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權國家最難忍受的就是看到自己的支配地位衰落。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憤怒的單邊主義——無論是對中國的貿易戰，還是對古巴的制裁——理論上應該是一種實力的證明。從另一種視角來看，這位總統的好斗“推特風暴”(tweetstorm)則是為一段神話般歷史發出的痛苦呐喊。
當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二戰末期准備會晤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時，這位美國總統的國務卿就如何跟這位英國首相打交道給總統打了預防針。愛德華•斯特蒂紐斯(Edward Stettinius)告訴羅斯福，邱吉爾將很難接受一種新的戰后國際秩序。當了這麼長時間的世界領導者，英國人不習慣充當配角。
斯特蒂紐斯說的沒錯。當時，英國已經被戰爭拖垮，美國則正在急速發展。戰后的和平標志着西方世界領導權正式移交至美國手中。作為華盛頓的盟友，英國發現，這種心理調整漫長且痛苦。即便是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受辱之后，英國也不願認清現實。英國政治家當時認為，英國難道不仍是與美國和蘇聯平起平坐的“三巨頭”之一嗎？雖然這樣說很奇怪，但在退歐派領袖“全球化的英國”的幻象中，仍回蕩着當年那種痛苦哭嚎的回聲。
現在輪到美國了。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好斗性，意在告訴世界，美國可以為所欲為。較弱小的國家或許覺得有必要服從一整套國際規則。但美國可以例外，不用受各種多邊規則以及美國在二戰結束后建立起來的那些昂貴聯盟的束縛。
把今天的美國比作二戰后的英國必然很不准確。在經濟、技術和軍事方面，美國仍是首屈一指的全球強國。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币的地位，為其實施經濟脅迫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能力。俄羅斯正在衰落。中國主宰歐亞大陸的計划仍需要數十年時間。
盡管如此，冷戰結束后美國在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的那一刻，也同時失去了這種地位。美國實力一直受到制衡，而且相對來看，正在持續走下坡路。就在不久前，法國人口中的這個“超級強國”（hyperpuissance）還設想着一個毫不費力就可支配世界的未來。美國如今面對的是中國——一個自己也有“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意識的對手。隨着美國優勢地位的削弱，誓言對其無條件忠誠的國家越來越少。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治下的俄羅斯盡管面臨自身實力的絕對衰弱，卻在公然表示不服。
華盛頓尚未做好心理調適。特朗普的回應並非沒有道理，盡管這道理不好聽。戰后幾十年間，美國的國家利益與基于規則的國際體系顯現出了驚人的一致性。在設計和打造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各項機構的同時，美國促進了自身的繁榮與安全。過去人們常說，對美國有利的，就是對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有利的，反之亦然。這一說法當時基本上沒錯。過去美國在為歐洲、東亞和中東的和平提供保證時，也是在增進美國自身利益。
這是特朗普希望回歸的時代。線索在于“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中的“再次”(again)一詞。特朗普被困在這樣一個世界，即經濟實力實際上是由汽車銷量來衡量，貿易本質上就是關稅，對付頑固的伊朗政府的辦法就是由中央情報局(CIA)策划一場政變。兩位歐洲學者愛德華多•坎帕內拉(Edoardo Campanella)和瑪爾塔•達素(Marta Dassù)在新近出版的《盎格魯懷舊主義》(Anglo Nostalgia)一書中全面分析了這種心態。先將過去理想化，然后煽動各地民粹主義者鐘愛的無端恐懼，嘿，瞧，這不就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懷舊民族主義嗎？
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不幸在于，他很早就認識到全球權力重心轉移對美國利益的重要意義。這位前任美國總統得出了正確結論。如果美國不能再采取單邊行動，利用盟友才能最好地服務美國的利益。如果需要改變全球規則，美國可以動用其召集眾人的權威來塑造新秩序。雖然費盡心機，奧巴馬還是被斥為猶豫、軟弱。
特朗普的答案是，如果這一體系不再對美國有利，那他就應該將其打破。這聽起來很硬氣，尤其是配合締結協議方面的戲劇性嘗試來看。問題是這樣做行不通。
拋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等多邊貿易協議使美國成為了輸家。墨西哥尚未為美墨邊境牆掏過一分錢。朝鮮領導人金正恩(Kim Jong Un)已經為朝鮮的核地位獲得了事實上的承認。
伊朗或許正在承受美國制裁带來的痛苦，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德黑蘭的強硬派將成為主要受益者。普京在敘利亞以及（最近）委內瑞拉的所作所為沒有受到任何懲罰。特朗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之舉，將道德制高點交給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此類事例不勝枚舉。
美國已經失去了盟友——無論是日本、韓國，還是美國在北約(Nato)的歐洲伙伴——的信任。所有這些國家的政策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等到特朗普的總統任期結束。這可能是個錯誤。特朗普並非唯一一個對舊秩序感到幻滅的美國人。但特朗普的呼喊聲越大，世界其他國家就越不願意傾聽。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菲利普•斯蒂芬斯 譯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