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伊朗最高軍事人物之一、“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遭美軍空襲身亡;1月8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向美國在伊拉克的兩個軍事基地發射了數十枚導彈並擊毀一架美國空軍戰機，同日特朗普聲明會立即對伊朗政權實施額外的懲罰性經濟制裁，伊朗國防部長也表示伊朗軍隊正在准備下一次打擊。對抗多年的美伊關系，似乎要在2020年的起始迅速升級。
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我們節選了知名國際記者、戰地記者周軼君的《走出中東》一書。通過閱讀她五年前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街頭采訪後寫下的紀實作品，從專業的記者眼光、細膩的女性視角再出發，也許能透過米夏、達拉幾名當地青年，更加具象地了解這個正處危機的伊斯蘭國家，重新審視政治和人性之面向。
1
我們不說，只秀出來
米夏在咖啡館門前等我。瘦長臉，圓眼鏡，一抹憂郁，符合關于文藝青年的普世想象。他正在學習電影導演。
米夏轉了好幾個地方，才確認這家小電影院兼咖啡廳“有戲”。我們在臨街小桌前坐下，先點些吃食。咖啡廳菜譜推介意大利菜，米夏曾經在意大利留學，念着菜譜提醒我別期望過高。沒關系，我的心思在看人。環顧四周，景象與街頭的莊重肅穆迥然不同：四五張長桌，幾個散放的小圓桌，火車車廂式座位上，男男女女緊挨着坐，少數勾肩搭背，情侶互喂意粉。女孩們的頭巾，顯然比街上又退後幾厘米。
我來的路上看到不遠處摩托車騎警密集，但置身這間咖啡館，仿佛外面的世界有個後門，精靈們都躲進來了。
投影屏幕光影離合，借來打量咖啡館里的人。斜對面桌一個女孩，黑頭巾歪到一邊，露出發髻上的一朵白花。德黑蘭女性愛用絢爛的顏色井噴式表達，黑白配卻是少見的優雅。她背對屏幕，跟3個男生坐在一起，笑聲響亮，手里一支細細的煙。“我朋友圈里也有這樣男孩氣的女孩，久了忘記性別，不過，漂亮女孩總是知道自己漂亮。”米夏也在打量那個女孩。
頭上戴花的女孩招呼我和米夏坐過去。她叫達拉，24歲，從美國回來休暑假。咖啡館是坐在她身邊的那個光頭開的。“她從前講英國腔調的英語，現在改了美國口音。”光頭說起達拉一臉仰慕。“是波特蘭口音。”達拉吐了個煙圈。
她從小跟父親講英文，正是這個習慣招惹了麻煩。“綠色革命”期間，她幾次跟着朋友上街。最後一次是參加一個學生的葬禮。“在我前面，就這麼遠。”達拉比畫說大概有50米，一個男人“嘭”地腦袋開花，“like pink mist”(像是團粉紅色的霧)。她和朋友躲進路邊餐廳，父親剛好打來電話，達拉驚魂未定，顫抖着答了一句“I am fine，I will be home in no time”(我沒事，馬上回家)，結果被旁邊便衣聽見，懷疑她是外國間諜，抓進監獄關了7天，直到他們發現她“誰也不是”。出獄後，達拉跟一個在美國的伊朗人結了婚，不久便定居到了俄勒岡州的波特蘭，一座200萬人口的城市。
光頭向我介紹，咖啡館里都是熟客。身後那桌，一個男生頂着非洲“爆炸頭”，茂盛得旁若無人。另一個留長發紮小辮，過時藝術家范兒。“第三桌都是德黑蘭大學學生，學藝術、哲學、社會學、工商管理的……女生面對面坐在中間，男生圍攏在兩旁。咖啡館里的人無一例外都參加了2009年抗議。
綠色革命展區在這里，活的，我心想。
達拉被便衣當作“外國間諜”抓進去後，單獨羈押。囚室很窄，四周都是高牆，只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個小鐵窗透進來一點空氣。室內總是亮着燈，令她難以入睡。走廊里通宵傳來淒厲的哭號，伴隨鞭子抽打的聲音。“那很可能是放錄音，來制造恐怖氣氛……我寧可相信是那樣的。”
走出囚室，她的眼睛必須被蒙上，雙手也要綁在身後。獄卒們咆哮、辱罵着，還有人狠狠踢她的腿肚子，因為達拉穿了一雙美國軍靴。“那陣子伊朗黑市時興美軍軍靴，從伊拉克和阿富汗陣亡的美軍身上扒下來的，伊拉克的比較多。”她招惹革命衛隊的另外一大嫌疑是，包里有很多香煙，不像好姑娘。其實，那時候達拉還不會抽煙，她和另一個同去抗議的女孩，聽說“抽煙可以中和催淚彈煙霧”。
幾天後，審訊者改變策略，以“可疑的親切”姿態盤問：“我們知道你不是伊斯蘭革命的敵人，究竟誰派你來的?”在她即將崩潰的時候，審訊者給她點上一支輕萬寶路——那是一個星期以來最好的待遇，後來竟戒不掉了。
達拉說起這些事，近乎平靜。有時她瞪大眼睛，表現出“怎麼可以這樣”的憤怒，但大部分時候，更像是講述一件時隔久遠、細節在記憶中固定下來的事情。達拉記憶中綠色革命的終結，是人們“用光了力氣”。第二年2月，一場密集警力保護之下，盛大的35周年國慶，蕩平了抗議的余勇。
“死亡、監禁、抓捕、毆打，所有這些耗盡了我們的能量。”達拉說。即便是2011年阿拉伯抗議風潮驟起，伊朗也沒有重演綠色革命。桌上其他人紛紛點頭。人心疲累，現在學生們在一起不大談論政治。瘦黑寡言的薩滿是德黑蘭大學的學生，他明天要在這個小電影院，為他的觀念攝影展揭幕。宣傳單上印着幾幅照片：防毒面具、斷裂的身體、沼澤中的手臂，逼人的隔離與困惑。我問這些照片的含義，他反問：“有沒有注意到街上女孩子戴頭巾的方式?”伊朗官方發布的標准方式是蓋住頭發、脖子和胸部，但姑娘們的日常抗爭，就在兩三厘米的頭發上。警察不管，就往後退，管了就往前拉。“還有，她們會把上衣弄得特別緊。”這下我想起來，曾經在城北商店試一件當地女式襯衣，深藍色，長袖、及膝，樣子很保守，穿上身照鏡子卻差點笑出聲：細細的腰带高高系在胸下。
“In Iran，we don’t say it，but show it.”(“在伊朗，我們不說，只秀出來。”)薩滿得意地笑了。
政治抗爭平息，他們只為生活中的一點點自由辯護。“爆炸頭”不止一次被警察攔下，以致發明了標准回答。警察問：“干什麼的?”答：“話劇演員。”“演什麼?”“一棵樹。”有次一個年輕警察跟他聊天，說不喜歡這份工作，月收入不到100美元，還覺得爆炸頭蠻好看。
2
不是有制裁嗎?
達拉和米夏是德黑蘭藝術學院的校友，但不同級。達拉念的是“大型紀念碑”專業，如果不出國，可能要為伊斯蘭政權設計“豐碑”。到了美國以後，她被波特蘭的西北太平洋藝術學校錄取，研讀藝術批評與研究，還兼職為初到美國的伊朗難民做翻譯。
美國人介紹達拉時愛說：“這個姑娘為了信仰勇敢斗爭，終于抵達美利堅。”可是達拉並不認同自己是什麼“英雄”，只是“出現在錯誤的地點”(被便衣聽到電話)。以美國公民身份出入德黑蘭並非難事，她說，好多伊朗毛拉(泛指“宗教學者”)、政客、富商的孩子都持有美國護照，國籍不會成為不能入境的理由，只要你“不惹事”。
自2011年離開後，她曾兩次回國，這里有她愛的父母、弟弟和朋友們。這次她回來住兩個月，我們見了好幾次面。其中一次，應我的要求，去Golestan商場轉轉。那里離達拉父母家很近，有她少年時的回憶，也是伊朗經濟發展地標。商場的波斯文名字，中文譯作“玫瑰園”，一度是德黑蘭乃至伊朗全國最出名的消費場所。
我和米夏到得比達拉早，便四下轉了轉。商場是一個4層的土黃色建築，內里裝飾、牆磚還有幾分巴紮的影子。中庭有一個小噴泉，水柱指向霍梅尼與哈梅內伊的標准掛像。米夏一進門就撞見熟人，那個女孩的彩色頭巾下是齊耳短發，還大膽染成了白色。中庭也有不少黑紗遮蓋全身的女性和她們的丈夫，在圍觀索尼手機和電視機的演示。
2012年，新一輪制裁出台，歐洲和美國企業全面停止了與伊朗的生意，玫瑰園里看到的任何西方舶來品都來路可疑。名表店門面很小，我撇下米夏自己走了進去。一名蒙黑紗的婦女面前攤開一排金表，左挑右選。店主熱情招呼。我問：“這些表是從瑞士來的嗎?”“當然。”他手指關節輕叩玻璃，指點着琳琅滿目的貨品。
我的好奇戰勝了理智：“不是有制裁嗎?手表怎麼來的呢?”老板笑意凍結，直視着我。我知道該走了。
推門出來，達拉正站在噴泉前等我們。她穿着湖藍色的長袍，配同色耳環。聽說了表店經歷，她瞪大眼睛：“你去問店主?他當然不會告訴你都是走私來的。”
玫瑰園商場里，喬治·克魯尼的廣告海報，尺寸跟領袖像差不多。美國影星和伊朗神學領袖，在消費主義屋簷下奇妙共處”。
走私在今天伊朗經濟的比重難以計算。後來我漸漸發現，iPhone手機在德黑蘭很普遍，街上還有蘋果專賣店，仿佛整個從美國加州鑽地道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店員穿的也是藍色T恤，胸前懸掛白色卡片。但誰都知道，蘋果和伊朗尚未“建交”。倒賣外國產品的走私生意，經手者很可能是掌握特權的革命衛隊，也可能跟巴紮商人有關。錢，令政治界限模糊，利益圖譜變得復雜。
走私生意滿足了封鎖之下的伊朗人對外來物質的極度渴望。從某種程度上說，一些人制造了封閉，再從封閉中牟利。他們要證明自己比國際制裁更聰明。
兩伊戰事消停後，伊朗經濟開始復蘇並不斷增長。在內賈德執政期間，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也是到了2012年西方猛下制裁後，才第一次出現負增長。過去20年，領袖畫像沒變，伊朗人的物質生活與時俱進。
米夏記得，真正把伊朗人和世界拉近的是衛星電視。幾乎每個家庭都花不多的錢(100美元左右)，“違法”裝了衛星電視。法不責眾，當局似乎放棄了追查。有一次，社區警察不知怎麼知道了米夏的父親會釀私酒，暗示要來嘗嘗。父親心領神會，把他領到家中。“警察直奔酒壇去了，旁邊就是衛星天線，他視而不見。”伊朗人對外部世界的信息並不陌生，但這更激起了他們真實地去觸摸世界的欲望。
“你想不到他們會托我從美國带什麼。”達拉每次回國，朋友們點名要的是“真的星巴克紙杯、原裝可口可樂”。玫瑰園商場有店鋪賣仿制的星巴克馬克杯，被當作高檔工藝品擺在黑絲絨軟墊上展出。而伊朗的可口可樂，來自1979年美國人落跑時留下的配方和工廠。“見過世面”的米夏講了一個更好笑的故事：他在意大利的時候，接待過父親的同事和他的兒子。這對伊朗父子每天都點名要吃麥當勞。“我勸他們意大利菜好吃，但他們只想吃麥當勞。”一次去鄉村，沒有麥當勞，不得不吃了一回當地餐。伊朗父子承認非常美味，可是第二天回到城里，他們又要求吃麥當勞。米夏很生氣，當真實世界攤開在眼前，伊朗老鄉竟執着尋找臆想中的那一個。他們對那個世界的想象相當狹隘，縮小到美國，縮小到美國流行文化，縮小到芝士漢堡。
我們跟着達拉轉到玫瑰園二樓，身後傳來一陣上海話。我喜出望外，上去用鄉音跟3個中國人搭訕，他們竟有些警惕，點頭哈哈，邊說話邊後退。後來聽說，這一區附近有一些中國國有企業。歐美公司撤出伊朗後，市場自有人填補空白。目前伊朗石油出口的主要買家是：中國、印度、土耳其、韓國和日本。
國企的中國人喜歡在伊朗買手表，水貨價格有時比歐洲原產地還便宜。美國制裁伊朗銀行對外交易，地下錢莊應運而生。伊朗巴紮還撞上了中國小商品沖擊：市場里花花綠綠的緊身褲襪，林林總總的小家電，攤主會用中文告訴你：“義烏。”制裁下的伊朗人，還在臆想美國，而一回頭，中國已近在咫尺。
達拉父母住在商場附近一個富裕社區，名字叫“小西方”，是巴列維國王時代建的，有意仿造了美式住宅風格。1979年，伊斯蘭政府將其改名為“小聖地耶路撒冷”，但民間叫法怎麼也拗不過來，還是“小西方”。達拉的父親是材料工程师，早先為一家英國公司工作，發明過一項專利技術。1979年革命後，伊斯蘭政權要求他提供這項技術，他起先拒絕了，還因此坐了幾年牢。達拉的母親生于優渥家庭，從小跟着外婆去柏林度周末。改朝換代之際，舊時代精英很快在政治上被邊緣化，能保全生活已是幸運。
少年時，玫瑰園是達拉的樂園，“因為容易逃跑”。風紀警察追過來的時候，鑽進某個店鋪衣架背後，或者飛跑上四通八達的樓梯。當時，社會上所有地方都成功實現了男女隔離，唯獨在西式商場里，很難控制異性接觸。達拉還記得這一區少男少女開着家里的汽車出來，搖下車窗相互扔寫着電話號碼的紙條，或是去商場網吧，說好時間一起上聊天室。
現在，商場二樓正對霍梅尼和哈梅內伊畫像的地方，貼着“免費無線上網”。(編者按：霍梅尼、哈梅內伊是自1979年以來，伊朗僅有的兩位“最高領袖”。)幾乎所有人都能嫻熟地使用捷克產的翻牆軟件，越過政府在互聯網上設置的障礙，連最高領袖本人都在“被屏蔽”的海外社交媒體上開了賬號。技術的發展似乎站在了反抗者這一邊，但當局並不打算放棄。如果沒有特殊軟件，直接在伊朗互聯網上搜索西方歌曲、電影或敏感政治，都會被立即鏈接到“伊斯蘭政府網站”的主頁。有時你覺得伊朗人與外面的世界就隔了一層紙，但那層紙是鐵打的。
走出玫瑰園，天色漸暗。商場外的氣氛變得更加認不出來。側門空地停着一輛崭新的瑪莎拉蒂。兩人樂隊在拐角演奏西方歌曲——平克·弗洛伊德的《願你在此》(Wish you were here)。這首歌的年紀比伊斯蘭革命還大4歲。幾米開外，兩個女孩的笑聲一浪一浪傳來。她們化着濃妝，倚在電線杆上，手伸到長袍底下，脫去平底鞋，換上尖細的高跟，不知要去哪里。她們飄過時，空氣中留下了濃得化不開的香水味道。
3
愛與和平，尊重全世界
如果說見面那家咖啡館是“後門”，達拉带我去的公園簡直就是個“黑洞”——不僅因為天光已暗，而是公園一角，達拉的朋友們面貌奇異。頭發染成綠的、紅的、紫的，佩耳釘鼻環，還有張開嘴露出的舌釘，胳膊上刺青連片。這個角落，是少年時他們被警察追出商場逃逸的目的地，現在也是他們碰頭的老地方。離開這里，他們會披好頭巾，穿上外套，盡量扮回“正經”樣子。
達拉也發現朋友們的扮相越來越誇張。“可能是社會氣氛越來越偏激。”她說最近兩次回國，感覺人與人之間越來越不友善，“經濟變差，你必須踩着其他人，才能給自己找條路”。
兩個玩滑板的男生迎向達拉左擁右抱，他們是10多年的朋友了。其中一個叫范爾西的男生告訴我，德黑蘭第一個玩滑板的人是自己用木頭鋸出了一塊板，但“現在有了好幾家進口滑板店”。沒什麼好奇怪的，想想那家蘋果商店。滑板有了，范爾西他們卻找不到合適的地方訓練。“德黑蘭不是沒有滑板設施，但都叫革命衛隊的人佔了，他們自己玩，不給我們這樣的人用。”他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聯絡方式，還工整地附上他理解的滑板運動精神：“愛與和平，尊重全世界。”
這些年輕人都來自中上收入階層，甚至是保守派家庭。比達拉小幾歲的霍爾芭，父親是牙醫兼宗教學者，兄弟姐妹都是“正經人”。但她的黑袍更像是一件女巫的斗篷，頭發全部染成綠色，大半露在外面，嘴角一顆小圓釘。幾年前，她想在德黑蘭組建一支女子朋克樂隊，但是湊不齊人。後來她打算去德國學動漫，學了德語，拿下簽證，什麼都辦妥了，但最後父親卻切斷了她的經費。在伊朗，得不到父親或者兄長的批准，女性不得單獨出國。飛出去的夢想被一刀剪斷，霍爾芭跌落到水泥地上，變成了一棵渾身带刺的仙人掌。為這身打扮，她無數次被風紀警察攔下。在媽媽勸說下，她曾試着穿戴得規矩些，結果渾身不舒服，“那就不是我了”。霍爾芭和男友站在一起讓我拍照。男友手臂上爬滿刺青，黑T恤衫上印着白色骷髏。他們望向鏡頭，眼睛里有種奇怪的確定感。伊斯蘭革命發生時，這些人的父母還是中學生，而等到他們降生後，睜開眼睛打量周圍時，革命與戰爭都已結束，自己在主題公園與外面的世界之間。
霍爾芭和男友站在一起讓我拍照。男友手臂上爬滿刺青，黑T恤衫上印着白色骷髏。他們望向鏡頭，眼睛里有種奇怪的確定感。
跟達拉和她的朋友們在一起，我盡量忍住不要問“下面做什麼”、“確切幾點鐘見”。他們時間概念很淡，不做計划，有時站着閑聊一兩個小時，等我問了，他們如夢方醒：“啊，我們還在等人。”德黑蘭沒有都市生活的緊張感。
這天最後一個到的，是達拉在玫瑰園扔紙條結識的朋友“外星人”。他本來的名字是什葉派救世主“馬赫迪”，但他更樂意自稱異類。“外星人”的主要時間都用到了滑旱冰上。跟大家打過招呼之後，他鑽進汽車換衣服。我以為要換成輕便運動裝，沒想到他走出來的時候，仿佛是趕去參加婚禮的新郎——白襯衫、小硬領、黑色領結、西褲筆挺。
蹬上旱冰鞋，耳機里播放着《婚禮進行曲》——沒別的，他說僅僅是好玩。他喜歡飛快從女孩們身邊掠過，引起陣陣驚呼和歡笑。他隨時拐進窄巷子，警察也追不上。“外星人”打算出國，可又不清楚出去干什麼，英語也不過關，所以只得暫時靠父母度日。他带我們到一條小街，見證他如何在車流中快速穿行。出發前，趁着夜色，他對附近一個監控攝像頭伸出中指。
天完全黑了，街道成了真正的樂園。“外星人”踩着旱冰鞋禦風而行，汽車頭燈在他身後打出金色的輪廓。這一代人早就學會了在革命主題公園里，玩自己的游戲。
站在朋友們中間，達拉的外表是最正常的。沒有染發，沒有文身，在德黑蘭穿着規矩的長袍。可能因為她身在美國，不需要過分表現自己。我問她，留在伊朗會怎樣?她笑了：“如果我是個同性戀，就來伊朗住。因為這是最大的禁忌，也就會有最大的快感!”
“嘿，聽着，我們要搞派對!”達拉轉頭對大伙兒喊。她上一次回來的時候，參加了一場(關起門來搞的)比基尼派對。德黑蘭沒有海灘，但派對着裝之火辣，她在美國從未見過。德黑蘭的派對比波特蘭酷多了。
米夏臨時充當我的翻譯。當達拉和她的朋友們用英語跟我交談時，他就在旁邊看着，並不介入。米夏衣着簡單干淨，仔細看，才發現每天都在用心搭配。在意大利的時候，他住在時尚之都米蘭。米夏坦誠相告，回伊朗來，是因為他在國外過得並不好。從德黑蘭到米蘭，他換過3個專業：采礦工程、工業設計、傳媒設計，每個都沒能念完。在石油公司做工程师的父親，威脅要切斷經濟來源，所以他必須返回伊朗。姐姐原先做一份翻譯工作，因為照顧孩子，介紹米夏頂替。雖然未必是興趣所在，27歲的他總算有了穩定收入。電影是他新的嘗試，也是最後的堅持。他迄今為止唯一的作品，是在一個免費視頻網站上，發表了一段7分28秒的旅行短片，題目是“Fly there，stay”(《飛去那里，住下來》)。他的老师這樣評價：“里面缺少hero(主角)。”
我以為米夏跟達拉都在國外生活過，是相似的人。但是米夏糾正我：達拉離開了伊朗，是個“局外人”，而他接受了必須在這里住下來的現實。
達拉斗爭經驗不足，米夏更像是在抗議洗禮中長大。在德黑蘭藝術大學念書時，他崇拜一個高大壯實的學長——差不多有兩米高。米夏說起來的時候，還要向上仰望。學長是政治活躍分子。一天午餐，學長突然來到食堂，說不要吃今天的肉，那是國王時代就存在冰箱里的。肉怎麼可能保存30年?學長拿出從食堂偷來的一條牛後腿，一看印章，真是巴列維時代的。不管怎麼說，大家發現那天午餐的味道確實古怪。學長號召絕食，敲盤子繞着校園游行。堅持三天，校方道歉承諾改善伙食。那一次，米夏看到了反抗的力量。
後來，米夏領導過一次抗議——一場無預謀的即興反應。他和一個女生坐在校園里聊天，風紀女警沖過來，氣勢洶洶地責問女生的頭巾為什麼用花色。女生悻悻從書包里掏出一條灰的——通常都會准備一條黑色或灰色的頭巾，以備這樣的時刻。米夏搶過灰頭巾，包在自己頭上。周圍路過的男生哈哈大笑，紛紛向女生們討了備用頭巾戴上。面對幾十個戴頭巾的男人，中年女警張口結舌，不知如何收拾——她從未遇到這樣的狀況，更沒有權力指揮男性，只得掉頭離開。
2009年選舉結果一出，米夏站到ValiAsr大街上，以靜默抗議。“喊口號不是我的風格。”他說。學校附近人潮洶涌，卻不見大個子學長，“至少，我不記得見過他，但那時，我也不需要再跟着誰出來”。
在我們的相處中，米夏對現實的不滿顯而易見。有一天見面時，他剛剛從上司辦公室出來，滿臉羞怒。上司好意提醒，在同事面前說話要小心，擔心會有人向情報部門打小報告。辦公樓走廊燈管散發綠光，米夏指着燈管對我生氣：“為什麼連燈光都是伊斯蘭的?”(伊斯蘭教推崇綠色。)
我問他2009年的抗議會不會再來一次。他說“不知道”，至少新任總統魯哈尼带來了善意和希望。不過，米夏沒有忘記在哈塔米時代，人們的希望是怎樣落空的。他最怕反抗與鎮壓的輪回，希望與失望的重復。
4
誰都不該有核武器
離開伊朗前，我還參加了一次派對——不在“海灘”，而在臭水溝邊。沒有誰組織，達拉的朋友都知道我們在Blenz咖啡館門口見，但是這些人到齊大概用了3個小時，只好取消晚餐，但也沒有人不高興。兩個“海歸”女孩，從瑞典回德黑蘭休假。穿梭兩個世界之間，她們體驗其中的樂趣。
“明天去德黑蘭北部山上露營吧，那里沒有警察。”
“可是會有狼或者熊。”她們笑作一團。
我在德黑蘭沒喝到過這麼像樣的拿鐵。可是達拉說，這家咖啡店“所有一切都是非法的”。Blenz是加拿大一個連鎖品牌，有點像星巴克，但是在海外沒有分店。一個在加拿大的伊朗人，拿到當地分店特許經營權，偷偷搬了一套到德黑蘭。所以，這里從店內裝飾到紙杯，全是走私的。而伊朗人從來沒有“coffee to go”的概念，那是給忙碌都市人設計的。Blenz的咖啡要拿到店外面喝，反而成了時髦，賣得比普通咖啡更貴。Blenz還推銷另一種時髦飲品：中國產“人參蜂王漿”，英文介紹寫的是“皇家人參”(Royal Ginseng)。我上一次看到這種紅紙包裝、插吸管喝的小瓶子，大概是10多年前的事了。
咖啡店門口有條水渠，窄窄流過，盡頭是個垃圾桶，臭氣徐來。沒有人在意，兩邊坐了30多個人，好幾個派對在這里舉行。一個保安負責張望。
達拉指給我看，街對面比玫瑰園高出許多的一座新建商場。Tandis(意思是“美麗的雕塑”)全身玻璃幕牆，霓虹燈招牌，在夜空里淒迷閃耀。“玫瑰園過時了，Tandis的東西更貴，去的人更時尚。”
想到很快要回美國，她竟有些傷感。“你知道嗎，在美國的時候，有時我會想戴頭巾，畢竟我是這樣長大的。”美國人很友好，但這個伊朗女孩敏感察覺，無微不至的關懷中，包藏着居高臨下的優越感。“美國人聽說你是中東來的，以為你還騎着駱駝，他們會問‘那里有干淨的水嗎?’……”我問她，伊朗會不會有一天改變，變得她願意回來生活?她堅定搖搖頭：“這個政權的本質是自私的、教條的，這不會改變。”
道別時，大家擁抱。達拉轉身離開，我忽然想起來：“嘿!我還從來沒問過你們對核問題的看法!”臭水溝派對的人面面相覷。
“這個我們很少談，就像我們從來不會討論要去清真寺一樣。”瑞典回來的女孩說。達拉想了想說：“我只能禱告他們別造核武器。誰說有了核武就安全了?2003年美國打伊拉克的時候，伊朗三面都是美軍，我們也沒覺得危險，現在，以色列成天嚷嚷着要炸我們……”
“伊朗還是不應該有核武器?”
“誰都不該有，美國和伊朗，難道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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