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十多年里,每天天边刚露出橙蓝色的晨光,武汉江岸区沈阳路路口的一家米粉店门口,就会站着一个头发黑银交杂的中年阿姨。
她一手筷子,一手铁勺,认真仔细的对着身前一个油锅炸面窝。
这里的老居民们喊她熊阿姨。他们每天出来过早,都会时不时买上一两个面窝。这个面窝没有牌子,唯一的标志就是阿姨自己和身前的油锅。
今天武汉解封,可熊阿姨炸面窝却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角落。因感染上新冠病毒,熊阿姨于在3月初去世,从武汉人爱了一辈子的过早版图里消失了。
的确,武汉是重启了,但日子真的可以回到曾经的模样吗?
面窝是除热干面、豆皮之外,武汉过早里另一个“流行单品”。
这是一个用黄豆和大米制作的炸物。黄豆大米加水磨成浆,在一个圆形扁平、中间凸起的勺子里下热油定型。炸出来的面窝中间有一个圆孔,有点像没有加糖霜的甜甜圈,只不过更朴实无华,更贴近生活。
一个面窝的标配是一碗牛肉粉。干稀搭配,是武汉人过早的智慧。
所以很多面窝店的选址,都在粉面馆旁:小小的街边门面,一个早点摊子搭着另一个早点摊子。大家各做各的,做出来的食物一般都是绝佳组合式的存在。两家人,关系通常都不错,彼此不争不抢,附近居民也乐见这种选择自由。熊阿姨与她隔壁的“小中元面馆”就是这么一个相互依赖的存在。
武汉的夏天,即便是清晨也会闷到让人无法呼吸。可过去的十几年,熊阿姨无论风雨炎热,每天凌晨三点准时起床,做保安的丈夫也一并会起床,帮她磨浆备料。五点钟,她独自出摊,要到中午一点才结束。期间全程站着,一刻不停的炸。热油熏花了眼睛,也只能咬着牙继续。
熊阿姨做的面窝是真好吃啊。一种是厚的,吃起来面感更十足,价格稍微贵一些,2.5块2个;一种是薄的,吃起来酥脆多孔,价格便宜些,1块钱1个。
我个人喜欢吃脆的,那种牙床跟炸面在口中摩擦形成的酥脆沙沙声,透过口腔传到耳骨,能让你感到兴奋的多巴胺在飙射。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等疫情结束了,一定要回武汉来份全套的,让脆香的面窝合着牛肉粉的鲜爽一起滑进胃里,然后再在这片美食的天选之地,吃它个地覆天翻。
从地理环境来说,武汉是幸运的。这座城市,两江分三镇,靠水而生。特别是蔡甸、黄陂一带,作为长江汉水汇流的三角区,湖泊泥滩众多,水生植物鱼虾便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比如之前火神山医院所在的蔡甸。
位于蔡甸的火神山医院无论是建立速度还是效率,都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无法匹及的
在这场疫情之前,蔡甸于武汉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藕。虽然任何依靠江河湖的泥滩都可以种,但放眼全国,没有第二个地方有如大片的天然三角区。
央视直播间里混凝土罐车吐出的青沟泥,是独属于蔡甸这片土壤经年累月的营养。于是莲藕在这里扎根,生出武汉无人不爱的“莲藕排骨汤”滋味。
每年国庆之后,是蔡甸藕开挖的季节。这时的藕,淀粉得到充分的沉淀,切成大块跟排骨一起煨 —— 蔡甸本地人甚至会为此专门生起煤炉 —— 在几小时的水乳交融里,汤色渐渐被染上一层淡淡的粉色,莲藕也逐渐柔软。
咬一口,丝还挂在牙齿上,入嘴的部分已然粉化。抿一抿就能吞下肚,哪里有之前老练成熟的模样,分明是娇滴滴的小姑娘。
而且老天要赏饭,就绝对不是一笔买卖的交易。泥滩里的莲藕不用过分照料,而它们正是小龙虾最爱的环境。
于是在莲藕静静长大的日子,小龙虾便成了老天给蔡甸的另一份惊喜。藕农把小龙虾放到泥塘里,水里的天然微生物给小龙虾提供了食物,小龙虾的排泄又给藕塘提供肥料。
秋收莲藕之前,小龙虾肥美。藕农先抓小龙虾,把它们清理干净,在锅里跟葱姜蒜油一起焖炒。
油焖大虾打头阵,把食客先一猛子吃出高潮,再端出莲藕排骨汤。你说这时候,谁脚底子还有劲儿离开?扎了嘴就没法儿挪地了!
江里就更不用说啦!武昌鱼(鳊鱼)是毛主席写诗都念念不忘的,喜头鱼 — 也就是鲫鱼 — 也是本地人几乎天天要消耗几千斤的存在。
这个叫法很喜庆的鱼,武汉人最爱的却不是吃整条,而是专门自创了一种神奇的吃法:糊汤粉。
将喜头鱼去除内脏和鳞,加入生姜熬煮至鱼肉化入汤中,用纱布把鱼渣过滤掉,加荞麦粉勾芡,就是糊米粉里最重要的鱼汤糊啦。
吃的时候,碗底一份米粉,浇上鱼汤糊糊,撒上大量的胡椒粉,再加把小葱榨菜,就是一碗糊汤粉了。
就像面窝配牛肉粉一样,干稀搭配,是武汉人过早的第一原则。所以面对一碗糊汤粉,它的最佳干搭档,就是摊子边不出5分钟步行一定会有的炸油条。
糊汤粉里必须配有炸的透透的老油条才能算数,不然就不成立。吃的时候,粉不要一下子拌匀,而是要一口口挑着拌,或者先把热乎酥脆的油条蘸着鱼糊糊吃完再拌粉。
这个被蔡澜称作“早餐之都”的城市,不仅90%以上的人选择天天在外吃早饭,而且一月30天可以天天早餐不重样。
自1861年湖北汉口开埠以来,武汉便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人员物资中转城市。
码头,租借,和铁路的修建,让这里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各式各样的人。对食物品相口味要求高的商人官员洋人,促生了以茶馆戏楼为主的精细饮食发展;对果腹价格便捷要求高的码头产业工人,则促生了武汉丰富多样的早餐小吃文化。
多碳水、重胡椒是武汉过早的性格标志,毕竟长江汉水边,搬运工扛着大包在狭窄陡峭的跳板上来回行走,不卸完一船货又没法吃饭。如果不是重碳水耐饥饿,哪里扛得住这劳动量?
这也是为什么,这座城市可以产生类似豆皮,热干面这样的食物。老一辈的武汉人估计都还记得豆皮大王老通城曾经的辉煌:四层高楼彩灯挂起,豆皮里有各种馅料,上楼还有蛋酒面窝莲子汤炒菜。
排队的时候,站在窗口看着老通城的手艺人做豆皮,绝对是一个视觉的极致享受:一口大铸铁锅烧得滚烫,一勺豆皮汁下锅,晃荡几下就占了满锅,抹上一层蛋液,翻一面,撒上糯米,肉丁,笋丁和香菇丁,最后浇上哨子汁,撒葱切开。一盘盘的端出去,那香味,从鼻孔进去可以蹿到脚指头。
但每个时代都有落幕的时候。
老通城随着国营体制的瓦解而轰然倒下,今天虽然还存在于武汉的各个角落,滋味却再也不是全武汉的巅峰了。如今最好的豆皮,藏在武汉的各个小区街巷。
他们无一例外的都传承自曾经老通城里的某一个师傅。他们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打碎后散落在民间晶莹的小颗粒,每一个都在自己所在的小区微弱但坚强的闪耀着光。
我曾去过一家名叫曾记豆皮的地方,记忆里,在灶前忙碌的就是一个早已头发已经花白的精瘦老人。据说他曾师承老通城,从用蚌壳摊皮到打蛋加糯米,手艺娴熟精准,一气呵成,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自己对这门技艺,仿佛天人合一的自信。
这些老师傅们,他们还好么?
我打心眼里的期待今天武汉解禁后,这家豆皮店可以如同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再次开门营业。我期待看见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再次娴熟的操起蚌壳,表演自己练了一辈子的豆皮技艺。
毕竟,血性不羁潇洒自由的武汉人不会认输。这是片孕育出不畏严寒的菜薹和传奇一个时代的吉庆街的土地,天知道他拥有怎样更坚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