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说，4月是残忍的季节，中国人以自己的方式体认到这一点。清明节是悲伤的季节，也是人们和逝去的亲友进行交流的时刻。通过每年一次的扫墓仪式，活着的人不得不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
死亡只对活着的人有意义。千百年来，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都在试图理解和消化亲人的离世带来的震撼和悲伤。它首先是一个“表达”的难题。人们会为了死亡而哭泣，这是因为语言在这个时候已经无能为力。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妻子去世后，就很怕别人问他这个问题。有一次他碰到一个刚果籍的邮递员，这人只能讲法语，之前老给他们家投递信件，在巴恩斯妻子去世前一两年负责别的区域了。这位邮递员和他寒暄，然后问道：“夫人可好?”这对巴恩斯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他不得不用法语回答：“夫人去世了。”他体会到用法语表达妻子去世这一事实的悲痛。
还有一次是深夜打出租车，快到家的时候，司机很自然地、由衷地问了一句：“您妻子，一定睡着了吧?”一阵噎人的静默后，巴恩斯给出了唯一能找到的回答：“希望如此。”
巴恩斯挚爱自己的妻子帕特·凯伐纳。除了“夫妻”这一层关系，凯伐纳还是巴恩斯很多作品的促成者和见证者，身为一个著名的出版经纪人，凯伐纳和巴恩斯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也拥有很多共同的朋友。2008年，凯伐纳因病去世，巴恩斯陷入了悲痛之中，4年之后，他写了一本《生命的层级》(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于2019年8月出版)，来追忆自己的妻子。
凯伐纳从查出患病到去世，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巴恩斯每天奔波于医院和家之间。相当长时间，他都无法接受妻子已经去世的事实。他对死亡的定义是这样的：“在某个节点，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其中一人迟早会被命运夺走，而被夺走的总是大于原先的总和。”这在数学上不正确，但是在感情上却是成立的。
如何从妻子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是巴恩斯面临的主要问题。当然，这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一种冷漠的、也必然招致他反感的方式提出的“问题”。他并不想从这一悲痛中走出来，事实上，他对死亡的思考，最深刻的地方就在这里：你有多爱她，失去她带来的悲痛就会越沉重，人应该“享受”“品味”这种悲痛，并且以这样的姿态来度过余生。
巴恩斯提出了一个“首席思念官”的概念。妻子去世后，他的职务就是“首席思念官”，这是使命，也是爱她的方式。如果妻子曾经活过，那就一定还活在他的心中。“无论动与静，我都在思念她”。
作为一个“使命”，巴恩斯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充满愤怒，没办法理解妻子去世后的世界，也无法和两人共同的朋友相处。巴恩斯希望，朋友们能够正常地、坦然地谈论妻子的去世，但是朋友们却因为怕他难过，避而不谈。甚至是当他主动提及自己妻子的时候，朋友们还是躲闪，这让他愤怒不已。他发现，尽管妻子已经不在，但是他仍然在按照两人一起的方式思考和生活。过去，他曾经假设遇到不幸之后，自己会通过徒步法国的方式来“走出不幸”，但是在不幸真的来临时，他却只能每天苦苦地待在家里，靠看电视直播的球赛来打发时间。
接下来，是克服自杀的可能性。他一度想象日本武士那样切腹自杀，来追寻妻子的脚步。但是，他也知道，死亡就是死亡，两人永远不可能再见，也不会有另一个世界。最终，他发现每天思考自杀，有助于摆脱自杀。
“首席思念官”的第三个阶段，是和妻子对话。不是比喻意义上的，而是真的向妻子诉说。跟她讲他正在做的事，一边开车一边向她指出一路的景致，而且还会说出她的回应。他甚至能看到她的揶揄。回应她的揶揄，简短的“讨论”之后，在做家务的时候也感到灼灼生辉。他会想到妻子一定嫌弃浴室地垫“丢人现眼”，然后就把它扔掉——最终，巴恩斯又可以走出家门，参加一些公共活动了。他无法从妻子死亡的悲痛中“走出”，但是已经可以从家门走出，可以“正常生活”，因为他确信那是她也希望的。
《生命的层级》一共讲了三个故事，只有第三个才是巴恩斯本人的。前面的故事还讲了人类历史上早期乘坐热气球飞行的故事。他们向往能够脱离地球引力，因为飞行在天上，就是“真正的自由”。这是三个彼此无关的故事，但却也有某种内在关联：我们该如何看待生命，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又该如何面对爱人去世带来的“深度之失”?
当然，答案是没有的。事实上，一个死亡，永远无法帮助别人摆脱另一个死亡带来的痛苦。可以说，每一个死亡都是独一无二的。“首席思念官”的称号，看上去像是打趣，但在本质上却是真正的沉重。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我们的每个人都必将面临“最重要的人”的去世。人必须学会和亲友的死亡相处，学会把它当成是某种必然，真正担负起自己“首席思念官”的使命。
即将到来的这个清明节，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最特别的。因为防疫需要，大多数地方都取消了扫墓活动，人们不得不点开墓园的公号，或者听一段音乐，阅读一本书，来怀想亲人。这是全新的体验，或许也促使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死亡。
死亡是人类永远无法破解、无法克服的，但是人们可以用思念来与之对抗。马尔克斯的传记叫《活着为了讲述》，其实活着也是为了思念，或者说，讲述也是为了思念。（张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