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人们不仅将我视为打倒所有人的亚裔女孩，或是不带感情的亚裔女孩。人们可以在浪漫喜剧中看到茱莉亚·罗伯茨，桑德拉·布洛克、但却没有我”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32期
文 |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发自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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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人们不仅将我视为打倒所有人的亚裔女孩，或是不带感情的亚裔女孩。人们可以在浪漫喜剧中看到茱莉亚·罗伯茨，桑德拉·布洛克、但却没有我”
1960年2月8日，已经息影的影星黄柳霜的名字出现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的星图上，成为第一个在星光大道上留名的华裔女星。近60年后，这里终于出现了第二个华裔女星的名字：今年5月1日，刘玉玲在这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星星”。
1919年，14岁的黄柳霜出演《红灯笼》，成为好莱坞第一位华裔女演员。她的职业生涯涵盖了无声和有声电影、电视、舞台以及广播。在白人话语体系下的好莱坞，黄柳霜的角色不是娼妓就是死于非命的女人，从影13年以后，她才在《上海快车》中出演了自己第一个活到电影结束的角色。
一百年后，51岁的刘玉玲在热播剧集《致命女人》中担任导演与女主角。这部黑色喜剧详细描述了三个分别生活在1960年代、1980年代和2019年代的女人的生活，杀夫、出轨、同妻、开放婚姻……其在时代之间穿梭的兴奋剧情刺激了观众的神经，成为年度热门美剧。其中，刘玉玲扮演一位80年代的名媛，是一位富有的艺术画廊老板，拥有在周围人看起来完美的人生，多金、虚荣、毒舌、雷厉风行。作为主角中唯一的华裔面孔，刘玉玲吸引了中国观众的注意。
黄柳霜自出名起便深陷好莱坞的刻板印象，在星光大道留名前已淡出影视圈，留名一年后因病离世。从1990年出演第一部剧集《飞跃比佛利》(《Beverly Hills, 90210》)开始，刘玉玲在美国影视圈打拼近三十年。她曾依靠动作片中的打女角色获得声名，承受着与黄柳霜类似的亚裔刻板印象、歧视与偏见，但她挺了过来。在星光大道留名演讲中，她说：“如果我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弥合了最初赋予黄柳霜的刻板角色与如今(亚裔获得的)主流成功之间的鸿沟，我很高兴能成为这个进程中的一部分。”
黄柳霜
两位华裔女演员
2000年，为拍摄《霹雳娇娃》，刘玉玲与德鲁·巴里摩尔、卡梅隆·迪亚兹曾被丢到荒郊野外，进行为期三天的求生训练。在持续饥饿的折磨下，刘玉玲囫囵吞下过一整条没有烹调的生鱼。强大的生存意志令她成功得到了影片中三名侦探之一的角色：擅长中国功夫的艾力克斯直至今日仍被影迷津津乐道。
事实上，刘玉玲从小就生活在艰苦环境中。她于1968年12月2日出生在纽约。在中国，她的父亲本是一名土木工程师，母亲则是一名生化学家，他们移居台湾后又再次移民到了美国，居住在皇后区一个以意大利移民为主的社区里。一家五口让狭小的公寓拥挤不堪，公寓墙纸剥落，蟑螂到处爬。夜幕降临，刘玉玲会和哥哥穿上靴子、戴上手套抓蟑螂，比赛谁杀死的蟑螂更多。
父母依靠体力劳动维持生计，父亲在大西洋城卖笔型手表获得的收入是家里的重要经济来源。米饭和煮黄瓜是家里最常见的饮食，能够果腹已经很幸运。祖母就住在楼下的公寓，刘玉玲会潜入祖母家偷拿一些橘子味的糖果来吃，解决温饱。成为女明星后，她依旧从不挑食，面前有什么就吃什么。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她很早就需要为生计打拼，经常同时做着几份工作：端盘子、教授舞蹈，以及到工作条件恶劣的成衣工厂当童工。
五岁前，刘玉玲在家中只会说普通话，直到姐姐上幼儿园，她才开始接触英文。她常感到自己家庭与美国社会的格格不入，一度在矛盾的身份认同中迷失，恨自己为什么不是美国人而是亚裔。这样的身份认同烦恼从少女到成年一直没有离开她的生活，进入纽约大学后，她大一过得黑暗，认为人与人之间充满冷嘲热讽。随后她转学到密歇根大学，或许是出于对身份认同的探寻，她选择了亚洲语言文化专业，并在1990年取得了学士学位。
这段经历让她在《致命女人》中的一段戏格外令人动容。她准确地说出了床单的材质，情人汤米感到惊讶。接着她开始回忆童年生活，讲父亲以前开洗衣店，她小时候的梦想是能在这样舒服的床单上睡觉;12岁那年，她偷偷将店里的缎子拿回家，妈妈发现后十分生气地责备了她。她柔软了不过一分钟，瞬间又回到了坚硬的名媛面目。
这段描述让刘玉玲与黄柳霜的经历有了联结的可能性。20世纪初，黄柳霜出生在洛杉矶唐人街的花街，她的祖父是第一批赴美淘金的华工。她有7个兄弟姐妹，父亲在唐人街开了一家洗衣铺维持生计。年幼时，黄柳霜经常踮着脚尖帮父母晒衣服。
1910年，黄柳霜家搬到一个几乎都是墨西哥人和东欧人的街区，她家是仅有的华人家庭。她先后在公立学校和长老会学校就读，被其他学生逗趣嘲弄，时常遭受种族歧视。坐在她身后的男生常用别针扎她，想试试中国人有没有“痛”的感觉。黄柳霜认为，自己的童年并不愉快。
高中时，有星探邀请刘玉玲拍文具广告，她从此爱上了镜头和表演。在那次拍摄中，她与对方讨价还价，将报酬从90美金争取到了100美金。她的性格在这次议价中得以彰显，“因为想要感受把百元大钞攥在手里的感觉。”大学最后一年，她被选为主角参演了话剧《爱丽丝梦游仙境》，这唤醒了她内心深处的演员梦。尚未成名的日子里，她睡在哥哥租来的像“火柴盒般拥挤”的公寓里，一边打着三份工，一边疯狂试镜，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色。
黄柳霜更早发现了自己的喜好。8岁那年，她从顾客那里得到一笔小费，看了人生第一场电影，从此对电影着了迷，立志成为一名演员。
在黄柳霜成长的年代，新兴的美国电影业开始从东海岸迁往洛杉矶地区。1882年，美国颁布的《排华法案》激起了美国白人对“华人”这一东方群体的好奇，美国正在崛起的电影公司抓住这一商机，常在中国城取景，拍摄与华人有关的电影。黄柳霜经常在片场看热闹，工作人员注意到了这个中国面孔。电影《红灯笼》需要一个跑龙套，14岁的黄柳霜第一次出现在电影银幕上。从此，她以中国娃娃的形象出现在多部好莱坞电影中。
《霹雳娇娃》 剧照
华人印象
1921年，黄柳霜争取到在电影《人生》中的角色，她饰演当红好莱坞男明星Lon Chaney的妻子，出色的表演引起了电影人和观众的关注，美国影评人以《黄祸!中国入侵银屏》为题发表文章，对她的出现既惊恐又讥笑。
一年后，她出演了《海逝》，饰演中国少女莲花。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对东西方恋人的爱情悲剧，莲花救起了落水的美国人，两人相爱并生下一子，但美国人最终在多重压力下离她而去，她投水自尽。
19岁时，黄柳霜在电影《巴格达窃贼》中扮演衣着裸露的蒙古女奴，她美艳动人，黑亮的单眼皮大眼睛时时散发恐惧，轮廓分明的双唇娇艳欲滴。她赤裸背部，一条毒蛇舔舐着她的大腿——这个画面被印成海报传遍欧美和亚洲各地，电影大获成功，成为当年好莱坞最卖座的影片。黄柳霜名声大噪，成了电影杂志的封面女郎。
即便如此，黄柳霜亦不曾拥有出演好莱坞女主角的机会，更没有机会接到一个好剧本。她出演的角色不是妓女就是女奴，艳丽暴露、软弱、任人凌辱;在男人的淫威下唯唯诺诺，任由命运宰割，每一个角色都会死去。她的形象亦是当时好莱坞女性华人形象的代表;而男性华人在影片中出现时，大多愚昧、麻木、尚未开化，多是强盗、毒贩，杀人放火、狡猾残暴。
在华人被歧视的年代里，黄柳霜即使已是好莱坞明星，也必须随时随身携带身份证明。接受杂志采访时，她曾袒露对美国银幕脸谱化华人形象的不满：“为什么银幕上的中国人形象总是小丑那个样子?而且还是性格残酷的小丑，凶杀、背叛、阴险!我们并不是那个样子!我们的文明史比西方长很多倍，我们怎么会那个样子?”
更让她伤心的是来自家人与故土的质疑。她的演艺事业遭到了家人的反对。这个传统的中国家庭深信“好女不唱戏”，父亲要求她放弃演员生涯，找个婆家嫁人。她的电影引进中国后引起反响，但中国人并未对她报以正面评价。20世纪30年代，她到中国探访，中国媒体的新闻标题是“她的墓志铭上应该写上：这是她的一千次死亡”。 一名上海记者问她:“为什么要演这么多屈辱的东方女性?”黄柳霜回答：“那不是我的选择，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其他演员去演。而我失去的是仅有的‘中国人演中国人’的机会。”
刘玉玲在好莱坞声名鹊起时，环境已没有当年恶劣。但即便如此，要跻身主流也颇为困难。
2000年，好莱坞女星德鲁·巴里摩尔找到刘玉玲，邀请她参演自己担任主演兼制片的电影《霹雳娇娃》，与她们搭档的是另一位好莱坞当红明星卡梅隆·迪亚兹。刘玉玲填上原本故事中白人女孩的缺口，让观众接受了自己黑眼黑发的形象。她穿上黑皮衣黑皮裤，将一个个大男人揍得爬不起来。这部电影成为所有女特工片的鼻祖。
几乎同一时间，她出现在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中，饰演黑帮大佬石井御莲，气质绝佳、彬彬有礼。目露凶光时，她手起刀落，杀人于瞬息之间。冷冽的女杀手形象至今仍然是银幕上的经典。
一炮而红后，刘玉玲获得了电影公司奖励的一辆新款保时捷跑车。续集提上日程，她有了与片方谈判的筹码。一番争执后，她的报酬从原本的100万美元提高到400万美元，尽管仍仅有卡梅隆·迪亚兹的五分之一。两部电影的两个角色为刘玉玲开启了动作片的大门。
李小龙让中国武术风靡好莱坞，也让华人与武术挂上了钩。“打女”成为华莱坞电影中另一刻板形象。尽管刘玉玲依靠两个角色大火，但仍处于好莱坞对华人的规定框架内。她所遭遇的困境与黄柳霜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杀死比尔》 剧照
淹没与破局
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刘玉玲被问到最喜欢自己在什么电影里的角色，她的回答是《幸运数字斯莱文》(2006)和《小心侦探》(2007)。在这两部电影中，她不用拿起日本刀或做空手道踢，只需要扮演亚裔女人。
刚出道时，刘玉玲认为只要热爱表演，就能通过努力获得演出机会。但她发现亚裔能得到的角色很少，甚至连试镜的机会都很难得。
转机发生在1997年。刘玉玲参加《甜心俏佳人》的试镜，除了她和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候选人都是白人。她试镜失败，但制片人大卫·E·凯里为她写了个角色——华裔律师吴玲。她聪明、性感冷艳、真诚坦率，有些怪异。刘玉玲给吴玲这个角色倾注了真实的血液，她接受采访时回忆，少年时当童工的经历给了她太多感触，在表演时她会把心中压抑的抱负和积怨一股脑地注入到吴玲的形象里。
吴玲本只有8集的戏份，但因为刘玉玲的出色演出，编剧应观众要求把她的角色改造成了常驻人物。在当时的美国荧幕，除了新闻主播和记者之外，这个角色已经成为美国电视上最重要、最著名的亚裔女性代表。刘玉玲在那一年获得艾美奖最佳女配角与美国演员工会奖喜剧类最佳女演员奖提名。同年，美国电视剧中亚裔的角色比例约为2%。
凭借《杀死比尔》和《霹雳娇娃》成为好莱坞最引人瞩目的华裔演员后，刘玉玲被冠上了“亚洲第一人”的称号，许多亚裔试图给她颁奖并邀请她作为代表和发言，她都拒绝了。在《今日美国》的采访中，刘玉玲解释了缘由：“我觉得，嘿，给我一点时间。我还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赢得这个(名声)。不要只因为我是目前唯一的亚洲人而给我一个奖项。我希望人们不仅将我视为打倒所有人的亚裔女孩，或是不带感情的亚裔女孩。人们可以在浪漫喜剧中看到茱莉亚·罗伯茨、桑德拉·布洛克，但却没有我。”
相比之下，黄柳霜则在环境的压力下喘不过气来。1928年，她因不满好莱坞的安排，远走欧洲，在德国拍摄影片《歌》。次年她主演的《唐人街繁华梦》是她在欧洲拍摄影片的代表作。她清汤挂面式的直发、猩红的嘴唇、高耸的颊骨被欧洲人视为富有东方情调的现代女性代表，她的发型、妆容和服饰被英国少女们争相模仿。
1936年，根据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筹拍，黄柳霜拼尽全力争取出演其中的女主角、中国农民的妻子阿兰。但最终片方让一名德国人出演了这个勤劳、坚韧、与贫穷和天灾作斗争的劳动女性角色。
之后，黄柳霜首次到上海，并在中国停留了9个月。在当年的《良友》画报中，她撰写《我的自述》，陈述了自己的无奈、委屈、痛苦和不甘：“国人对于我所扮演脚色，有点指摘，这使我很不安，因为我这种错误是无意种下的。初期入电影界，我只能完全受着导演者的指挥，不要说所扮脚色是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甚至片中的情节他们也未必说明白。这是事实，导演者对于闲脚演员是不重视的，除了几个重要角色有权审查剧本内容是否对于自己主张有冲突之外，其余是不闻不问的了。”
黄柳霜通过各种方式希望自己的身份得到中国人的认同。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电影界的宴会上和慈善机构的集会上多次发表演说，呼吁美国人民积极支持中国抗战，还将自己的众多珠宝首饰拿出来义卖，并将所得义款一分不留地汇回中国。
但随后，她再次成为许多中国和美国华裔民族主义者的谴责对象。1942年，宋美龄访问美国，在好莱坞面对三万听众演讲，但将黄柳霜拒之门外，理由是黄柳霜代表的是洗衣店、黑帮和苦力组成的旧中国人形象。
黄柳霜的所有热情都以寒心收场，她始终没有逃离刻板印象的樊笼，更处于西方与东方夹缝中不得脱身。1950年后，她的作品逐渐减少，1961年因心脏病去世。
刘玉玲的性格与坚持让她走上了与黄柳霜不同的道路。她职业生涯早期面对的那些挑战一直没有完全消失。今年5月接受采访时，她说，“‘这个人不可能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因为她不是白人。’在剧院中这样的情况更容易被观众接受，但在电视上人们还是想看到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但她出演的《基本演绎法》改变了这个局面。她饰演琼·华生，这个颠覆性的女版福尔摩斯搭档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她在那里，就已经很有价值了。”她在谈到《基本演绎法》时这么说。
《致命女人》 第一季剧照
在饰演这个角色的同时，刘玉玲还完成了由女演员到导演再到制片人的转变。突破延续到了《致命女人》中，而且她的形象变得饱满而温情。在2002年的电影《芝加哥》中，刘玉玲客串了一名身居豪宅的女人，见到自己出轨的丈夫时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被逮捕时一路破口大骂，还踢伤了提问的记者，形象单薄且固化。而到了《致命女人》，她所扮演的西蒙妮外刚内柔，形象饱满，陪伴同性恋丈夫跳完最后一支舞，将毒药注射入他体内，提前结束了他身患艾滋病的痛苦人生。
这样的角色在黄柳霜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下一步，刘玉玲将继续与美国广播公司合作开发以女性为主题的剧集《无名英雄》，讲述一些不为人知的优秀女性克服逆境、成为她们那个时代的先驱的故事。她将在其中饰演黄柳霜，两个人的命运将会第二次产生交集。
第一次是在星光大道留名那天——印有她名字的星星落在了黄柳霜那颗的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