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赵冬梅
《清平乐》是我以“宋史研究者”的身份参与讨论的第一部电视剧;其实不止我,我的很多同行都在朋友圈裏对此剧指指点点,做了相当认真的批评。《清平乐》不是所谓的“历史剧”,它之所以能够获得学者们颇具学术性的关注,我以为,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又热爱历史的新作者进入了创作领域,使得这部戏表现出一种努力传递“有关宋朝的真实信息”的诚意。
“有关宋朝的真实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是服化道所营造的视觉效果,从皇帝、皇后、诸大臣的“标准照”到东京街市上“前有楼子后有台”的正店,无不流露着宋风宋韵,就像是一幅幅活动的宋画。
第二是剧中所用称谓等知识细节,竟然如此贴合宋朝实际。比如,宦官的首领任守忠称“都知”,这是宋朝宦官“两省”——入内内侍省和内侍省首长的职衔;宫中称呼皇帝为“官家”,称呼妃子为“娘子”。这些称谓,对於现代的读者和观众来说,是相当陌生的。《清平乐》的作者(我用这个词统称编剧朱朱和原著作者米兰l ady)能够知晓这些称谓,并且将它们应用在作品中,可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要知道,即便是对於宋史研究者来说,官制也是一大难关。
称谓之外, “清风楼” “烧朱院”“齐民要术”等细节的出现也让我由衷赞叹。南渡之初,东京故老追忆旧京繁华,作《东京梦华录》,卷八载:“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在京七十二户诸正店。初卖煮酒,市井一新。唯州南清风楼,最宜夏饮。初尝青杏,乍荐樱桃;时得佳宾,觥酬交作。”剧中曹皇后从南京应天府(今商丘)遊学归来,上清风楼小酌,最是相宜。
宫中多美食,然而,最好的烤猪肉却出自大相国寺“烧朱院”,连皇帝也垂涎。这是剧中的一个情节。这个“梗”出自宋人张舜民的《画墁录》:真宗朝,相国寺僧惠明善庖,“炙猪肉犹佳”,他所在的禅院因此得名“烧猪院”。著名词臣杨亿酷好此味,常带朋友去惠明处聚餐,又觉得“烧猪”之名不雅,建议改为“烧朱”。若干年之後,王安石从金陵奉诏还朝,先派爱子王雱回开封来打前站租房子,王雱在烧朱院吃饭,遇到一伙正在聚餐的“朝士”,跟他们说想在司马光家附近找房子,因为王安石说想要住得近一些,好让家中子弟得到“司马十二丈”的熏染,这时候王安石尚未当政,马王也未分道扬镳。这个故事是陆游记下来的,陆游是王安石的弟子陆佃的孙子。
《齐民要术》是剧中曹皇后带进宫中的陪嫁之一,苗娘子等看了,惊讶地说:“娘娘怎么看厨子的书?”书裏记载了280种食谱,说是“厨子的书”也没错。问题是曹皇后为什么会带着这本书进宫?作者设计这样一个情节,究竟是凭空杜撰、漫无目的,还是别有依据、有的放矢?《齐民要术》进入雕版印刷时代的第一个印本,出现在宋朝,是仁宗的爸爸真宗晚年1020年雕印的,发放对象是各地的劝农司,目的是“以勖民务”,指导农业生产。仁宗初年,又出现了崇文院的校勘本,只是印数不多,“非朝廷要人不可得”。整理出版《齐民要术》,表明朝廷对农业的重视。《清平乐》中的曹皇后是个“事业控”,还跟着范仲淹读过书,以《齐民要术》为陪嫁,简直是神来之笔,令人惊叹。当然,我不是说历史上的曹皇后真有这些曲折故事,而是说在剧中曹皇后的人设之下,以《齐民要术》陪嫁合情合理。
顺便吐个槽,剧中曹皇后的另外一笔嫁妆竟然是她伯父曹玮的铠甲,我觉得断无可能。曹玮是名将不假,但是曹家子侄众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样的东西送给女儿家的。
第三类“有关宋朝的真实信息”是观念上的,涉及後宫关系和朝堂关系。後宫关系方面,在《清平乐》中,仁宗的身世故事终於走出了“狸猫换太子”的血腥离奇,表现出回归真实的取向。真宗的刘皇后是一个真正的传奇,她以再嫁之身赢得真宗毕生挚爱。正是在真宗的支持下,她抱走了李氏所生的唯一皇嗣也就是後来的仁宗,并因诞育皇嗣得以正位中宫。刘皇后抚育、教导仁宗,是一个稍嫌严厉的母亲;在真宗晚年和仁宗前期,刘皇后充当了合格的摄政,为维护政局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尽管并非亲生,刘皇后和仁宗是互相成全的。《清平乐》在刘后-仁宗关系的主调上摆脱了“狸猫换太子”的血腥想象,是一个巨大进步。
同样可称为巨大进步的,还有剧中对朝堂关系的描述,既跳脱了勾心斗角的阴谋书写,也没有落入以宫斗引领朝政的新窠,而是恢复了正常情况下正常君臣关系的本来面目。皇帝是一国之君,宰相是政府首脑,大臣是国家栋樑,朝政才是他们的正事儿!
仁宗朝(1023-1063)距今差不多一千年,北宋和现代之间隔着金、元、明、清。女真人建立的金把宋赶到了南方,蒙古人建立的元灭掉了南宋,开创了跨越长城南北的大统一,中国文化的面貌也为之一变。然而,宋朝却仍然是中国民间记忆中人物、故事留存最多的朝代,比如《杨家将》里的大忠、大奸、寡妇群英,包公的廉洁公正睿智,苏东坡的豁达开朗,《水浒传》的梁山好汉,岳飞的忠诚惨烈……民间记忆中的宋朝,其信息来源主要是元明清以来的戏曲小说,而这些戏曲小说所反映的,其实是“当时的写作者”对宋朝的理解。唐朝人白居易讲唐明皇故事,开篇要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其实跟汉朝毫无关系。同理,元明清的人所讲的“宋朝故事”,也只是托名宋朝来表达他们所理解的本朝政情、世情和人情,与“宋朝事实”未必相干。而且,当时大部分通俗文艺的创作者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层次都相对较低,他们无力亦无意追求史事的真实性。下层的“上层想象”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皇后娘娘感觉最惬意的,便是劳累了一天之後,躺在竹床上,叫“太监,拿个柿饼来!”故事裏说的是皇帝朝廷,编故事的人却从未有过类似的体验或观察,因此,情节设置难免天马行空,一味追求刺激,丝毫不讲逻辑;至於称谓制度等知识,更无力摄取。这便是传统的通俗文艺中的“宋代”的大致状况,也是中国民间记忆中的“宋代”的知识来源。
《清平乐》作者的知识来源显然与此不同,她们具备了直接从宋代史料和现代研究中获取有关宋朝信息的能力。公主称呼生母苗娘子为“姐姐”,这个奇怪的称呼是哪里来的呢?哲宗的宰相曾布有一部《曾公遗录》,其中记载了哲宗临终前的很多细节,比如,他接受艾灸治疗,起初毫无感觉,炙了50下之後开始觉得疼痛难忍,便大叫:“娘娘、姐姐,痛忍不得也!”(卷九)“娘娘”叫的是他的嫡母向太后,“姐姐”叫的是他的生母朱太妃。叫生身庶母为“姐姐”,可见嫡庶之分甚严,庶母是没有“母亲”地位的。这是当时人的记载,错不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该剧无懈可击。其评分在临近尾声时跌到7分以下,也正反映其在人物设定和剧情走向等多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所肯定的,是创作者努力捕捉相关的历史信息,然后加以文学的想象。用知识编织故事,用故事传递知识,这样的作者是不同以往的,她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传统。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