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歲對個人而言『很老』，但對國家來說則是『很年輕』!」作為「共和國同齡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英東集團行政總裁霍震寰如此說。從1970年代初正式踏足內地，霍震寰見證了國家從一窮二白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再邁向今天面向國際的富強之路。當年，他跟隨着父親霍英東參與國家改革開放重大項目，包括中山溫泉賓館、廣州白天鵝賓館等，「學會了很多，也感受良多」。而這些年來的經歷，更令他驚嘆國家在改革開放後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切都令人不可思議」。

 

　　身在海外更想了解祖國

 

　　霍震寰日前接受本報專訪時說，他今年70歲了，身為「共和國同齡人」實在十分難得。他笑言，70歲對個人而言是「很老」，但對國家來說則是「很年輕」。他回憶道，第一次到內地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那時他剛從大學畢業，從外國回到香港。他說，自己留學前一直在港生活，畢竟當年要到內地不是太容易。他憶述，1971、1972年時，新華社組織到內地參觀及訪問：「(那時)第一次去廣州、從化、肇慶、廣西桂林，覺得(與香港相比)是兩個世界，以前對國家認識不多。香港主要傳媒對國家情況報道太少了，因此對國家了解確實不多。」

 

　　霍震寰回顧，當年到外國讀書時，反而比身在香港時更想了解國家的情況，感受也更深切。「身處外國，反而更強烈感覺到自己是誰。當時，我希望國家更強大，每樣事都能做得更好。這是一般在外國的(中國)人都有的感受。」他稱，小時候，香港課程、報紙較少講到內地，大家整體上對新中國認識不多;到了國外，了解到的反而會多一些。

 

　　國人刻苦精神令人感奮

 

　　1973年左右，他有機會去華東、華中，慢慢體察自己的國家。「(當來到)西安，我感觸很深。內地就是這樣，無論沿海還是內陸都還比較傳統，保留有中原文化。當時，通過不同旅程及訪問，對新中國的認識多了很多。」回望歷史，他指，我們國家經過抗日戰爭和三年內戰，加上朝鮮戰爭時期受到國際制裁，曾經一窮二白，但通過國人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完成了一項又一項的偉大工程。他提到1960年始建、1969年完成的紅旗渠，「當年，沒有機械設備，開山劈石都是靠人『飛過來，跳過去』。我從中看到我們中國人的刻苦精神，感受很深。」

 

 

　　霍震寰對最初到內地的經歷至今記憶猶新：「當時仍處在『四人幫』時期，各項事物比較封閉，回內地過關比較麻煩。人民幣要(在內地)用完，不能帶出境;住宿要每日登記，要寫明同房的人是誰，房間也沒什麼單人房;回鄉要填『介紹信』，好複雜。那時候，內地對出入境較緊張，帶入內地的事物都要登記，如貴重的手表等。」

 

　　他談到父親霍英東(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幾年後在內地經營工廠時，曾擔心工廠會沒人工作。「(當時)人們還有極左思想，主張割掉『資本主義尾巴』。如番禺有人營運渡船，想收費卻遭反對，甚至有人要弄沉船。」他說，當年國家各項條件都比較差，他父親很關注有關情況，苦思冥想怎樣做才可幫到國家正常發展。

 

　　改革開放飲「頭啖湯」

 

　　1978年改革開放，成為國家發展重要的里程碑。回望當年，霍震寰說起最開始的首批項目之一——中山溫泉賓館。「那時，中山雍陌發現了溫泉。以往中國溫泉旅遊點不多，廣東主要有從化溫泉。有溫泉就可辦賓館。當時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允許進行各種試驗，大家都『摸着石頭過河』，畢竟中國封閉了多年，大家都要一起想怎樣做。老霍生(指霍英東)就主動聯絡各方人士，因為大家都較認同他，很容易坐在一起談。官員與老霍生共同探討具體做法，當時未有相關法規，都是做了先算。」

 

 

 

　　「當時，在內地建成有200間房的酒店，其中100間補償給外商，另100間給內地。但實行了一段時間，行不通，因為管理有困難。」霍震寰回顧，當年營運賓館的確面臨不少困難。「一切都通過發展去探討。當時父親很關心，希望一年內就可建好酒店，為改革開放做出成績。1978年提出，1979年就建好。做到這個其實不容易，當時買顆釘都不易!」

 

　　他續說，老霍生想出一個方法，打破了「做三十六(元)，不做也三十六(元)」的情況。為提高員工積極性，就給員工發獎金，「(員工)有了獎金就拼命，這樣中國就有了希望。內地人其實更勤力，一年內真的做出成績來，成為當時酒店運營的成功樣板!」

 

　　國家未來只會比現在好

 

　　中山溫泉賓館大獲成功後，霍氏家族開始着手建設規模更大的廣州白天鵝賓館。霍震寰稱這之後要兼顧的工作就更多了：「我需要設計、施工、管理，花的精力也更多。當時有不少『扯皮』的事情，即要與不同部門協調。」那時，最難得的是可以「跟着老霍生」，了解工作過程，看到當中變化。如今，他不停讚嘆，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全世界都難以預見的，「西方經濟學家、政治家都未想到過，一個國家可以在如此短時間內有如此巨大變化，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展望未來，他指出，中國雖面對許許多多的挑戰，但對國家前途一直充滿信心。「當今，不少國家不願見到中國越來越強大，一直想給中國找麻煩。」惟他堅信，國家崛起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新中國早年最困難時什麼都沒有，蘇聯專家撤退後發展全要靠自己。在其他國家抵制下，祖國都能捱過來，何況今時今日!我相信未來全國人民只會更團結，國家只會比現在更加好!」

 

 

　　香港回歸祖國22載，霍震寰直言「一國兩制」在港落實非常成功，回歸後香港比港英時期更民主。他說，香港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一方面香港在外貿、金融等方面助力國家，另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可讓香港發揮更大作用。他寄語年輕人要多到內地走走看看，才能體會到國家的進步與強大，希望香港青年能與內地青年多交流，從他們身上汲取力量。

 

　　霍震寰說，「一國兩制」在香港落實非常成功。「以前港英時代，香港其實是沒有民主的，回歸後才推廣(民主)。」他說，以前英國官員比較有官威;香港回歸後，政府問責制得以落實，達至「人人負責」。回顧港英時期，他說，「英國管治下，香港有自由無民主，港督擁有最大權力，向英國直接負責。」香港回歸後，通過民選政治、幾層議會、傳媒監察等方式，反映市民意見。而香港的未來發展則離不開日益強大的國家。

 

　　灣區需香港發揮作用

 

　　霍震寰指，現在香港與內地關係也更緊密。「香港與內地發展息息相關。香港地方很小，早期作轉口港，港口貿易運作比較靈活，可幫助國家發展。」在國家受外國抵制封鎖之際，國家很多外匯要依靠香港。改革開放後，香港不少廠房搬到內地，規模從幾百人到幾千人都有，既緩解內地就業壓力，亦幫助香港發展。隨着國家發展，香港作為金融中心進一步服務內地，成為海外人民幣中心。他說，香港一直都跟着國家發展轉型，國家同樣關心、關注香港。內地發展愈來愈快，深圳、廣州在某些方面甚至已超過香港，但粵港澳大灣區可令香港進一步發揮自身作用。

 

 

　　「再如科技方面，深圳聚集了許多精英。現在，深圳完全可與美國矽谷比肩。」霍震寰如此點評深圳創科發展。他說，香港在科技上也有各方面人才，尤其是香港有多所排名世界100強的大學，「(香港)在國際網絡、科研力量上並不錯，可與內地結合」。香港亦具有靈敏的市場觸覺，法治水平世界認可，加上金融、融資等專業優勢，完全可幫助初創企業發展。「(國家與香港)更好融合，可各展所長、發揮作用。一加一不是二，而是三、四和五。」

 

　　港青要更多了解國家

 

　　霍震寰表示，若要認識國家，最重要是多去了解。他說，自己的經驗其實很難得，因為「一早就可以入去看」。「(國家)本來落後，但幾十年來每個領域都改變很多。即使國家管治有不成熟之處，也一直在改進。」他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多年(三屆)，在出席兩會時就提出過很多意見。他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帶領全國人民走進新時代，未來國家前途無可限量。

 

　　霍震寰語重心長地說，青年對於國家好重要，我希望香港青年可以更多地了解國家。他說曾到本港學校與學生交流，最初有不少年輕人不喜歡去內地，但當他們去過之後，想法就會完全不同。「有位學生到貴州從事工程工作，需要到貧困地方幫當地居民建造房屋、蓋山區學校。那個學生以前甚至擔心內地食物不衛生、會有酸雨;但做完暑期實習後，他整個人轉變很多，認為自己擔心純屬多餘，甚至鼓勵他人前往內地、認識國家。」他說這個港青的例子很好，國家需要大家多認識、多幫助、多建設。他鼓勵港青奮發圖強，「香港青年要爭取進入華為等內地世界級企業，努力去做一個充滿活力和幹勁的年輕人!」

 

       香港商報記者 林駿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