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近代史在一国史的角度上是不成立的，尤其不能抛开与日本的关系。日本近代史也应是如此。二者分别以怎样的社会为前提，怎样闯进了近代世界，以及想要建立怎样的国家?本书试图以政治文化为突破口来阐明这一过程。”

　　《近代朝鲜与日本》

　　内容简介

　　19 世纪末，为打开“隐士之国”朝鲜的大门，欧美列强轮番侵扰，主政的大院君坚决攘夷，拒绝通商传教，树立斥和碑，告诫子民“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

　　然而 1875 年，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率先与朝鲜缔结不平等条约。此后，朝鲜陆续与欧美列强及清国签订条约，朝鲜半岛沦为各国势力的角逐场：日本计划吞并朝鲜，以朝鲜为跳板侵略大陆;清国希望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将朝鲜作为抵御侵略的防波堤;美国希望完全打开朝鲜国门，获取贸易利益;俄国希望在朝鲜扶植势力，牵制日、美、英三国……

　　在各国势力面前，小国朝鲜的命运如风前灯火。为了延续国祚，保全儒家文明，朝鲜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作者简介

　　赵景达，在日韩国人， 1954 年生于东京都， 1986 年东京都立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中退，现为千叶大学文学部教授，专业是朝鲜近代史、近代日朝比较思想史，代表著作有《异端的民众反叛》、《朝鲜民众运动的展开》、《殖民地时期朝鲜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编著有《亚洲的国民国家构想》(共同编著)、《从比较史看近世日本》(共同编著)、《殖民地朝鲜》、《近代日朝关系史》等。

　　译者简介

　　李濯凡，生于 1964 年，现任外交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第七届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日语教学与研究。著作有《日本古典和歌百人一首》(译著)、《日本概况》(合著)、《日语句型例解活用辞典》、《日本文化关键词》等。

　　书籍摘录

　　序章

　　底片和正片

　　朝鲜半岛和日本经历了数千年的交流，国家诞生以后，两国的历史也一直跌宕起伏，既有和平时期，也有战争时期，双方人民心中都混杂着憧憬、憎恶等复杂情感。近年来的韩流现象让人惊奇不已，但“嫌韩流”、抨击当代朝鲜的势头也很猛烈。朝鲜半岛的日本观也是如此，有憎恶，有憧憬，甚至还有正在萌芽的“对等意识”。无论朝鲜还是韩国，人们似乎都没有从复杂的情感和认识中彻底走出来。

　　不消说，这种相互间的爱憎大多起因于近代以来的不幸历史。日本不但侵略了朝鲜，还散播一种“朝鲜的历史是停滞的、他律的”历史观，使侵略合理化和正当化。这种自私自利的殖民地史观认为，朝鲜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近代化，如果弃之不顾，整个国家会被他人窃取，因此日本必须出手相助。有些人从日本古代曾经统治过朝鲜部分地区的历史认识出发，大v肆宣扬“日鲜同祖论”，认为吞并大韩帝国不是侵略，不是出自邻里之爱，而是出自“同祖”之爱的日韩一体化。这就像两面对照的镜子，朝鲜被动地成为日本的底片，而朝鲜越是这样的底片，日本就越能作为正片散发光芒。

　　战后的朝鲜史研究

　　战后的朝鲜史研究将克服以上历史认识作为最大课题。这导致 20 世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兴起了一种描述朝鲜民族坚韧抵抗侵略的历史观。但是这仍然无法克服殖民地史观。后来，所谓的“内在发展论”风靡一时，即认为朝鲜已经内在地走上了近代发展的道路，而日本阻碍了这一趋势。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有人对这种历史观产生了怀疑。这是因为“内在发展论”一面强调“统治与抵抗”的历史，一面描述近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样的历史观不仅过于强调一国的历史，而且还在谴责近代日本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同时，鼓吹朝鲜民族主义。它所强调的是“殖民地近代化论”。这种论调的特征在于试图论述日本统治下的朝鲜资本主义发展。由于这种论调有为日本统治做合理性解释的一面，因此直到现在也是争论的焦点。

　　与此相对，如今盛行的是“殖民地近代性论”。它不像“殖民地近代化论”那样以近代为是，而是从批判近代的角度出发来立论。即认为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朝鲜人无论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将恶性的近代价值内化。这看上去似乎非常顺应当下的历史学大潮，因为当下的历史学大潮是极力主张国民、国家相对化的。不过，这种论调虽然批判了近代，可实质上却是把近代绝对化了。这种观点认为，人们根本无法抵抗渗透力超乎想象的“近代”。

　　一般认为，对近代的批判与对近代日本的批判是相通的，但两者很难并行。“内在发展论”虽然对近代日本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但它将朝鲜和日本的同质性当成了前提，认为朝鲜和日本在通往近代的速度上没有多大差异。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从逻辑上来说，近代也就未必应该被批判了。而近代日本应该被批判，只是因为它阻碍了朝鲜的内在近代化。在朝鲜近代史的研究中，摆脱近代的束缚并不容易。

　　着眼于政治文化

　　那么，要想将近代相对化，究竟需要怎样的历史认识呢?所谓历史，其实有多条发展道路。认为历史未必会朝近代化方向发展的史观不仅可以使近代相对化，还会成为批判近代日本，批判追随、模仿西欧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日本的理论依据。

　　因此我想从政治文化入手。所谓政治文化，就是在开展政治、进行抗争时，决定其内容和展开方式的意识形态、传统、观念、信仰、迷信、愿望、惯例、行动规范(规则)等有关政治进程的一切文化。政治文化一般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共有。若不共有，国家、政府便缺乏稳定性，处于危机状态。比如在前近代社会，王政会得到普遍支持是因为国王不单单是征税者，还是赐予领民慈悲与幸福的高贵存在。即便事实并非如此，但至少人们在观念上是这样认为的。国王可以住富丽堂皇的宫殿也是因为臣下和领民之间有这样的共识。但是，再三违背人民的期待，随意实施恶政，统治者便会面临革命危机。

　　传统社会由于不存在“人民本身即实施政治的主体”这种思想，因此革命后依然会有新的救世主作为国王君临天下。在这样的政治进程中，人们会对国王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而且很多关于改天换地的迷信、流言，抑或愿望、民众起义等因素也会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社会喧嚣混乱。改天换地的机运萌发时往往很容易诞生义贼，这是政治文化上的问题，同时也强烈反映了民众的愿望。

　　这样的政治文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还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但二者有别于前者。就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则而言，政治文化必然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但在现实的政治世界中，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未必能得到忠实地反映。有些国家标榜民主主义，却非民主主义。在前近代社会，许多国家以儒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为基础，将建立在这些宗教之上的政治思想作为根本法则，但这些国家的政治世界、民众世界的状况依然因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国家而千姿百态。即便是同一个根本法则的政治思想，其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

　　发端于西欧的“近代”的确依靠绝对的力量、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了整个世界。但是，它并未创造出同样的社会和国家。受制于各个地区、民族、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一个个独特的政治世界被创造出来。“近代”不只有一个模样。有些国家和地区即便不能超越近代，但也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近代产生纠葛，并在现在、将来一直持续下去。比如，不丹不追求过度的 GDP 增长，而将政策的基础放在增进国民幸福总值上，这与不丹的传统政治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对政治文化史的讨论具备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从发展阶段论中提供一种自由看待历史的视角。

　　本书的目的

　　本书试图从以上这一点来概观日朝近代关系史。朝鲜近代史在一国史的角度上是不成立的，尤其不能抛开与日本的关系。日本近代史也应是如此。二者分别以怎样的社会为前提，怎样闯进了近代世界，以及想要建立怎样的国家?本书试图以政治文化为突破口来阐明这一过程。

　　本书的范围始于 19 世纪中叶，止于 1910 年大韩帝国被吞并。但既然是把政治文化作为问题对象，那么就需要有长远的视野，因此本书从朝鲜王朝建立时说起。为了对朝鲜和日本进行比较，有时也会言及日本的政治文化。本书以朝鲜为主线叙述日朝关系史，因此比较史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所谓文化，即使在其前面冠以“政治”，也未必能以善恶论之。如果用一方的文化去否定另一方的文化，那就是文化侵略。但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文化往往会带来福祸，而且得福者会唾骂得祸者。这就是历史的负面性。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加需要关注在背后左右历史进程的政治文化。日朝近代关系史确实存在日本侵略朝鲜的一面，但是是什么让这种侵略成为可能?这就需要在政治文化史的维度上冷静地思考。今天的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仍然横亘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相互理解就是要充分了解彼此的文化以及政治文化。既然是邻国，那么无论二者愿不愿意，都只有培植交流的土壤这一种选择。本书不论述普通文化，而是抱着为相互理解做出贡献的些许希望，从政治文化史的观点出发来书写日朝近代关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