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暉

　　近日，習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時強調，“止暴制亂、恢複秩序”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明確宣示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立場和態度。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表示，這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止暴制亂工作的最強音。從11月4日會見林鄭月娥時的“最重要”到重大外交場合的“最緊迫”，一方面是對現實香港局勢的判斷把握，一方面也是希望香港社會彌補裂痕、早日恢複以往的安定繁榮。

　　修例風波已經持續5月有餘，暴力亂象在香港不斷上演：公交癱瘓、出行受阻、惡性事件頻發、學校也被卷入其中，最令人擔憂的是對公共交通和設施的襲擊，使得市民的生命安全無法保障。學習、工作、生活已無法正常化。在重大外交場合，以“最緊迫”進行表達，說明中國政府的高度責任心，也向世界表明中國政府對維護國家主權的自信心和決心;在接見林鄭月娥時強調“最重要”是對特區政府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依法施政、懲治犯罪、維護香港廣大民眾的福祉所做出的要求。

　　特區政府要認真領會中央政府的指示，止暴制亂不僅僅是社會秩序的恢複，還是社會秩序的重建。因為止暴制亂只要政策有決心、執行有策略、執法有力度，就可恢複社會秩序。但是之後的社會裂痕修複、人心秩序重建、暴亂根源消除更為重要。

　　修例風波中，示威者傾向於采取“無秩序政治”策略，其產生原因在於反對派和媒體的扭曲性報道造成的恐懼感，對貧富差距的不滿、政治怨恨的表達、非理性情緒的動員等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反對派和媒體的惡意宣傳下，中央的政策和法律在港推行困難，而且容易激發對抗性行動，這不僅反映出香港市民社會的政治困局，也反映了香港市民社會的身份歸屬問題。

　　香港社會是一個高度國際化、多元化的社會，在此情況下階層分殊、社區力量興起、參政要求日益提高，市民社會日益發展壯大。然而，香港的社會形成與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並非同起並生。立足於香港的角度，在“一國兩制”的政治前提下回歸之後，政治地位發生了變化，香港面臨的新問題是要經曆民族國家化的過程。對於國家而言，香港應該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扮演何種角色，如何處理與香港這個國際化、多元化社會的關系，也需要不斷思考和調整。

　　顯然，修例風波顯示出一部分港人的本土認同和國家認同尚未達致和諧。雙重認同是指同時存在於高級與次級政治實體中的身份特征，這兩種身份之間並不是絕對的相互排斥，對於多數群體而言，他們可以接受自己同時擁有高級身份與次級身份，但當他們從高級的政治實體中所能獲得的身份減弱時，其不滿容易引發激進的抗爭行為。在外部勢力的幹預下，中央政府的任何措施都可能被誤解為壓制本土認同力圖促進其國家認同的行為，會對其造成一種威脅感並促使其走向激進化，使得這種雙重認同產生分裂而非融合。

　　從多元化的角度講，社會沖突本身是利益博弈的一種表現形式，對於各種矛盾持續性累積的香港社會更是如此，不僅涉及政府與社會的博弈，也涉及社會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博弈，因此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無法有效預見其結果，但無疑會對政治秩序和社會生活產生劇烈震動。我們必須堅守原則和立場：《憲法》對“一國兩制”的莊嚴承諾堅決不容動搖。任何超出“一國兩制”底線以及違背基本法的政治訴求與政治運動，都可能造成香港既有繁榮穩定及高度自治的嚴重受損。

　　面對這種政治失序，我們更應該拿出治理的智慧。習近平總書記對港的指示不僅顯示了十九大報告中“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要求，是新時期對香港問題的解決思路，而且符合香港民眾的最大利益，符合香港繁榮、安定、法治的需求。“止暴制亂、恢複秩序”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面對當下失序的香港社會，首先要樹立法律的權威，政府必須有膽量和能力對違法的群體性事件進行反制，運用開放和法律兩種手段進行“去極端化疏導”。

　　同時，也必須做出更長遠的考量，沒有哪項政策措施可以普遍地、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社會問題，面臨香港這個急劇變動的現代化社會，顯然不能用單一的思維來解決。一種無意識的逆反心理，總是會成為被其他勢力利用的機會。要努力運用政策杠杆推動“反社會運動”與“社會運動”的相互牽制，以避免社會沖突極端化和擴大化。

　　香港的貧富差距、發展問題、民生問題當然需要引起國家的重視，但是單靠“錢”顯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經濟發展帶來的滿足感，並不能夠解決認同問題。這不得不敦促我們去思考一種超越傳統公民身份的新型國家——社會模式，這就涉及到“一國兩制”下港人如何自治，香港社會與內地社會如何接榫，如大灣區就是一種積極有益的措施。港人不僅要對內地政治制度、價值觀、生活方式有一種積極融入的心態，中央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表現出的期待也對於中國與中國以外華人群體形成新型關系也具有重要意義，這也是“一國兩制”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