金庸作品一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有些人甚至将他与邓丽君列为两大“污染源”，但这些并不能阻止无数读者对金庸所构建的那个武侠世界的神往。正规出版渠道的阻塞，使得金庸小说盗版盛行。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以“金庸新”、“金庸巨”、“全庸”等恶劣手法盗用、化用金庸的名字。

　　长期被盗版所困扰的金庸本人也曾很无奈地说：“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

　　“金学”提出，金庸作品引起出版界重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广受读者喜爱，把金庸武侠小说热推向新的高峰，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1986年《中国》第8期上刊登了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的《读金庸》一文。他认为：“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在当代的侠义小说家中是极为突出极为罕见的。”在文末赞同把关于研究金庸小说的学问叫做“金学”。这一现象也逐渐引起出版界重视，其中就包括三联书店。

　　“大约是1988年左右，我们非常想出金庸作品”，沈昌文(编者注：三联书店前总经理)回忆。沈昌文称自己是一个标准的金庸迷，他也一直想方设法与金庸方面接洽上。“后来我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人选”，沈昌文所指之人即香港著名报人罗孚，他把包括董桥在内的许多香港文化界人士介绍给了沈昌文。据沈昌文回忆，在罗孚的引荐下，他在1989年初在香港与金庸见过面，也与金庸有了大概的出版意向，“回来后我打了报告给上面，希望能出金庸作品，但很快就遇到了这一年的政治风波，导致这一意向流产”。

　　1991年，已经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董秀玉，得以有机会与金庸再续前缘。“我在香港工作期间，与金庸先生见了很多次，我跟他谈由三联来出版他的小说，他很痛快地答应了”。金庸也一直想找一家出版社认认真真地在大陆出，另外他在香港对董秀玉的口碑也认可，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克服障碍，三联书店决定出版金庸作品

　　真正授权给三联，是在董秀玉回到北京工作之后。三联为什么做金庸?这个问题董秀玉首先得给自己一个答案，“武侠小说的名声不太好，我们要先把自己说服，”董秀玉笑着回忆。她坦承：“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虽然我自己喜欢读金庸的书，也很想把他的书引进来，但是我也一直在考虑三联的品牌究竟适合不适合做金庸。”为了扫除心中的疑惑，董秀玉还找了许多朋友讨论此事。

　　1992年底，董秀玉从香港三联书店又调回北京，当时的三联还租了地下室作为办公室，经营状况仍然局促甚至窘迫。在这个地下室里，董秀玉疏理了一下发展战略，定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蓝图：以本版图书为中心、打开通道、发展期刊群。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从一名出版者的角度渐渐明晰了对金庸作品的看法：“我后来慢慢形成了一个观念，我们的书应该分层次：既有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有中等的知识读物和大众读物，我们不能只做宝塔尖上的那一点点。但是不论哪个层面，我们都要做一流的。金庸是以武侠小说而出名，但本质上是一流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进文学殿堂的，想透了这一点，就没有问题。”

　　董秀玉回忆，对出版金庸作品之事，当时连新闻出版署那边也传来不解之声：出这种读物干嘛?在有些人眼里，主打学术文化的三联出版金庸作品，似乎有点“跌份”，是不务正业之举。“我写报告给上面，阐述我的分层原则，你们承认不承认金庸是大众读物里的一流?只要承认就让我出。”董秀玉透露，其实在那个时期，梁羽生、古龙的版权代理人也通过种种渠道，表达愿把版权给三联之意。“但是我后来把他们都推掉了，不敢接。这样的书一做多了就完了，我得守住在长期的历史积累中形成的三联品牌。”

　　其实董秀玉决定“做”金庸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现金流考虑，“因为我在香港摸爬滚打了几年，对现金流已经有所重视，而当时国内出版界对它还没有什么概念”，1992年，三联全年销售的总码洋才711万，每年向外借钱度日。“金庸一套36本，光这一套书每年的现金流可达几千万，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企业极为重要”，董秀玉说，虽然由于合作方式的原因，金庸小说给三联的实际利益并不像外面所说的那么大，但通盘考虑下来，她还是接受了版权代理方的条件。

　　彼时，金庸创办的《明报》已被年轻商人于品海所收购，金庸的版权也由于品海帮助处理。“金庸是我的前辈、尊敬的作家，我很早就向他建议，应该在大陆正儿八经、漂漂亮亮地出他的小说”，于品海说那时铺天盖地的盗版金庸小说让他很是痛惜，正巧董秀玉也有此意，“三联一直是令我们尊重的出版机构，与三联合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1993年3月29日，三联书店与代表金庸方面的香港“智才企业有限公司”签订出版合同。15年之后回忆那次合作，于品海用了一个词“天时地利人和”。在他看来，金庸+明报+三联+董秀玉，是强强联手、最优组合。

　　精心打磨，创造大众经典，引领设计风潮

　　三联上上下下对这套书都很重视，也很下了一番功夫。为这部作品集作封面设计的是三联书店美术编辑室主任宁成春。“三联与金庸谈妥版权之事后，社里开了很多会，董总跟我们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发行部门来请编辑部征求意见，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宁成春回忆。为了能更准确地把握金庸作品的内涵，并没有看过金庸作品的宁成春还向金庸迷的儿子询问意见。“当时的武侠小说很多，但是做得太‘滥’，在我看来，金庸虽然是写武侠的，但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我认为从设计的角度来讲，应该尊重它的历史感。”

　　以往无论是香港的明河版还是台湾的远流版，它们的特点是大量选用宋元明清以及现当代国画大师的作品，扉页附有名家印章，在正文之前还刊载十数页古代山水人物画、地图、名山大川的摄影等等。但在宁成春看来，这些封面有些“太花哨”。为了更好地体现金庸作品里的那种历史感，宁成春也颇下了一番功夫，“每部小说，讲的是哪一个朝代，我就去找哪个朝代的画，找到那个时代的文化感觉”，宁成春也找了许多古代木版画作参考。

　　当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助理的潘振平回忆，为了满足封面设计的想法，他曾经找到“中华文库”的作者之一、美术史专家聂崇正，通过他向故宫博物院买了一些藏画的胶片，其中《康熙南巡图》就用于《鹿鼎记》的封面。

　　金庸作品集要一下子出齐36本，但留给宁成春的时间并不多。“当时还没有采用电脑，我是用复印机作的墨稿，时间很紧张”。宁成春最终是以整齐划一的古典山水画，作为三联版“金庸作品集”的封面设计，出于印刷成本以及内地读者购买力的考虑，三联版仅保留扉页的古雅印章，如齐白石的“江南布衣”、“要知天道酬勤”、吴昌硕的“心月同光”、“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赵懿所刻的白居易的诗句“襟上杭州旧酒痕”等，而省略了港台版所具有的提示读者想象力的历史图片。

　　“整套书的颜色也是有所考虑的：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封面颜色是渐变的，这样突出了整体的文化感”，此外，宁成春还从一些设计元素上强调了整套作品作为通俗读物的特点，“字体设计得很活泼，避免呆板，也与三联传统的那些学术著作相区别”，但又不流于肤浅和轻浮。

　　1996年，宁成春为“金庸作品集”设计的封面获得第三届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优秀图书设计奖一等奖。“三联版”的金庸作品集影响了此后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设计，无论是街头的盗版，还是此后正规出版社出的古龙、梁羽生的小说，基本上都模仿并沿袭了这一风格。

　　宁成春回忆，当时三联还通过美编张红约到了一些作者为小说画插图，这些作者大部分是中央美院的老教授，虽然三联给出的稿费只是一幅60元，但出于对三联的热爱和信任，他们投入了很大的创作热情，研究主要人物使用的兵器、性格特点等，也拿出了比较好的作品。但是金庸对港台版的插图有所偏爱而不愿意进行更换，最终却未能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宁成春略有遗憾之处。

　　据于品海透露，金庸对与三联的合作也非常高兴，整个合作过程中下来，“我记忆中没有任何不愉快之事”。而金庸为三联版写的序中，很温情地追述了他与老“三联”的缘分：“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他所主编的《生活周报》(新的和旧的)。在童年时代，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十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后因事未果。这次重行筹划，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我不但感到欣慰，回忆昔日，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

　　金庸方面有两个大会计，每逢年底审核销售状况

　　1994年5月，三联版“金庸作品集”正式推出，甫一亮相，便立即赢得一片好评，也成为图书市场热捧的对象。其实在决定出版金庸作品之前，董秀玉一直有一个担心：“学术文化类书籍很容易被冲击，所以我也怕金庸的书冲了三联的文化书，毕竟文化类书目才是三联的主业。”为此，三联书店经过研究讨论，有了两个让业界有些意外的营销举措：

　　一是坚持整套出版和销售。当时盗版金庸作品很多，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两本，分散销售对于冲击盗版作品没有任何优势;同时也是出于三联的整体战略，当时三联一年新上架书有120种，如果拆开卖，单是金庸的作品就占三联一年新书的1/4还多，这个比例对三联未来的销售有潜在的危险，也会影响三联的主业。

　　其二，每次订货会不上金庸作品集。主要考虑订货会上新华书店都有份额的，货款有限，订了金庸就很难再订别的。所以上订货会的全部都是学术文化类书籍，这样就保住了学术书年年增长。另外，金庸的书没必要再借助这种场合去推销，可随要随添，不影响销售。

　　董秀玉回忆，在与金庸签订的出版合约中规定：前五年每年5万套，后三年每年4万套。算下来，一千多万册的销售量，“整个回款量非常大”。“金庸的书占了很大码洋，两三千万，如果我们把宝都押在他的书上面，给我们后面带来的风险也很大。”董秀玉坦承，这样的举措也是为版权期结束所做的长远考虑。“版权书一定有走的那一天，而我很清楚我们的根本是学术书，这是不能动摇的。所以合约期间我非常清醒一点：一定不能让版权书冲击主业。只要我们按合同每年保证销售5万套，其他你无权干涉。庆幸的是，我们坚持得还不错。”

　　现在看来，三联书店当时的决策非常有远见，在三联与金庸合作的8 年期间，三联的学术书籍非但未受到影响，反而一直有所增长。

　　三联书店原来的计划中，曾打算出平装本、精装本和小开本(即口袋本)。 平装本先出，从实际销售看，平装作为整套销售是最合适的，三联最终只是装订了一些精装书，是作为礼品的非卖品，曾送了5套精装本给金庸。1999年4月，三联书店又根据市场需要，推出“口袋本”金庸全集，短时间内印数达到5万套。随着《笑傲江湖》的热播，又掀起新一轮金庸热，2001年3月，三联书店又印了6万套《笑傲江湖》和部分金庸作品集，使市面上一度脱销的“金庸作品集”再度与读者见面。

　　董秀玉介绍说，合约过程整个来说都很顺利，代表金庸的代理是两个大会计，他们对账本很精通，到年底时，三联会打开仓库，请版权方面来审核销售情况，操作非常规范，对方也对三联的销售和账务以及诚信度都很满意。

　　合作期间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1996年12月，香港明河版权代理公司与文化艺术出版社签了一份“评点本金庸武侠小说全集出版合同”，该社邀请了著名学者冯其庸、严家炎、王春瑜等13位内地学者，为“金庸武侠全集”做了评点。

　　虽然这违反了三联与金庸之间“不能作相近的出版”的合约，但出于种种考虑，三联并没有出面提出过异议。不过反倒是金庸对这一套注释版本很不满意，在媒体面前称“所谓对金庸作品的评点集，其实是一种聪明的盗版方式”。还说：“随便找几个人，说这段好，这段不好，就是小学生也会写的。”为此，文化艺术出版社意欲与金庸对簿公堂，最后在有关人士斡旋下达成和解。

　　续约门槛太高，三联与金庸八年后“分手”

　　在三联书店的出版档案里，关于“金庸作品集”的卷宗里，还保留了数封读者的来信，其中来自上海的一位老编辑说自己在退休后才开始看金庸，立即被其“大气磅礴，想象诡异”的风格所吸引。有趣的是，这位老编辑在信后面列了长长一个单子，列出自己校出的错误，其认真，令人感慨。

　　还有一封年轻读者的来信，仔细地纠正了插图的一个错误。“有一节是杨过与黄药师分别从两旗杆跃下，书中有一插图，图中杨过断的是左手，而书中杨过断的是右手，此已是自相矛盾”。他还希望编辑们能转告给金庸先生——读者对这套作品的喜爱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94年发生的三件事是金庸小说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武侠小说研究学者陈墨说。那一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法学教授。“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金庸小说从主流文化眼中的雕虫小技乃至洪水猛兽突然步入了学术的神圣殿堂”。

　　有人评价说，三联版的金庸全集有点一统武侠小说出版江湖的味道。此后，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其他武侠类小说，不仅在风格上仿照三联版，在销售上都是成套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从此把整个武侠小说的出版纳入到正规的渠道上。而另一方面，三联版也使金庸作品从武侠小说的芸芸众生中挺立而出。有人评论说：直到三联版金庸作品的出现，金庸小说才终于走向“文化精品”意义上的流行，它也喻示着金庸小说本身的价值转型，“即它已经从单纯的阅读和消费价值转变成经典文本才具有的收藏价值”。

　　金庸作品的阅读文化嬗变，是解密新时期大众文化生长史的一把钥匙。在这意义上，金庸武侠实乃市场化改革在通俗文化领域的体现。金庸作品从盗版流行直至踏入通俗文化经典的殿堂，正是市场化改革最终成为主流话语的真实表现。

　　2001年11月30日，是三联与金庸版权到期之日。敏感的媒体在此之前就开始关注三联与金庸这一段持续了8年的“姻缘”能否继续下去。最终的结果是，金庸将作品集的出版授权给广州出版社。

　　从2002年开始，新版“金庸作品集”就由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联合推出。对于外界对三联与金庸“分手”的种种揣测，董秀玉不愿多谈，只是感慨“外界的诱惑太大了”，虽然董秀玉没有泄露具体细节，还是有媒体打探到了一二。

　　据悉，金庸方面为续约开出了3个新条件：1.版税由原来的15%提高至18%;2.出版社每年必须完成的最低销售;3.“作品集”的销售每年要以10%的速度递增。在金庸先生不能降低门槛的情况下，续约只好告吹。

　　董秀玉不愿对此发表评论，她只是表示：“我分析(武侠小说)市场已相当饱和，守住每年的4万套已殊为不易。再提高版税难度更大。另外，此时的三联，对现金流的向往也不向以前那样大了。”她也略替金庸先生感到遗憾：“毕竟在三联出书不大一样。”

　　让董秀玉欣慰的是，金庸的书“走”了之后，三联业务并未受到严重影响。反观这段合作，董秀玉说，最明智的是把金庸作品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认清主业。1993年初董秀玉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 “只有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的博弈中运转自如、具备长远战略眼光、守得住根本，才是最后的赢家。”——与金庸的8年姻缘，已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文/李菁

　　节选自《守望家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守望家园》

　　作者: 邹凯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副标题: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